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秘密档案-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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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当弗拉索夫还在红军队伍的时候，与现在的情况相反，他对斯大林的评价相当好。1942年2月14日，他给前两任妻子中的一个，即阿格涅萨·波德马津科写了一封信。弗拉索夫在信中这样描述与最高统帅的见面情景：“我被最有实权的一号人物亲自接见了。简直难以想像，他跟我谈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你能想像得到吗？我是多么幸运。你肯定不相信，这么高级的领导竟然也对我们的家庭琐事感兴趣，他问我：妻子在哪儿，家里人身体怎么样，只有领导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他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和他一起把法西斯强盗消灭光。”
可能是，投敌者发现在国家社会主义与苏联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经过权衡比较后，他们选择了德国。弗拉索夫曾经对弗雷利希说过：“你们的棒小伙儿让我想起我们内务部的小伙子们。不过，我得承认，你们的党卫军成员看起来更整齐一些，也更勇敢一些。至于说到随机应变、不讲原则和粗鲁，那他们还应该像他们的前辈，也就是我们的小伙子们好好学习。但是，也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了，党卫军成员还是很有天分的学生。”
实际上，投敌者被迫把对德国的整体印象一分为二。第一个对于德国人的幻想就是，他们是把苏联人民从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下解救出来的救星。在第一个幻想破灭后，在那些站到德国人一边的苏联人的意识里，就把德国人泾渭分明地区分为纳粹分子和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德国人。例如，弗拉索夫就曾对参与反希特勒密谋活动的弗赖塔格·洛林戈芬男爵进行评价，说道：“我很喜欢这位男爵，当我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时，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提出的一些理由，以及解释这些理由的方式，都证明他希望我们成功……”而弗拉索夫对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说：“维利弗里德·卡尔洛维奇，您看，我真是无法理解。在季尔加尔腾，人们又是养鸟，又是养猫的，对它们是充满了爱心，而在战俘营里呢，却任凭那些军人们活活饿死。而且这些同样都是德国人干的，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德国人民一直是勤勉有加、热爱劳动的民族；而且谦虚谨慎、勤俭节约。为了家庭你们任劳任怨。我相信，德国人是心甘情愿地工作的。但是，你们的历史同样是厄运不断，出现过帝王、领袖，但都如过眼烟云。难道不是这样吗？而德国人一切都从头开始，并且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地劳作，以便使生活再次变得富足安康。这使他们变得既斤斤计较，又喜欢忌妒。国家社会主义现在宣布德国人是完美的人，但是，据我看来，他们还欠缺我们俄罗斯认为真正的贵族才具有的那种贵族派头。我真是同情德国人啊……”
当时，由弗拉索夫将军和瓦西里。Ф。马雷什金签署的《告红军指战员书》在被占领区禁止宣传。很明显，它仅仅具有使红军瓦解的宣传作用，并不反映德国领导人的真正看法。由于这个原因，弗拉索夫怀有的对德国人的最后幻想也破灭了。
1943年6月8日，希特勒在德国大本营的会议上说，俄罗斯解放军应该只作为针对苏联一方进行宣传的工具，而不应该让其在被占领区作为政治力量起作用，也不应该建成有战斗力的兵团。元首建议不要把苏联的投诚者用作德军部队里的志愿军，而应该把他们派到德国去工作，以便把德国的工人们顶替出来上前线。他指出：“我们永远也不会建立俄罗斯军队，这简直是天大的幻想……我不需要俄罗斯军队，为了他们我还不得不在其中安插德军的骨干。如果我用他们去替那些工人的话，那就完全省心了。”元首对俄罗斯的志愿军们并不完全放心，他认为他们的部队应该由德国人指挥，而且德国军人应该占绝大多数。不这样做会削弱德军的兵团力量，不管怎么说，“东方部队”并不是那种完全可靠的盟友。当弗拉索夫和俄罗斯解放军的其他领导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极为震惊，并且严肃地考虑了停止自己活动的可能性，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证实俄罗斯解放军参谋长费奥多尔·特鲁欣对此也发表意见说：“这下希特勒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嘴脸，俄罗斯解放运动现在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和一些为数不多的德国朋友，他们会站到我们这边的。我们的运动将会存在，不成功，便成仁。”
过了几天，弗拉索夫与一位参与密谋的德国将军会面。据当时在场的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证实，那位将军对弗拉索夫说：“今天我只能说，不排除会政变或者德国政府可能更换领导人的可能性，并且也不能排除重新任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可能性。到那时，弗拉索夫将军，我们可能需要你们的合作和帮助。”正是这次见面使得俄罗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更加幻想着，纳粹制度有可能发生领导层的变化。弗拉索夫心目中对德国和德国人的看法，越发变得复杂起来。
第十二章 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军事功绩：从战争神话到文学神话
实际上，所有这些丰功伟绩要么根本没有真实的地方相对应，要么事情的真实经过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
潘菲洛夫神话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宣传的重点是颂扬这样的丰功伟绩，即红军战士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消灭敌人，或者牺牲自己来保证同志们取得成功。让我们来看看这种自我牺牲的典范：1941年11月16日，28名近卫军潘菲洛夫战士，在政治指导员瓦西里·克洛奇科夫·季耶夫领导下，在莫斯科城下的杜博谢克立下功勋；1941年11月7日，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在政治指导员尼古拉·菲利琴科夫率领下在杜万卡娅村战功卓越；1943年2月23日，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在距离大卢卡不远的切尔努什卡村再创辉煌。考察这类英雄后，可以作出的真实结论是：实际上，所有这些丰功伟绩要么根本没有真实的地点相对应，要么事情的真实经过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同时，对于前两项功绩的神话描写还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即亚历山大·克里维茨基的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尼古拉·吉洪诺夫的长诗《28名近卫军战士》和安德烈·普拉托诺夫写的短篇小说《精神高尚的人》。
我们选择这3个自我牺牲的英雄神话，是因为已经根据事实证据考察出它们全是名不副实的。对于28名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来说，由于我们有其中一位战士后来交待的材料，所以，杜博谢克会让战斗的真实过程调查清楚的。从一般的常识、自然规律推敲，或者考察某些与1941年11月在克里木和1943年2月在切尔努什卡村进行的战斗有关的确凿事实，5名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战士和列兵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所立的功勋，官方的论述是经不住检验的。
国内首次知道28名近卫军潘菲洛夫战士的丰功伟绩，来自В。切尔内绍夫写的通讯报道《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们的光荣》，这篇报道刊登在1941年11月26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描写了遭到敌人60辆坦克和一些步兵营进攻的某“近卫军分队”的赫赫战功。这个分队成功地击退了德军持续“两天一夜”的多次进攻。别兹弗列缅内中尉指挥着这支分队，和他一起指挥战斗的是老政治指导员卡拉乔夫。切尔内绍夫认为，当时“敌人在这一战区尝到了被狠狠教训的滋味后，企图在另一个方向寻求报复”。德军的54辆坦克向“政治指导员季耶夫领导的红军战士分队”所在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按照记者的话说，这个分队经受住了超过4次的敌人进攻。
这个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的神话是这样诞生的。1948年4月17日，由于对“28名潘菲洛夫英雄战士”其中一名进行调查，切尔内绍夫在接受审问时披露了如下情况。那位战士名叫伊万·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多布罗巴宾（多布罗巴巴），他并没有在11月16日的战斗中牺牲，而是当了俘虏，随后在德国的辅助警察局任职。切尔内绍夫披露：“那是1941年11月份的时候……我和《红星报》的记者科罗捷耶夫一起到了前线……我后来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写的那些内容，是潘菲洛夫师部的报导员告诉我的。”由于这个师所在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切尔内绍夫和科罗捷耶夫就没有冒险再向目击事件的政治指导员进一步核实消息的准确性。切尔内绍夫向法庭侦查员承认说：“我只是临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又和提供消息的人谈了谈（他的姓名我不记得了），并且试图弄清楚与德军坦克进行作战的情况。当时，他向我提起了别兹弗列缅内中尉、老政治指导员卡拉乔夫和政治指导员季耶夫这些名字……”
1948年4月份侦查员调查原《红星报》记者科罗捷耶夫时，后者的供述如下：“大约在1941年11月23、24日，我和《共青团真理报》的战地记者切尔内绍夫一起到了当时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第16集团军的司令部。我们与罗科索夫斯基谈了谈，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在从集团军司令部出来的时候，我们碰上了第8潘菲洛夫师政委叶戈罗夫，他讲起了极为惨烈的局势，但同时说不论战斗如何艰苦，我们的人仍然发扬英雄主义精神坚守在所有阵地上（毫无疑问，叶戈罗夫就是切尔内绍夫提到的那位”提供消息者“。……作者按）……其中包括一个连与德军的坦克英勇战斗的例子……当时谈到的是第5连与敌人坦克进行的战斗，而并不是28名潘菲洛夫战士的战斗。叶戈罗夫建议我们在报上宣传一下战士们与敌人坦克进行战斗的英勇行为。”到了参加这场战斗的连队所在的团，记者想与事件的目击者见见面，谨慎的政委劝阻了记者。科罗捷耶夫对侦查员交待说：“根本无法到那个团去，叶戈罗夫建议我们不要到团里去打听情况。”完全有理由推测，潘菲洛夫师的这位政委叶戈罗夫并不敢断定，他对切尔内绍夫和科罗捷耶夫讲的关于杜博谢克会让站旁的战斗确有其事。叶戈罗夫担心，记者们可能会了解到季耶夫和卡拉乔夫政治指导员的连所属的第1075步兵团被歼灭，以及敌人的坦克部队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成功突破的坏消息。
1941年11月27日，继切尔内绍夫之后，科罗捷耶夫在《红星报》发表了题为《莫斯科战斗中的潘菲洛夫近卫军战士》的报告文学作品，文中很肯定地写到：“西线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了10天……潘菲洛夫近卫军师消灭了大约70辆敌人坦克和超过4000名敌人士兵和军官……”科罗捷耶夫提到了某团5连“小分队战士们的突出战绩”。实际上，季耶夫和他一起牺牲的同志们隶属于4连，在这里比较准确的是切尔内绍夫，他称季耶夫为4连的政治指导员。但是，这决不是科罗捷耶夫报道中惟一不准确之处。《红星报》的记者并不知道战斗的详情，所以也没有描写这个过程，但是由于他的原因，出现了28名战士这个神圣的说法。科罗捷耶夫对侦查员讲述了杜博谢克会让站激战的神话如何创造出来的。“晚上，到后来，……我向编辑奥滕贝格汇报了情况，讲述了那个连与敌人坦克进行的战斗情况，奥滕贝格问我与德军坦克部队作战的那个连里有多少人，我回答说，这个连没有全部投入战斗，大约30到40人。我还说到，这些人中有两人投降了敌人……11月28日，《红星报》已经准备好了社论《继承牺牲的28位英雄的遗志》。我不知道社论已经写好了，奥滕贝格又把我叫去问了一次，与德军作战的那个连有多少人。我回答他说，大约有30人。这样，社论里出现的战斗人数就成了28人，因为必须从这30人中去掉两名投敌者。奥滕贝格说，关于两名投敌者是不能写的，而且不知跟谁商量好了，决定在社论中只写1名投敌者……接下来，我再也没有去写关于跟德军坦克作战的那个连的报道，这件事由克里维茨基来操作，是他第一个写了关于28名潘菲洛夫战士的社论……”
很显然，《红星报》的编辑不提两名投敌者，是因为苏联的宣传机关要求非常苛刻。在他们眼里，两名投敌者已经是严重事件了，1名问题倒不大。《红星报》主管文学的书记亚历山大·尤列耶维奇·克里维茨基在社论中加入了自己想像的成分，包括战士们立即镇压叛变者：“29人中只有1人胆小变节。”德国人相信自己会轻易取得胜利，对着近卫军战士们喊到：“你们快投降吧！”仅仅只有1个人举手投降。立即，枪声齐鸣，好几个近卫军战士没用任何人指挥、不约而同地向这位胆小的变节者开了枪。这是代表祖国处决临阵脱逃者。克里维茨基借政治指导员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