李时珍评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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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要他们深入体验“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为一，允执厥中”的所
谓十六字心传。要首先“破心中贼”，才能“破山中贼”，防止人民作乱，
以巩固封建统治。王阳明去世后，阳明心学发生分化。以王阳明的学生王艮
（1483—1541）为首，形成泰州学派，其成员多是樵夫、渔夫、陶匠。他们
农忙时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农闲从事文化宣传活动，向农工商贾进行启
蒙式教育。黄宗羲曾称赞泰州学派韩贞的讲学方式说：“（韩贞）以陶瓦为
业，粗识文字，有茅屋三间，以之偿债，遂处窑中。以化俗为任，随机
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众讲学。一村既毕，又之
一村。前歌后答， 诵之声，洋洋然也。”（《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泰
州学派的活跃，显然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适应广大农工商贾强烈的
文化生活要求，自发地掀起一股文化普及运动。
民间文化生活的活跃，人们对封建统治思想逐渐发生动摇，封建统治思
想的叛逆者应运而生。和李时珍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李贽（1527—1602）是
封建叛逆思想的代表者。李贽是泰州学派的激进分子，统治者称之为“异端
之尤”。他以“异端”自居，明火执杖同“正统”理学思想展开斗争。当李
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孪贽正好住在湖北麻城县，撰写《焚书》和《藏
书》。这些战斗性很强的著作有如刺向封建卫道者的投枪和匕首。他要“颠
倒千万世之是非”，反对封建独断论和封建蒙昧主义。他称赞陈胜、吴广起
义为“匹夫首倡，古所未有”；赞扬梁山泊起义领袖都是“大力大贤，有忠
有义之人”；要求各级官吏人人应读《水浒传》；称赞卓文君之私奔，是“归
凤求凰”；赞扬红绋自择配偶是“千古来第一个嫁法”。他同封建礼教针锋
相对，发出思想解放的先声。李贽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经过长期
礼教禁锢之后，止在冲破中世纪的思想牢宠，要求自由思想，主张个性解放，
力图打碎统治者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封建思想枷锁。封建思想统治的松弛，无
疑为早期启蒙思想的萌芽和科学创造精神的发扬，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异军突起的市民文学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城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成长，必然要在文学方
面有所反映。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写照。嘉靖万历年间出现的一批小说，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新习俗，充分显示了作者们冲破礼教束缚的思想风貌。吴
承恩的《西游记》（嘉靖时作），李开先的《金瓶梅》（嘉靖万历年间作），
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
恒言》）和凌濛初编辑的“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或借伸话故事，讽刺16 世纪封建统治下没落阶级的腐朽、贪婪、残暴，歌颂
人民对黑暗势力的反抗精神：或用现实手法，描绘豪绅地主的道德堕落和新
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当时文学领域掀起了一股批判现实的新风，处处同
传统礼教相抗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商业贾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儒
门子弟纷纷弃儒经商，入学中举的道路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羡慕。女人改嫁、
私奔，在小说中被视为值得同情的行为；节烈观念，开始褪色；在小说中甚
至出现了纵欲的描写。这都是以往在名教思想束缚下不敢想象的。这说明人
们正在改变观察人生问题的价值尺度，数千年来的封建礼教价值观念，经受
着猛烈冲击。
明代中叶，中国戏曲有了新的发展，汤显祖《牡丹亭》的创作，地方戏
曲“昆曲”的兴起；都适应了当时城镇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经过长期封建
思想禁锢之后，文学、戏曲方面掀起的思想开放的风气，要求人们打破旧思
想、旧观念的束缚，想前人不敢想的事，说前人不敢说的话，写前人不敢写
的书，这股文化新风，对李时珍的科学创造无疑有激发、诱导的作用。
（三）超越前代的科技创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宋代达到它的极盛时期；此后数百年里，
呈现一种沉闷局面；到明代中叶又有了大的发展。这一发展有着相当深刻的
社会根源。在此之前，科学技术缺乏长足进展，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顽
固地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城市工商业始终未有大的发展，中国长期停滞在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水平，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于提出新要求，更难显示有力
的支持与推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士人沉溺于“进士及第”的黄金梦，
陷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牢笼，不屑于弃科举而攻“雕虫小技”。在封建
社会，科学技术从来遭到鄙弃。土人们往往是在进士梦破灭之后才被迫研究
人所不齿的方技。到明代中叶，以上两方面情况都有了变化。工商业的空前
发展，儒学道路的一度冷落，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人们另眼相看。这一时期的
创造发明，是随着整个手工业的空前发展而出现的，此时的中国手工业有了
许多比较发达的部门。首先，纺织业中，棉织、丝织、毛织部有很大发展，
特别是丝织业，所产的锦缎，巧夺天工，远销海外，令人倾倒。其次，冶铁
和采煤业，生产模范宏大，生产技术改进，生产组织合理化，预示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第三，瓷器制造业，尤其令人瞩目。景德镇的官窑、民
窑共3000 余座。嘉靖时期，官窑每年出产”五色龙凤诸器”多达44 万余件。
（《明史·食货志》）生产分工已很细致，“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
成器。”（《天工开物·陶埏》）印刷业也是当时最发达的行业之一，南京
是当时印刷业中心，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有极高技术，大部头的丛
书、小说、戏曲、本刻画，都广为印行。彩色套印技术，已达到极高的艺术
境界。
伴随着手工业的发展， 16 世纪我国科学技术成就十分辉煌。
（1）北京天坛回音壁的构建。回音壁是环护”皇穹宇”（安成祭天牌位
的地方）的圆形围墙，建于嘉靖九年（1530）。墙壁设计奇特，砌得整齐光
滑，赋有神秘的声音反射效果。有人在一端面向墙壁小声讲话，在很远的另
一端，别人会听得很清楚，二人可以对话。其原因是发音者的声音与墙面受
音点的切线所成的角度小于22 度，声音分布在近墙面的一条不超过2。5 米宽
的圆环内，不致碰到皇穹宇反射到别处去。配合回音壁的三音石和圆丘也具
有奇特的声学效应。这一组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在世界文化史上亦
属罕见。
（2）卓越的“十二平均律”的发明。乐律学在我国发展很早，历来极受
重视。明中叶，卓越的乐律学家朱载堉（1536—1610）发明的十二平均律，
比欧洲乐理学家梅尔生（1588—1645）的发明早半个世纪。朱载靖本是一位
王室世子，不慕荣禄而潜心乐律、历算。于万历十二年（1584）写成《律学
新说》，采用求等比级数的方法平均分配倍频程的距离；以珠算为计算工具，
取公比为12 2 ，精确度达到小数后25 位，使十二律中相邻两律之间的频率差
完全相等。从而彻底解决了“旋相为宫”的转调问题，作出音乐史上划时代
的贡献。19 世纪德国物理学家赫姆霍茨对此有过高度评价。
（3）伟大的治河工程的胜利。黄河之水天上来，它源远流长，日泻千里，
气势雄伟，但却是一匹难于驯服的脱缰之马。治理黄河是世界水利史上最棘
手的难题，自汉代贾让以来，世代水利专家为它绞尽脑汁，同泛滥的河水进
行过惊心动魄的搏斗。“黄河斗水，泥居其七”。它每年要从黄土高原冲刷
下来16 亿吨泥沙，堆成1 米见方的大堤，可绕赤道27 圈。黄河肆虐，则淮
河、运河及其下游广大地区就要陷入极大灾难。明中叶。李时珍的同代人潘季
驯（1521—1595）为驯服黄河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奉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重命，四次出任总理河道御史，前后主持治河27 年。针对黄河含沙量大的特
点，断然改变以往采取的“分流”办法，指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
沙停则河饱”；反之“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河议
辨惑》）他提出卓越的主张：”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其战略决策是以人
工筑堤，约束洪水，加快流速，增大洪水冲刷力，带走泥沙，以免河床淤浅
而导致河水决堤泛滥。具体措施是先筑缕堤作为第一道防线，缕堤之内造月
堤以止水：再筑遥堤作第二道防线，遥堤之内设格堤以阻水流。用这种防洪
与疏导紧密结合的办法，终于控制了明初以来长期出现的黄河游荡、运河阻
塞的局面，此后近两百年使黄河再未发生大的改道。将治河工程从单纯治水，
转移到水流、泥沙、河床三者并治的轨道上来。这一思想，对此后三百多年
的治黄工程发生重大影响。黄、淮、运三位一体的治河工程的卓有成效，成
为水利科学史上的光辉篇章。
以上事例，虽不足以反映明中叶科学技术发展的全貌。却显示了中国16
世纪的科学技术在某些领域一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李时珍生活在这样的科
学氛围中，他的科学创造取得卓越成就，绝不是偶然的。
三、16 世纪中国医学药学的发展
明代初年，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发达，人民生活的提高，医药卫生
条件获得很大改善，医学、药物学的研究累积了不少优秀成果，为李时珍的
科学创造提供了良好条件。他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除了个人的天才与勤奋，
更应看作是时代的赐予。
（一）前人的医学贡献
宋代以来，中国印刷术相当进步，到明代刻书风气更为盛行，使许多文
化典籍得以迅速而有效的传播，重要的医学著作，容易得到普及。孪时珍编
撰《本草纲目》过程中，参考了41 种药物学著作， 277 种医学著作，还有
经史百家著作440 种。图书资料上的这种有利条件，是他的前人不易享受的。
特别是金元时期，医学界开展百家争鸣，四大家医学理论独立发展，竞长争
高，各有千秋，形成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李时珍得以纵观诸家之长，参
照比较，择善发挥。刘完素的清热解毒理论，张子和的汗吐下三法，李东垣
的脾胃学说。朱丹溪的滋阴降火原理，这些先进医学思想，都是敢于打破陈
规，大胆创新的产物，对李时珍的创造思维活动，有着强烈的启迪作用。明
代中叶，学术界、文学界革新思潮的掀起，更为李时珍的创造增加了无穷助
力。比李时珍年长或与他同时的医学家，在医学理论、医学文献研究、各种
临证经验上作出重要贡献者为数不少。
较李时珍年长的医学家中，薛己（1486—1558）曾任职太医院，著《内
科摘要》，是医学史上首次以“内科”命名的医书。他兼通内、外、妇、儿
诸科，其著述合编为《薛氏医案二十四种》。其中《正体类要》 （1529）
论述正骨手法，外科方剂，成为外科正骨法重要著作。韩懋著《韩氏医通》
（1522）强调四诊在鉴别病证上的重要性，对书写病案作了全面规定。儿科
名医万全（约1495—1580）著《幼科发挥》、《痘疹心法）等合编为《万密
斋医书十种》，总结本人行医50 余年及家传三代的临证经验，对儿科贡献尤
为突出。
与李时珍同年的医家，更是人才辈出。马莳对《内经》很有研究，分卷
注释，编成《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1586）、《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
（1586），后者为《灵枢》最早的全注本，二书于医理分析、宁义解释多有
发挥。嘉靖时名医徐春甫，辑录230 余部医书及其他文献中的医药内容，编
成《古今医统大全》（1556）共100 卷，分为内经要旨、脉法、经络、针灸、
本草、养生及临证各种证治等类，为16 世纪重要医学类书。杨继洲（1522
—1620）任嘉靖皇家侍医，博览群书，行医40 余年，著《针灸大全》，集明
以前针灸学之精华。王纶撰《明医杂著》 （1549），主张外感法仲景，内
伤法东垣，热病用完素，杂病用丹溪，对内科学的发展作了重要概括。
略晚于李时珍的卓越医学家则有张介宾、赵献可、王肯堂等。张介宾（1563
—1640）号景岳，是著名医学理论家，与朱丹溪持不同见解，认为“人体虚
多实少”，主张温补肾阴肾阳，创立多种补肾方剂，著《景岳全书》 （1640），
成为医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赵献可（生于16 世纪下半期）发挥李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