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秘密档案-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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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了二十多年后，从苏联的经验中只得出某种叫做斯大林主义的东西。现在，如果你们要问，苏联是什么？它正在做什么？它正在想什么？那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苏联就是斯大林，他做的事就是苏联做的事，他想的事就是苏联想的事。甚至在德国，希特勒也没有像斯大林这么大的威力。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的政权也将与斯大林的政权一样不相上下。但这还值得商榷。希特勒所打交道的民族，它的文化、教育和智力发展都是至高无上的，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是被什么人统治着。德国永远不会向压迫或者专制妥协。”
斯大林把文章中的下面这几个句子画上了线：“斯大林压制下的国家，它的民众在几百年里从来没有享受过权利，也没有受过教育。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就像一群呆头呆脑的役畜，在赶牲口人的鞭打下，全都表现出十足的奴性。”
斯大林不仅为苏联人民抱怨，而且也为自己叫屈：被人封为赶役畜的人，这个荣耀实在是太大了。
戈瓦尔特继续写道：“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把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带到了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神坛上。苏联人再也不会这么愚蠢了，因为他们在被推翻的政权统治下，从来没有享受过个人自由，也从来没有享受过政治自由。”
接下来的内容又被斯大林用铅笔画了出来：“在沙皇专制被推翻20多年后，苏联的生活水平与意大利和德国相比，还是无比地低。”也许，斯大林也打算同意这种观点，但并不认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是什么大的缺点。也许，他甚至认为人民的贫穷是一种优点，它可以让布尔什维克在台上坐得更稳。从来不懂得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更容易相信，当权的这个专政正以最好的方式在维护着他们的利益。
这位美国记者断言：“但是，如果在此之前物质改善程度（苏联人民的生活。……作者按）还不大的话，那么，精神上必将发生很大的质变，导致几百万人民振作起来，萌生新的希望。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头昂得那么高，以至于他们成了被迫害的靶子。清算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富农已纷纷被清算。近两年来，发生了令人厌恶的清算清算者的事件。被清算者是那些‘老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最早开始革命的人，也正是他们把斯大林推到了如今显赫的位置。”
这个观点吸引了斯大林的注意力，于是下一段论述他也画了出来：“共产主义，就像它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在苏联不复存在。从苏联政权中发展出来的只是东方的军事专制、铁腕和残忍无情。这就是被现代官僚主义所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文明典范。从这个官僚主义中滋生出一种新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疯狂地攫取权力，并且在自己临死之前还镇定自若，就像所有从东方思维方式中所滋生出来的东西一样。无论是红旗，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都不足以改变苏联残忍的本性。”
“实际上，苏联到底是什么呢？尽管它有着大规模的军队和人数众多的空军力量，但是，据外国的军事观察家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国务活动家的观点认为，现在的苏联只是一个逝去的希望。在最近组织的任何一次反法西斯联盟中，它都成了被抛弃的对象。”
我不知道，斯大林有没有在他所建立的制度和东方的专制国家之间发现什么共同点，但是，斯大林肯定也不想把世界上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这种并不讨人喜欢的国家相提并论。所以在援引戈瓦尔特文章的这篇报道的第一页上批示道：“把这个报纸的代表从莫斯科驱逐出去。”以便将来再也不能为“污蔑”提供资料。
关于苏联由于军事力量太弱而被抛弃的观点，斯大林也不敢苟同这位美国记者的观点。他看到，欧洲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在塔斯社1939年6月23日关于波兰报刊对英苏会谈反应的报道中，斯大林做了一个很具代表性的批示：“给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去两个团的战斗机。”当时，苏日武装冲突正在蒙古的哈拉哈河畔进行，斯大林想尽快结束那里的战事，以便集中部队为在欧洲的未来军事行动做准备。他知道，他已无法防止战争的发生了，并且他也不准备再做出任何努力。斯大林根本不想保护波兰，使它免受德国入侵的威胁，而是打算与希特勒一起像兄弟般地把它瓜分掉。
但是，总共只过了那么半年，关于红军软弱无力的预言就在芬兰的丛林中和沼泽里应验了。我再重复一遍，斯大林并不相信，他的军队如此孱弱，于是便把在芬兰失利的原因归结为复杂的气候条件，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另外，再加上在芬兰行军的慌乱不堪（以为赫尔辛基会不战而降）。现在毕竟还可以嘲笑那些芬兰人，虽然是试图用笑声驱走恐慌。只是1941年6月22日之后，斯大林真害怕了，并且从此再也没有笑过，甚至在胜利以后。
第五章 击毁芬兰客机“卡列娃”号内幕
法国首都被攻陷与下达击落飞机的命令之间肯定存在着某些联系。可能，在“卡列娃”号飞机上有那么一份文件，它不仅随着法国抵抗的失败而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且如果落入他人之手，将会使斯大林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在不久前出版的《历史文献》中有一本登记本，上面记录着拜访过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人的名字，这对于专业人员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在这些有幸（或不幸）与斯大林交谈过的人的名字当中，有时会有惊人的发现，以及一些世界历史上的难解之谜。例如，1940年1月2日，斯大林会见了一位名叫格林瓦尔德的人，读者也许会推测为是芬兰的将军格连瓦尔……即总统克科年的副官拉格纳尔·格连瓦尔少将。20并且他们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芬兰与苏联之间的“冬季战争”正值最激烈的时候，但是，这并不会影响芬兰的军方高级领导人与斯大林进行和平会谈！而要知道的是，在1939年到1940年间，格连瓦尔还没有被授予将军军衔，当时是芬兰军队总司令卡尔·古斯托夫·曼纳林男爵元帅的副官。
芬兰在1971年出了一本书，是曾任曼纳林私人话务员和密码员的维尔诺·塔赫瓦奈年写的，书名叫《特别的使命》。他证实，从1932年到1945年间，曼纳林与斯大林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系。并且，在“冬季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曼纳林的副官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这件事本身也证明，塔赫瓦奈年写的是实情。要知道，为了让格连瓦尔跟斯大林见面，必须要将这次会面的有关事宜谈妥。而在战时条件下，要完成这件事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无线电报联系。
那么，格连瓦尔与斯大林讨论的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当时他们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在谈话快结束时，政府首脑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也参加了。可以想见，讨论的肯定是关于停战的事。正是因为受格连瓦尔与斯大林会面的影响，在曼纳林的回忆录中才出现了下面这段话：“克里姆林宫觉得在此时此刻手脚还被束缚，这对自己很不利，此时，苏德条约所规定的新的任务已经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占领比萨拉比亚并使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布尔什维克化。从1940年1月初起，苏联领导人就预料到德国将会入侵西欧，这才使得它有可能继续自己的扩张政策。如果芬兰战争仍然继续下去，就会产生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像进攻德国和西方国家这样的计划，尤其需要精心的策划，同时还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否则，这将变成一种冒险行为，或者被延误，从而引出新的、让人意想不到的麻烦。”也许，莫斯科的会见给格连瓦尔留下一种这样的印象：苏联迫切想尽快结束芬兰战争，以便在德国向西发起进攻时腾出手来。但是，1940年1月并没有达成停火协议。
但是，如果相信塔赫瓦奈年的话，斯大林与曼纳林之间的接触并没有停止。可能，还有一个秘密把他们连在了一起。曼纳林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容克－52型芬兰客机“卡列娃”号的坠毁事件，它是在1940年6月14日由塔林飞往赫尔辛基的正常航线上被击落的：“据证实，‘卡列娃’是被苏联的两架战斗机击落的，并且苏联驻防在这个地区的一艘潜艇劫走了机上的所有物品。除了芬兰的飞行员和机组工作人员外，所有乘客也全部遇难。这些乘客全部是外国公民，其中一位是法国的外交信史，他随身携带的装有信件的包也被劫走。芬兰政府在对自己很微妙的形势下……出于大局考虑，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要求赔偿。对外公开的说法是，飞机坠毁的原因至今尚未查明，但事件的真实过程已经基本明了。但是，这一说法由一名两年之后被俘的潜艇上的军官推翻，按照他的说法，坠落到公海中的文件袋被送到了一条随即从喀琅施塔德驶出的船上。”
曼纳林搞错了，飞机并不是被战斗机击落的，而是被轰炸机击毁的。苏联英雄彼得·伊里奇·霍赫洛夫，曾任波罗的海舰队第1鱼雷航空兵团的领航长，他在1988年写的回忆录《在三大洋上空》中，讲述了2架伊尔－4轰炸机的英雄业绩，就是它们在塔林附近击毁了芬兰的民用飞机。在其中一架伊尔－4轰炸机上的是团长希奥·别济诺维奇·别济纳什维利、霍赫洛夫和射击手卡祖诺夫中士，而在第二架飞机上的是
М。А。巴布什金大尉、领航员康斯坦丁·维诺格拉多夫中尉和射击手В。А。卢奇尼科夫中士。国家理应知道自己的英雄！
彼得·伊里奇很肯定地说，“我们接到命令：未经检查，任何外国船只和外国飞机不得离开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港口以及飞机场……1940年6月23日，我们两个机组在团长Ш。Б。别济纳什维利上校的带领下，在波罗的海西北方向进行侦察……在距离塔林3至4公里处我发现，有一架飞机从拉各斯贝格机场起飞了。它正飞往赫尔辛基方向……我们靠近这架没有任何标志符号的容克－52
（难道威武的轰炸机飞行员们没有发现芬兰飞机上那蓝色的标志吗？……作者按）。我打开驾驶舱的领航窗，抬起手向飞行员示意，以便飞机转飞回机场。但是，这架容克式飞机仍按照刚才的航线飞行，甚至还加快了速度……几颗曳光弹从容克式飞机前闪过，但是这无济于事。我们离这架被跟踪的飞机太近了，以至于我们透过它的舷窗都看到了里面的乘客……和他们自负的表情。富农们朝我们指指点点，并用手枪威胁我们（标志没有发现，倒是把自负的表情和富农们看得清清楚楚！……作者按）。这之后，这架破坏分子的飞机（不明白的是，破坏了什么。……作者按）就被击落了。”
“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严格按照指令完成的。但毕竟还是怀着一种对刚发生的事感到惋惜的心情返回了机场。我们详细地汇报了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批评：好像说，我们没能迫使这架容克飞机降落。从海湾里打捞出的机身中不仅发现了许多贵重物品，而且还发现了大量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这时，一切才恢复正常。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这架容克－52拒绝服从命令返回机场：它必须为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受到惩罚。”
给人的感觉是，霍赫洛夫和他的同志们为9条无辜死难的生命没有感到丝毫良心上的谴责：命令就是命令。我们暂时只知道其中两个人的名字：“卡列娃”号的机长博·冯·维勒布兰德和无线电报务员坦诺·兰尼斯。剩下7位乘客……其中也包括法国外交信使，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彼得·伊里奇不知不觉地把这次惨剧发生的时间说晚了9天……即说成了6月23日。大家知道，飞机从塔林飞出已经是在爱沙尼亚被苏军占领之后。按霍赫洛夫的话说，当时“剥削阶级”“妄图把抢劫的巨款运过大洋（说实话，波罗的海并不是大洋）。”但是，实际上飞机是在6月14日被击毁的……正好是德国人攻入巴黎的日子。也许，彼得·伊里奇由于时间隔得太久，便把巴黎沦陷与法国投降的日子弄混淆了……要知道，法国是在随后的6月22日投降的，所以，他把“卡列娃”号遇难的日子搞错了。我想，法国首都被攻陷与下达击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