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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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起的另一意外事件与归途上我们夜晚穿过的一座小城有关。大约距该城二十英里，我告诉她，她要入的那所比尔兹利学校是个第一流、非男女合校，也没有那派现代胡说，于是洛就向我展开猛烈的舌战，乞求、侮辱、自我辩解双关语、残忍的下流话和孩子气的绝望，全都交织进愤怒的逻辑论理中，这论理又激起了我类似解释的行为。我被她粗野的字眼搅蒙了（干得漂亮……我要是对你的话认真我就是个蠢货……臭蛋……你做不了我的主……我看不起你……等等等等）竟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驶过沉睡中的城市，在平滑的高速公路上继续飞驶，突然有两名警察用聚光灯射在我们的车上，叫我停在路边。我对她嘘了一声，她还在机械地怒吼乱骂。那两个人怀着恶意的好奇心斜眼看了看她和我。
突然间，她满脸顿生笑靥，朝他们甜甜地笑起来，对我的刚毅她从未有过如此表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洛甚至比我更惧怕法律——象执法官一样的警察向我们致歉，我们又卑屈地徐徐上路，她的眼睑闭上直颤，故作虚脱无力的样子。
为此我要做一次认真的忏悔。你会笑的——不知怎么实际上我真地从不明白合法究竟何样。即使现在仍不知道。
噢，我只是零零星星知道一些，阿拉巴马州禁止监护人不经法院准许就擅改监护住处；明尼苏达洲，我要向她脱帽致意，规定亲属对十四岁以下儿童承担永久性保护和监督权，法院对此无裁决权。疑问：一个可爱的青春期宝贝的继父，只做过一个月的继父，年龄成熟、小有独立财产、只是过于神经质的鳏夫，身后有一段居在欧洲、一次离婚和进行过几所精神病院的历史，他能否被视为亲属，并因此自然被视为保护人吗？如果若，我是不是应该并且能够有充足理由去向“福利理事会”提出申请（我该怎样提出申请？），而后让法院职员调查温顺、可疑的我和危险的多洛雪斯·黑兹？许多关于婚姻、强奸、收养等等的书，我都负着罪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公共图书馆请教过了，书中除了暗示这种情况是未成年孩子的超级监护，便常常不了了之。皮尔温和扎佩尔，如果这两个名字我没记错的话，是在一部感人的讲合法婚姻的大卷书里出现的，他们却完全无视那些丧母女童的继父的处境，前者既受后者监护又非后者所能控制。我最好的朋友，一位天真的老处女，满怀深深的痛苦从一间积满尘土的储藏室里为我挖掘出一篇社会服务方面的专论（《芝加哥》1936），专论说道：“并没有原则规定每位儿童都必须有一位保护人；法院是被动的，而且只在儿童处于显而易见十分危险的境地才参与事情冲突。”我总结道，只有在某人提出其严肃、正式的请求时才能被指定为保护人；不过，在他接到听诉通知且插上一对快乐的羽翼之前，几个月的时光都溜走了；而在这几个月中对那漂亮却凶狠的孩子的诡计，根据法律他却只能听之任之；后来，这终于成了多洛雷斯·黑兹的情形。接下去的是听诉，来自长板凳那边的几个问题，来自律师那边的几个令人信心大振的回答，一个微笑，一个点头，屋外的轻轻细雨，任命就此宣告完成。但我还是不敢。
离远点儿，作只老鼠，在你的洞里蜷伏着吧。法院只在涉及财产的问题上才显出过份殷勤：两位贪婪的保护人，一个遭劫掠的孤儿，另一位更贪婪的涉嫌人。可是我们，一切都并井有条，财产清单已经做好，她母亲不多的财产谁也没碰正等着多洛雷斯，黑兹长大去继承。最好的政策似乎正是为了抑制对它的任何实施。要不然，如果我过分保持缄默，某些多嘴人，某个“人权组织”反要介入吧？
法洛朋友，是某方面的律师，应能给我一些实心实意的劝告，但他的时间完全被琼的癌症占去了；超出他已经承诺的事，他根本无暇顾及——具体说就是照管夏洛特不多的财产，那是她摔死后法院分期给予的补偿。我已经让他从心眼里相信多洛雷斯是我的骨血，因此不能指望他为我此时的窘况焦虑。读者至此应能推断出，我是个可怜的生意人；不过无知和懒惰均不能防碍我从旁处获得职业性建议。使我裹足的是一种糟糕的感觉：我成为我若任意打乱命运安排并企图赋理智予她幻想的天性，其天性又将焉存，就象东方神话中山巅上的那座空殿，只要高瞻远瞩的主人向它的守门人打听为什么那一抹夕阳远在黑色岩石和地平线之间却仍能如此清晰，宫殿便立刻遁迹无踪。
我决定到比尔兹利（比尔兹利女子大学所在地）以后就找一些我尚未研究过的参考资料，比如沃纳的论文“美国法律中的监护权”和一些“美利坚儿童局出版物”。我还决定让洛做任何事总比她败坏品性地消磨时光要强。我可以说服她做许多事——开列的项目没准能唬得职业教育家目瞪口呆；但不论我怎样软硬兼施，始终未能使她读上超出所谓笑话书或杂志上专门写给美国女性的故事以外的任何东西。任何程度稍高的文学对她来说都带有学校气味，尽管从理论上说，她愿意欣赏《丢了排水孔的女孩子》或《阿拉伯之夜》或《小妇人》，不过她还是确信她不能在这些学问高深的阅读中打发掉她的“休假”。
我现在认为我们没有爬出墨西哥边界而再次迁至东部并送她进了比尔兹利那所私人学校是个多么大的错误。而当时爬出去是有好处的，可以在亚热带乐境中藏身数年，直到我能够平安获得我的小克里奥尔人，因为我必须承认，我是依赖我的分泌组织和神经中枢才得以在同一天里从精神错乱的一极转向另一极——从想到一九五O年左右我万般无奈必须摆脱一个阴唇已发干的难处的少女——一直想到凭耐心和运气，我最后或许能用我灌注在她精致血脉里的血使她生出另一个性感少女、洛丽塔第二，一九六O年左右她将是八岁或九岁，那时我仍然还是年富力强；的确，我的精神或非精神的望远镜，足以在时间的远处辨认出一个仍然年轻的老人——也许已是绿色的老朽？——古怪、温柔、流着口水的亨伯特对着超级迷魂的洛丽塔第三练习作祖父的艺术。
在我们郊野漫游的日子里，我倒不怀疑我作洛丽塔第一的父亲，是个可笑的失败者。我尽力而为了；我一而再地阅读那本为洛丽塔十三岁生日而买的名为《了解你的亲生女儿》，这书名并非故意地颇有圣经的味道；在同一商店还买了一卷附有商业性很强的“美丽”插图的安徒生的《小美人鱼》豪华本。然而，即使在最美好的时刻，比如下雨时我们坐着读书（洛的目光从窗户到她的手表滑来滑去），或者在拥挤的饭馆安静地饱餐一顿，或玩玩孩子式的扑克游戏，或逛商店，或静静地与其它司机及他们的孩子凝望撞得粉碎、溅满血污的小汽车，还有只女的鞋掉在壕沟里（我们上路后，洛说：“那正是我在商店里想对那笨蛋描绘的那种鹿皮鞋”）；在所有这些随便的时刻，我自己似乎绝不象父亲，她也绝不象女儿。或许，是负罪的意识致使我们无力弄假成真？等将来有个稳定的住处能过上女学生有规律的日子，这情形会好转吗？
我选择比尔兹利，不仅由于那儿有所比较肃静的女子学校，还因为有妇女大学。我想让自己安顿下来，能附着于随便什么有图案的平面，将我的斑纹混入其中，于是我想到了在比尔兹利大学法语系认识的一个男的；他非常好心用我的课本作他的教材，并不止一次地请我开讲座。我却无此打算，因为，正象我在这些忏悔中曾提到的，没有比松垮肥笨的骨盆、粗壮的小腿和一般男女同校的女生可怜兮兮的表情更让我庆恶的体态了（从她们我或许就能想象出粗鄙的女性肉体的灵柩，我的性感少女们就被活埋在里边）；但我确实渴望有个标签，有个背景，有个形像；而且当它变得清晰起来的时候，老加斯东·戈丁的伙伴为什么会特别安全就有了理由，一个非常可笑的理由。
最后是钱的问题。在我们快乐旅行的压力下我已濒临破产。是的，我是坚持挑便宜的汽车旅馆；但隔三差五总有豪华、喧闹的饭店，或美其名曰的都市人度假农场来加倍我们的预算；另外，花在观光游览和洛的衣服上的零星金额又有所增加，如辆老黑兹汽车，尽管还算健壮、忠诚，也时常需要大大小小修理一番。在我为写交待而被好心的监狱当局准许使用的报纸中，侥幸留有我的一张条型地图，我从中找到了一些匆匆记下的备忘录，可以帮我做如下统计。从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奢侈的一年里，膳宿费约五千五百元，汽油、机油及修理费一千二百三十四元，另有各种额外花销，数目也差不多；因此，在一百五十天的实际旅游（我们行程约二万七千英里！）外加约二百天的停顿中，我这谦卑的食利者花费了八千元左右，或最好说一万元，因为象我这么马虎，一定忘记了不少的项目。
我们驶到了东部。我的感情满足更多得到的是破坏而不是稳定，她则闪烁着健康的光泽，颈上一对回肠花圈似的装饰品仍象小伙子一样简单，尽管她身高又增加了两英寸，体重又增加了八磅。我们到过每个地方。实际却一无所览。今天我总认为我们漫长的旅行不过是用一条迂回蜿蜒的粘土路亵渎这个迷人、诚信、梦幻殷、广阔的国度，回想起来，它对于我们不过就是破旧地图、毁坏了的旅游书、旧轮胎以及她深夜的哭泣——每天夜晚，每天夜晚——的一份收集——那时我总是假装睡着了。
第十二章
穿过光亮和阴影的交织装饰，我们驶到塞耶街十四号，一个阴郁的小伙子递给我们钥匙和加斯东的条子，他为我们租好了这幢房。我的洛对她的新环境瞥也不瞥，本能地朝收音机走去，漫不经心地扭开旋扭，又本能地往堆有一批旧杂志的卧室沙发上一躺，随后以同样盲目却准确的姿势将手伸进灯桌的下面，把杂志放了下去。
只要能把我的洛丽塔锁住，我确实不介意住往何处；但是，我想，在我和茫然的加斯东书信交往过程中，他模模糊糊地提到了一间爬满常春藤的砖房。实际上，那地方和黑兹家很相象，这却令人失望（相距仅四百英里），也是同一种晦暗的灰色砖墙，木瓦屋顶以及暗绿色麻布遮日蓬；内中房间虽然小些，但其厚绒布——薄金属板风格更为统一，房间格局却也基本一致。只是我的书房大多了，从地到天排列着约两千本化学书，我的女房东（此时休假去了）在比尔兹利大学教化学。
我希望比尔兹利女子学校是所昂贵的日校，能额外赠送午饭，有完善的体育馆，在锻炼所有这些年轻身体的同时，也能对她们的智力给予正规教育。加期东·戈丁对美国情形的判断很少正确，曾提醒我这所教育机构很可能放出的女学生都象他以一个外国人对这类事情的好恶所评价的：“拼写不必太好，但嗅觉必须灵敏。”我认为她们甚至还没有这种成绩。
我初次和女校长普拉特会晤，她夸赞我的孩子的“漂亮的蓝眼睛”（蓝色！洛丽塔！）以及我和那位“法国天才”的友谊（天才！加斯东！）——然后把多丽交给一位科莫兰特小姐，她皱起了眉头，象是沉思说道：“亨伯德先生，我们并不急于让我们的学生变成书呆子或能够脱口说出和写出谁也记不住的所有欧洲首都，或牢记那些已被遗忘的历次战争的年代。我们关心的是儿童适应群体生活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强调四个”D“：戏剧、舞蹈、辩论和约会。我们面临许多特定的问题。你快活的多丽很快将编入的那个年龄组，对她来说约会、赴约、约会服装、约会书籍、约会礼节意义重大，就如同，比如说商业、商业联系、商业成功之于你的意义，或我的女孩子们的幸福之于我的意义。多萝西·亨伯德已经卷入了社会生活的总系统，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那系统都包括热狗摊、街角的药房、麦芽糖和可乐，电影，方步舞、海滨毛毯会，甚至还有发式观摩会！当然，比尔兹利学校是禁止其中几项活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引导其余的进入更富建设性的方向。但我们确实是尽量漠视云雾，直接面对阳光。简单说，我们采取的教育手段对交流思想比对写作技巧更感兴趣。就是说，我们敬仰莎士比亚和其它事物。我们要求我们的女孩子们自由地与周围活生生的世界交流，而不是一头扎进发霉的故纸堆里。或许我们仍是在摸索，但我们是理智地摸索着，象妇科医生诊断肿瘤一样。亨伯格先生，我们是以生物体和社会团体的观点进行思维的。我们已经清除了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