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干子弟-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功勋后代，应该相互帮衬才是。”
杨元朝不同意这种说法：“你那是血统论，早过时了，太落伍了。”
“哎，小岚，”见杨元朝油盐不进，小超又转向李小岚试图说服，“血统论怎么啦？难道咱们的上一代不都是冒着枪林弹雨，打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功臣？怎么不应该相互照应呀？”
鉴于是一个院子住的邻居，老子又是接别人班的，李小岚一时不好给小超难堪，只好以模棱两可的微笑作答。
“元朝，血统论究竟怎么啦？有啥不好呢？你可别不承认现实，干部子弟就是干部子弟，应该抱团儿！”小超急赤白咧地嚷起来。
他的几个小兄弟也跟着一块起哄，均胡说八道地嚷嚷起来，意思无非是你杨元朝眼下虽然混好了，但毕竟是干部子弟，因此不能忘了自己的出身和血统。
“你们闭嘴！瞎嚷嚷什么呀！”杨元朝不由火了。
慑于杨元朝的威严，更在于害怕他身为刑警头的身份，小超的那几个小兄弟都不敢吱声了。
“呦，元朝，别发火呀，大家伙都是好意，没别的意思。你要是不同意就算了，没人勉强你。”小超颇为不满地说。
杨元朝也意识到自己不冷静，不该发火，因为，一是在自己家里，人家毕竟是登门拜访，理应尽量客气点儿；二者，人家是来游说的，而不是强买强卖，犯不着发脾气，你不同意就算了，权当人家白来一趟，白说一回。于是，便缓和了神色，讲起大道理：“你们的想法我无权拦着，人各有志，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谁也不能强求。不过，我还是告诫诸位，眼下不是过去，也不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旧社会，穷人非得组织起来，或是上山打游击，或是组织暴动起义。现在是和平时期，要的是稳定。再有，我也希望你们都明白，即使咱们的父母都是跟着共产党打江山的功臣，可也仅此而已。别忘喽，他们老一代先前也都是平民百姓，贫苦人出身，并不是啥世袭了多少代的贵族。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干部子弟，应该跟上时代，用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争取一份功名，而不是仗着老子的功劳和余威享受，那可不现实，是会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所淘汰和抛弃的！”
见他这样说，小超情知白来了，立马起身：“那就算我白说。以后，咱们各行其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说完，气哼哼地带着小兄弟们走了。
吴小弟首先幸灾乐祸地笑起来，拍着手说：“元朝，真解气，让你这一拦就给拦住了，整个拒之门外，不给面子。以往，小超那份牛，仿佛天老大他老二似的，四处招摇过市、张扬跋扈，其实狗屁不如。别理他们。”
“说得对。”陈童随声附和，“这些人，只能坏事，好事一点儿也轮不着他们。”
李小岚只是笑，没言语。
3
一晃，1984年秋季姗姗来临了。
这一天，英子轮班在家休息。现如今，中将大小姐变得多了，不再像先前当千金小姐那样只管自行其事地乐得舒坦和轻闲了，万事不用操心，而是正经履行起一个合格家庭主妇的职责，只要得空，就忙活学点儿传统手艺的绝活，比如煲汤，就很下了一番工夫，终于练得得心应手。
已经快中午了，她正在厨房灶前挥汗如雨地忙活着烧煮清心利肺的贝母鸡，听到会客室里的电话铃响了，连忙匆匆走过去，抄起电话：“喂，找谁？”
听筒里，一个男人操着夹生的普通话道：“我找刑侦处的杨处长，请问，您是杨处长的什么人？是保姆吗？”
英子觉着，对方的口音怪怪的，够嗲声嗲气，类似于三四十年代旧上海流行的所谓国语，而且还是一副瞧不起人的口吻，哪受得了这份侮辱呀，不免生硬地回答：“你才是保姆呢！怎么说话呢？”
“呦，小姐，对不起啦。那你是杨处长的什么人呀？”
“你管得着吗！你是什么人？找他干吗？”英子生气，有人居然敢把自己说成小保姆，简直太没眼力见儿了。
“我是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商人，曾有缘认识杨处长，找他有事情，请你务必帮忙叫一下。”依然还是那种够拽的嗲声嗲气的动静。
“他不在，有事去单位找他。”英子才不管你是宝岛，还是哪儿的人呢，恼怒地撂下电话。
可一撂下电话，又有点儿后悔，怎么没问清来电人叫什么？想干什么？整个懵头懵脑，意气用事，不禁怪自己脾气大，没耐心，害怕误了丈夫的事，那可就不合适了。于是，她赶紧给班上的丈夫打电话，说有一台湾商人找他。
杨元朝挺吃惊：“台湾商人？哪跟哪啊？英子，你学的地理知识没全忘吧？大陆和台湾之间隔着300多海里海峡呢，离得那么老远，我怎么可能有熟人呀？那儿我可没认识人，不认识。”
“可他说认识你，还说的钉是钉铆是铆的。”
“绝对不可能。”杨元朝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啥时候跟来自祖国宝岛的人有过交往，就是一般应酬吃饭，也从没有过，“别搭理他，赶紧推了。实在推不了，就让他到单位来，明确告诉他，咱从不在家里办公。”
杨元朝担心，别是打着台湾同胞的旗号，来找自己私下里说案子的，平时来找他走门路说情的人很多，一些上级领导也经常给他打电话或是写条子，目的均是受人之托，替形形色色的亲朋好友消灾解难。
果不料，没一会儿功夫，传达室的值班人员便打来电话：“杨处，门口有个台湾人找你，接不接待？”
“问他有什么事？要是说情走门路的，就赶紧打发了，哪有闲功夫陪他们扯淡呀。”
电话里，传来值班人员询问的声音。
一会儿，值班人员又报告：“他说，不是为谁来说情的，是要感谢你，而且必须当面。”
“谢我？笑话！咱就是干这个的，哪天不得破几个案子，谢得过来吗？再说这是咱的本职工作，拿的就是这份工资，所以，没啥谢不谢的。你跟他说，让他把心放踏实喽，情咱领，就不必当面锣对面鼓地谢了，谁都耽搁不起功夫。”
值班人员又在向来访者做解释工作，但显然没奏效：“不行啊，说出大天来，他也非要进来见你不可，并且还威胁说，如果见不着你，人家就要请政协和统战部门出面正式联系，怎么着也非要跟你见一面不可，你看？”
“麻烦。”杨元朝嘀咕了一句，“那就叫他进来吧。”
让他料不到的是，幸亏人家台湾商人够执拗真诚，否则若是稍微搀杂一星半点儿的杂质，一个天大的机会就会跟他杨元朝悄默声的擦肩而过。
这个台商就是那次杨元朝端着“微冲”，冒着生命危险，在市文化宫练功房所营救下的人质。本来，事过境迁，见天办案，杨元朝早忘了这码事，及待彼此照面，方才依稀认出来。
“哈哈，你就是那个差一点儿没命的人质吧？”杨元朝乐呵呵地说道，“一向还好吧？在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儿做生意，够顺利吧？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洪福嘛。”
台商的年纪比杨元朝大几岁，但还不到40，属同龄人，长得倒也仪表堂堂，一副西装革履的绅士打扮。
“上回多谢啦，不然，兄弟我的追悼会都已开过多时啦，让我怎能不感谢你呢。不见你这救命恩人一面，连起码的人情世故都说不过去。”台商客客气气地说着，随之恭敬地递上一张名片。
杨元朝扫了一眼当时还刚刚在大陆流行开来的长方形小纸片，见上面醒目地印着“郭家驹”三个黑体字，至于台湾某某贸易公司及一应联系方式和公司位址等，也均罗列的够详细，但他却没仔细看，随手丢在桌上。
对于这类交往，他向来不以为然，起码地点和场合不对，再者人家是来感激你救命之恩的，彼此的位置也不对等，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啥真情谊儿可言，做不得数，当不得真。
“哎呀，杨处长，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年轻？真是英雄出少年啊！上回可真够险，要不是你杨处长身先士卒，冒死救人，我都不知道会怎样了。”看来，对于上次的历险和救命恩人，台商至今记忆犹新，没忘了。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杨元朝应付着，“这都是我们平常干的事儿，一点儿不奇怪，用不着表扬。希望你在大陆的生意和投资能够圆满，多多赚钱，大大发财，总之一切顺利。”
这话，让任何人听起来都不免有一种干巴巴的应付事儿的感觉，可人家台商却并没因此觉着有多尴尬，依然热情洋溢地表示感谢。
“你的意思我明白，大约是想交朋友，至少，要请我出去搓一顿，表示表示你的一片感激之情，是不是？我看还是算了，我已经说了，这是我们警察的本职工作，正当该做的事，没啥值得感谢的。”
“哎呀，”台商不依不饶，“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丢了点儿东西，破了财，消了灾，这可是救命之恩呐！你让我们台湾同胞怎么想？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吧？上次发生那件事情以后，我因为在上海有生意，就赶着过去忙活，直到最近才返回。既然回来了，总得让我表示表示吧？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会觉着欠你的债，活得不舒服。”
“真的不行，我们有纪律，不允许接受当事人请，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杨元朝坚持。
商人到底是商人，心思花哨，鬼点子多，见杨元朝油盐不进，马上另辟蹊径，转换话题：“哎，杨处长，我觉得，你跟一般人不大一样，说话办事透着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想必，你的家世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吧？”
杨元朝一怔：“根据呢？我脸上又没写着？”
台商得意地嘿嘿笑道：“这就难怪了，除了你说话办事跟别人不一样，我还有另外一个佐证。”
“什么？”
“你家的电话是军线，对吧？”
杨元朝又是一怔，不知这主是打哪知道这些的？看来，还真不能小看商人，搞情报正经有一套。
“那你说说，这一般跟不一般有什么不同？”
“还是我猜对了。”郭家驹满意地笑了，“你杨处长是军人的后代，就是你们大陆人所俗称的‘干部子弟’，对不对？”
“干部子弟怎么啦？我们伟大领袖说过，大家伙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和社会公仆，不分贵贱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台商见他如此冠冕堂皇，便一反常态，不屑地挥挥手：“杨处长，你就不用给我上政治课啦，我知道你们大陆人，经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练得人人都能说会道，理论水平高。其实，我来大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早先在广东、福建，后来在北京、上海，现在到了贵地，大陆的事，我都懂。你们干部子弟条件优越，属于社会各个阶层中的贵族，就像欧洲那些因战功被国王授予贵族称号的家庭子弟一样，哪能跟一般普通平民百姓的孩子相提并论呢？开国际玩笑！”
杨元朝没承想，眼前的台商居然懂得不少，不免重视和感兴趣起来，也便多少放下执法者的架子，显得平和多了，不禁刻意地瞟了一眼名片上的“郭家驹”三个字，然后道：“那你说说看，都还懂得我们大陆多少？我倒想领教。”
台商乐了，诚心诚意地说：“虽然，大陆和台湾岛远隔千山万水，可中间不过就是有那么一个台湾海峡挡着，其实二者都属于一个版图，同一个祖先，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这话我爱听。”杨元朝绝对赞成这种说法，“看来，你还是个民族主义者，起码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
“那是当然啦。”台商自觉不自觉地牛起来，把胸脯拍得砰砰响，“实话跟你说，我还是‘国军子弟’呢！当年，我老子也正经指挥过几万人马，跟你们真刀真枪地较量过，虽然最后失败了，躲到弹丸之地的小岛上，可毕竟那都是由于政治信仰不同罢了。如今事过境迁，老一辈儿的恩怨情仇已经成为历史和过眼烟云，咱做小字辈儿的不应该再延续仇恨而应该携手，共同繁荣昌盛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这一番直抒胸臆的见解，还真把杨元朝的兴致给勾起来了：“行，既然你‘国军子弟’如此坦诚相见，我作为‘共军’的后代，总不能欺负你。我答应你，接受你的感谢，今儿下班以后，咱们聚聚。不过，得由我掏银子，谁让我是胜利者的后代呢。”
台商听他这样讲，不禁高兴地乐了，已经看出面前的这个“共军”后代当真是个人物，尤讲义气。
当晚，杨元朝为慎重起见，在城郊结合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馆子做东请台商。不仅如此，就只带了杨守信一个人赴宴，而且还没让他进门上桌，而是等候在外面的车里。
“共军”子弟和“国军”后代两人单独共进晚餐，彼此聊了很久，无论是谈兴还是气氛均和谐友好，直到午夜时分才依依不舍地相互握别，并相约以后一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