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秘密档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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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的谈判，罗马尼亚政府终于同意从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撤军，这样，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
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漫长的谈判。要不是朱可夫本人，就是回忆录的编辑弄错了。事件发展相当快。6月26日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按照公使转交的地图清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领土。在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北布科维纳甚至没有划入苏联版图，好像它从未隶属过俄罗斯帝国。但是这些情况一点儿也没让斯大林感到不好意思。1940年6月26日深夜，罗马尼亚驻莫斯科公使达维杰斯克应邀去见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交给他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同意在24小时内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转交给苏联。柏林劝说布加勒斯特做出让步，第二天晚上，罗马尼亚政府接受了苏联的条件。6月28日，红军师在朱可夫的率领下到达德涅斯特。朱可夫不无骄傲地描述了这场实质上说是警察战的战役：
我们查明，罗马尼亚政府和司令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把被解放地区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全部仓皇地运往罗马尼亚。
为了制止这些破坏条约的行为，我们决定在普鲁特河上空派出两个空降旅，占领所有桥梁。两个坦克旅的任务是超过撤退的罗马尼亚纵队，并到达普鲁特河畔。
完成急行军（大约200公里）后，我们的坦克部队出现在空降兵部队的着陆地点。在罗马尼亚部队、当地政府和所有急于逃回罗马尼亚的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军官们也丢下自己的部队和司令部的器材逃过河去。简短地说，在苏联军队面前，王牌部队陷入了可悲的境况并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
这一事件后的第二天（6月29日。……作者按），斯大林通过高频电话找到我。斯大林问我：
“你们那儿发生了什么事？罗马尼亚大使抱怨说，苏军司令部违反签署的条约，在普鲁特河上空投空降兵，切断了所有撤退的路。好像说你们从飞机上还空投了坦克部队并驱散罗马尼亚军队。”
“情报机关已经查明，是罗马尼亚一方粗暴地践踏了条约，”我回答说，“他们违反条约，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运走铁路交通设备和工厂生产设备。所以我命令投入两个空降旅，目的是为了截住普鲁特河上的通道，为协助他们还派了两个坦克旅，他们与空降旅同时到达指定地点。”
“那你们到底从飞机上向普鲁特河上空投了什么样的坦克？”斯大林问。
“我们什么样的坦克也没空投过，”我回答说。“而且也不可能空投，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飞机。显然是撤退的部队惊慌之中觉得坦克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斯大林笑了笑说：“把丢弃的武器收集清理一下。至于铁路交通设备和工厂生产设备嘛，要好好保管。我现在就给外交人民委员部下命令，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抗议。”
这个插曲就这样和平结束了。
朱可夫从来没有想到过，1940年他在比萨拉比亚所干的事，跟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是同一个性质。大将深信，他是在把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人和北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从“罗马尼亚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虽然这个“压迫”与未来苏联的“压迫”很难相提并论。而且，在罗马尼亚实行农业改革以后，“贵族”……大庄园主早已经不存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实质上变成了农民并且勉强度日。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幸成为了农场主，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收益。按欧洲人的观点看，罗马尼亚不是很富裕，但苏联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他们还要低，而要是与苏联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相比，罗马尼亚的监狱简直成了疗养地。很快，许多被朱可夫的军队“解放”出来的新苏联公民就尝到了这些可怕的“群岛”的滋味。
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提到了“那些想尽快逃回罗马尼亚的人”及被突然出现在普鲁特河畔的苏军空降兵和坦克兵吓破了胆的人。但是，无论是军官们，还是官员和地主们，他们只是在逃离苏维埃政权的控制。逃离的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富裕农民、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而苏联士兵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们在普鲁特河方向不仅拦截了蒸汽机车和车辆，而且还搜走了撤退者随身携带的财产，连手表和打火机也不放过。
基辅军区司令用藐视的态度评价罗马尼亚军队是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况，遭受极度恐慌并显示出“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年，所有这些话就不得不用来描述红军……而且一字不差，（小说下载网｜。。）在德国法西斯的进攻之下，红军战士死于重重围困，剩下的争先恐后地向东逃去。
苏联军队在那时，即1940年6月时，看起来一点也不比罗马尼亚军人好多少。比萨拉比亚的女地主叶夫罗西尼娅·安东诺夫娜·克尔斯诺夫斯卡娅是俄罗斯族，在比萨拉比亚和苏联重新合并后不久曾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待过，她还记得与从德涅斯特来的同胞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穿过村子的路上驶过一辆辆脏兮兮、涂着保护色的装甲车、小坦克……时不时地有车停在路边，接着脸上涂着油污的战士们就下来修理着什么。路旁的地上可以看见一滩润滑油。一辆车出了队伍，向我们家开过来。车里流着黑糊糊的东西，可是小伙子们互相推搡着，边笑边说着俏皮话：‘……就像母羊一样：待在哪儿，哪儿就是一滩……’他们一边交头接耳，一边推着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庄稼汉，直到那人向前走去，同时问道：‘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小伙子们？刚刚过了边境，马上就要修理？’
“机械师不满地嘟囔道：‘我们在路上已经走了3个月了（可能这正好是从芬兰战场调回来的部队。……作者按）……’
在索罗克斯桥那边，距离上桥50米的上坡的地方，一辆汽车翻在了坡下。旁边躺着用篷布盖着的一具尸体，脸上扣着头盔。路边坐着一位手握冲锋枪、神情沮丧的战士。
‘怎么弄成这样？’我问。
‘还不怨这山！难道刹车能受得了？’
我觉得很奇怪：这也叫做‘山’！一个小山坡嘛！”
自然，朱可夫对自己的战士们仓促应战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因为在此之前他做军区领导还不到两个星期。但问题是，一年以后，即1941年6月，那时朱可夫任军区司令已有半年，并且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也坐了差不多有这么长时间，可是红军进行的军事准备工作……包括基辅军区在内，依然没有很大的起色。
红军高层的变动
朱可夫在基辅的最后那段时间，撤换了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部长П。Н。鲁布佐夫少将，他自己20世纪30年代初在莫斯科服役时就和这个人认识了，甚至两家关系还不错。代替鲁布佐夫的是曾在总参谋部的军校当教员的И。Х。巴格拉米扬上校。巴格拉米扬关于自己任职的事是这样说的：“……我早就认识朱可夫。有一段时间两人都是骑兵团团长，而1924年到1925年两人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过……突然有一天我以前的同事鲁布佐夫少将来莫斯科接妻子。我们曾经一起在军校学习过，然后一起当了教员……
‘你现在哪儿高就呀？’我很感兴趣地问。
‘在朱可夫手下，’他骄傲地回答。‘当作战部部长。’
‘哎呀，你真走运！而我就没这么运气了。’
‘我跟你说，’
鲁布佐夫突然兴奋起来，‘你去找朱可夫说说吧。他肯定会帮你的。再说，他也很了解你。一句话，快点儿写信吧，我把信交给他本人。’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信写得很简短，有些像报告：‘在野战部队服役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我现在怀着满腔热情想重返队伍……我不计较职务大小……’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甚至在休息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朱可夫会怎么答复我呢？当我已经开始失望时，来了一份电报。朱可夫大将通知我说，由于他说情，人民委员决定派我去基辅特别军区。并命令我速到基辅报到。
在莫斯科的干部部里，我见到了人民委员签署的关于任命我为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的命令……”
第二天巴格拉米扬已经在基辅了，朱可夫给他的印象是：“朱可夫的样子变化不大。矮壮的身材也许有些胖了点儿，柔软卷曲的头发比以前少些，而脸部更加棱角分明，也更加严峻了。”
“与过去的老同学相见刚开始比较正式。我的举止严格按照条令要求执行。对于司令员这么快就给我答复，我表示了感谢。他皱了皱眉头，挥着手说：‘不要再说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工作需要。现在部队不仅缺乏通晓诸兵种训练知识的人，而且急需熟谙作战训练方面知识的人才。我认为，我没有看错人。’”
当会见不再那么正式时，朋友们开始回忆起在列宁格勒的年轻岁月。巴格拉米扬稍稍提到，想尽快到部署在斯坦尼斯拉夫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的新岗位走马上任。很明显，朱可夫不仅是出于工作考虑，而且还考虑到巴格拉米扬的仕途。
“‘先用不着去，’
朱可夫态度很坚决。‘等等再去。12月份将要举行一个大会，与会者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军区的领导。这个大会从参加人数来说，规模很大，而且部署的任务也很重要。据我们所知，连斯大林本人也要出席这个会议。总参谋长将要就去年一年的军事训练和作战训练工作作重要的总结报告。同时作报告的还有步兵总监察员、军训部部长、装甲兵部部长和炮兵总监察员。几个军区司令要就作战方法和战术问题做出发言。我的任务是就主要问题作一个报告，名字就叫《关于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据我所知，你在总参谋部的军校里呆过4年，先是学习，然后又任教。’然后关心地问：‘你军校的研究资料随身带来了吗？’
‘带来了，司令同志！’
巴格拉米扬高兴地报告说。
‘这样吧，’朱可夫也高兴起来，‘你就帮我准备报告吧！’”
接下来，按照巴格拉米扬的说法，军区司令员好像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战争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爆发。我们不能根据半年或两年后的情况来制订自己的作战计划，而应该考虑到我们边境军区目前的兵力情况。”由此可见，如果巴格拉米扬在这儿没有说假话，那么，朱可夫在当时，即1940年8月份时，就根本没有考虑过在1942年或更晚些时候开始战争，而是认为对德国的战争必须在1941年的上半年开始。显然，斯大林本人也是这种意见。什么时候开战，并不是基辅军区的司令员说了算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苏联历史学家和回忆录作家们曾认为似乎斯大林、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希望把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哪怕推迟到1942年也好的观点又算什么呢？有意思的是，如果敌人已经决定了发动战争的时间，又怎么能够使他推迟实行侵略计划呢？另外要知道，就在朱可夫和巴格拉米扬谈话的那一刻，还根本没有什么“巴巴罗萨”计划。只是朱可夫所设想的苏联的进攻计划已经由1940年夏天推迟到了1941年的夏天。这就是为什么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关于现代进攻战役的报告应该成为最切合现实的报告的原因所在，而那份报告，像朱可夫所期待的那样，巴格拉米扬肯定会为他写好的。
“‘让我们一起想想吧，’朱可夫最后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要不好意思，尽管来找我吧。也可以请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任何一个军官协助。明天再着手工作吧。’
‘明天是星期天……’巴格拉米扬怯怯地提醒道。
‘瞧你说的，是不是星期天要由我们说了算，’朱可夫开起了玩笑，流露出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写作工作很熟悉的样子。”
于是巴格拉米扬坐下来着手写报告：“我立刻投入了工作。军区见习参谋部军校毕业生、很有经验的骑兵中校Г。В。伊万诺夫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没有拖家带口，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从起床号响起工作到熄灯号响起。我和伊万诺夫以相当快的速度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司令要求下，经过多次修改，他总算对我们的努力表示出满意。9月底，朱可夫拿来了最后的修订稿和附录，他把材料交给我，吩咐道：‘再次印刷后仔细检查检查。准备一下动身吧：3天以后要在第12集团军给指挥人员和司令部人员进行训练。我准备去一下。你也跟我一起去。我介绍你认识一下集团军司令员，训练过程中再熟悉一下即将在那里工作的司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