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秘密档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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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对于铁木辛哥对自己的忠心程度并不完全有把握。到底为什么斯大林认为与自己真正喜欢的布琼尼相比，铁木辛哥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呢？布琼尼对现代战争的条件缺乏足够的了解未必起了主要作用。布琼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国防人民委员部讨论新式坦克Т－34的炮塔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他老实地承认说：“我在坦克方面懂得很少。专家才有发言权。”但是铁木辛哥在坦克方面懂得并不比布琼尼多。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布琼尼作为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员，从国内战争起就不仅在军队，而且在人民中都有很高的声望。还在1923年时，伏罗希洛夫就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布琼尼“小农意识很浓，名气太大，也很狡猾……甚至我们的敌人也认为，将来布琼尼会领导‘人民’运动，应该能起到某种救世主（农民领袖）的作用……必须让他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为革命所用”。当时伏罗希洛夫曾惊慌地报告：“当问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是为谁而战时，后者回答说‘为布琼尼而战。’”还在20世纪20年代时，伏罗希洛夫就为把布琼尼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而担心不已，因为“把布琼尼派往农民土地的深渊，简直就是疯了。”8而如果当时，在1940年，再把布琼尼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那么红军战士去打仗的时候将会是“为布琼尼而战”，而不是“为斯大林而战”了。把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之一的军队领导权交给这样一个人，斯大林也是顾虑重重。最好还是让布琼尼当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二号人物，反正铁木辛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老领导面前摆谱。布琼尼实际上是独立于他的，并且万不得已还可以汇报一下这位新人民委员令人生疑的动向。
铁木辛哥部署了部队1940年夏季训练任务，他在自己签署的第120号命令中要求：“战场上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战场上部队需要怎么做，我们就教怎么做。”为了完成这一要求，他命令在演习中和训练场上只允许使用实弹。这导致红军各部队在和平时期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点也没使铁木辛哥感到难为情。他深信，这些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会减少未来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伤亡。同时布琼尼与铁木辛哥团结一致，他在回忆录中以赞赏的口气叙述即将实行军事训练条件要求更严的新举措。事实上，就像布琼尼证实的一样，部队在训练场上用实弹射击的主意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他好像向铁木辛哥和其他的人表示过自己的态度：“我不认为这些个演习可取，士兵们一切都是按预先规定的动作做……射击、进攻，甚至按规定的动作挖战壕。人们应该那样学习，就好像他们在进行真正的战斗。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不惜弹药。只有在复杂的战况下，一个战士才能学会自信而英勇地作战。”也有人冒险反对说：“要知道，这样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是的，有可能。”斯大林欣然同意。“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不教会战士们如何使用武器，不学会进攻，不学会防御，在战场上我们将遭受更大的伤亡。”
好像新举措并未取得什么效果。卫国战争期间红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天文数字，而大家也更倾向于把未经任何训练的补充队伍投入战斗，无论他使用过实弹还是没有使用过。毫无疑问，朱可夫肯定会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满意的。大概，就是根据铁木辛哥和布琼尼的推荐，斯大林才任命朱可夫领导基辅军区的，哈拉哈河胜利的荣耀也起了自己的作用，而哈拉哈河之战的另一名胜利者施泰尔恩在芬兰战争中大丢脸面。现在剩下的就是要检验一下朱可夫的分量如何了。是在战役中检验，而且很快。要知道，斯大林一直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就像他在1940年5月推测的那样，距离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几个星期，那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月。
关于朱可夫乘火车去基辅走马上任一事，保存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证。朱可夫在蒙古时的副官М。Ф。沃罗特尼科夫引用了自己的老营长、曾经在哈拉哈河被授予苏联英雄的上校Г。М。米哈伊洛夫的一段叙述：“朱可夫对所有来为他上任而送行的人表示了感谢。谈话间他表现得很克制。偶尔他也开玩笑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们送行的人都觉得，’
米哈伊洛夫说，‘朱可夫好像不太高兴，也有一些人说，他甚至落了泪。’
‘不可能！’我反对说。
‘我们也不信，可……我们不可能搞错。’”
很多年以后，副官找到了证明米哈伊洛夫的话正确的证据：“在一次谈话时，朱可夫称之为‘叔伯兄弟’的М。М。皮利希恩的妻子克拉夫季娅·伊利尼奇娜插嘴说：
‘谁也没见过朱可夫流泪，可我见过。’
‘为什么事儿流泪？’我问她。
‘我不说。’
‘为什么呀？也许，这很重要。要知道他这么有魄力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轻易流泪。’
‘我不说。’
她执拗地坚持着，不再理睬我们。谈话时她丈夫皮利希恩也在场。他推测说，朱可夫可能是回忆起蒙古时流泪了。但我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朱可夫为自己在这个国度的使命而自豪。
沃罗特尼科夫副官决定破解这个世人并未见过的朱可夫流泪之谜。他很想搞清楚，为什么皮利希恩的妻子隐瞒了一些事情。于是，他冒险向朱可夫本人询问这个问题：“一天在元帅的别墅，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问1940年4月（实际上是6月。……作者按）他动身去基辅时激动的原因。流泪说明了什么……如果真的流泪了的话，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伤心？
元帅没有马上回答……
‘我被委以重任……指挥着一个最重要的边境军区。在同斯大林、加里宁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交谈中，我最终认定了这一想法，就是战争离我们很近，而且不可逆转。让我当这么重要的边境军区的司令也证明了这点。但是，它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场战争？我们有准备吗？我们来得及充分准备吗？我似乎嗅到了某种灾难逼近的味道，我看着对此一无所知、为我送行的亲人和同志们，看着莫斯科，看着莫斯科人愉快的脸庞，想到：我们到底会怎样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不知怎么地，我有点儿不自然，接着我就忍不住了。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战争已经开始了。可一走进车厢，我立刻就控制住了自己的伤感情绪。从那一刻起，我个人的生命就属于即将爆发的战争，虽然在我们的土地上当时还是和平……’”
至于自己关于红军对这场战争是否有准备的疑问，朱可夫在同沃罗特尼科夫的谈话中好像已经做了补充。可在《回忆与思考》中他对自己40年前的思想描述完全不同：“我们预见到，与德国的战争将是艰苦而又漫长的，但同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打算把这场战争和斗争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的武装力量不得不仓促应战，以致在最初的战役中，我方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并被迫向苏联纵深处撤退。”但是谈到眼泪，元帅没有否认。他两眼确实流出了泪水。因为同斯大林的几次谈话让这位新上任的大将深信：战争即将开始。实际上，朱可夫为了取得胜利，一点儿也不怜惜战士们的生命，不怜惜那些他根本分不清面孔、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们。但是，朱可夫对那些他很熟悉并喜欢的人并不冷漠无情。他清楚地记得，在那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据他估算，离战争爆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星期……许多在基辅火车站为他送行的亲人和朋友们死于非命。一年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许多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战友……他们曾一起在蒙古大草原上变得亲密无间……为卫国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М。М。皮利希恩身负重伤，朱可夫终生与他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在那次去莫斯科时，皮利希恩一家人对“叔伯兄弟”的妻子和孩子们关怀备至，而那位“叔伯兄弟”更多时候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忙于公务。朱可夫的女儿埃拉证实：“皮利希恩一家人按莫斯科古老的传统用盐和面包来款待我们，并且总是热情地迎接我们。他们很熟悉莫斯科，所以就帮我们在熙熙攘攘、陌生的城市中辨认方向。那次去莫斯科，他们使我们长了见识，还去了剧院，所以我也没觉得父亲老不在，当时他经常都在忙公事。”
1940年6月13日，即朱可夫动身去基辅前夕，斯大林到底对朱可夫说了什么话，使得这位边境军区司令员流下了眼泪？显而易见，他们的谈话是什么时候也不可能记下来的。但这时《回忆与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我认为，朱可夫把斯大林最后一次、6月份谈话中说的一些话，挪到了书中所描写的第一次、5月份的谈话中。比如，关于没有远见的英法政治家即将受到惩罚的话。6月13日，盟国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已经遭受失败并且不列颠远征军团也已经从敦刻尔克撤退，很明显，惩罚的时间已经到来。但斯大林还指望着，法国人哪怕再顶住一两个月也好。并且在朱可夫上路时临别赠言：“现在你已经有战斗经验了。请接受基辅军区并把自己的经验用到训练中。”
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经验就是进攻。于是，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斯大林更直接地对他说：“在你们向西线的进攻中，很快就要遭受巨大冲击。为6月15日（或8月1日）准备吧！”只是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回避这个问题。再说，这也太不符合固定的宣传模式……苏联人民热爱和平的外交政治，斯大林在希特勒面前充满恐惧，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山民盼望着，即使不能避免苏德战争，也要最大限度地延迟它的发生。
1969年，已经开始着手写回忆录的朱可夫拒绝了国防部某个不为人知的军事科学管理局的建议，预先声明说：“……我们无意中把我们的战争战略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并且给读者造成一种误解，好像我们想先声夺人地进攻德国。”朱可夫还是有所隐瞒。
为什么笔者这么有把握地谈起斯大林曾指示过朱可夫？因为基本上这些指示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当朱可夫还待在遥远的蒙古时，斯大林已经酝酿成熟了一个十分具体的进攻“朋友和盟友”希特勒的计划，这位朋友就在1939年12月还诚挚地祝贺苏联领导人的60寿辰，并祝斯大林个人“身体健康”和“友好的苏联人民未来一切顺利”。斯大林不想欠下这份人情，感谢了德国元首的“美好祝愿”。而对也捎来热情祝愿的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回答用了一句被载入史册，并于二战后在西方被人多次戏谑引用的经典名言：“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指1939年9月德军和苏军共同抗击波兰军队的战役。……作者按）有着深厚的基础，必将源远流长、牢不可破。”9
所有这些话，都是从当时苏联和德国报纸上公布的电报中摘出来的，是为了给舆论界做姿态。而不做姿态的那些文件又如何呢？如果读读它们，其中“源远流长、牢不可破”的苏德友谊连影子也看不见。
例如，当时任苏军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的В。Ф。特里布茨在回忆录中写道：“1940年2月，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颁布了一个指示，其中指出存在以德国为首、包括意大利、匈牙利在内的联盟同时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在Н。Г。库兹涅佐夫死后才出版的一本名叫《严峻的转折点》的书中，在关于海军上将的简短生平和主要军事活动中，这份指示的准确日期被注明是1940年2月26日。正如编纂者所写的那样，生平是在由国家档案馆所提供的资料和Н。Г。库兹涅佐夫的个人档案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份把德国和它的盟国称做苏联可能的敌人的指示，确实是在1940年2月底由海军人民委员颁布的。
我希望读者能够懂得，这类指示原则上不是根据陆军或海军机关领导的提议颁布的。这种指示一般只是根据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提议，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指的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颁布的。肯定，类似的指示当时确实是由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交给红军的，只是历史学家至今也没有找到原件。也可能，无论是库兹涅佐夫的指示，还是伏罗希洛夫的指示，早就已经被销毁了。
进攻前的一些背景事件：卡庭秘密屠杀波兰军官……
1940年2月，红军虽遭受巨大伤亡，但控制了曼纳林防线，于是，英国和法国真的准备派出自己的远征军援助芬兰。似乎为了反击“海洋霸权主义”、为了反击眼看就要到达波罗的海的强大的海军舰队，特里布茨和库兹涅佐夫的海军本来早就应该严阵以待。实际情况却是，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