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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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两天所发生的暴行事件记录如下：
第一八○件 一月八日，五、六个日本兵在沈举人巷二十二号强奸妇女后，开枪射击居民，有个姓李（音译）的妇女负伤。
第一八一件 一月八日，四个日本兵在昨晚闯进了高家酒楼附近四十九号袁（译音）氏家里，企图强奸三名妇女（二十一岁、二十五岁、二十九岁）。由于她们行动迟缓，没有听任日本兵摆布，日本兵便向她们开枪射击。
第一八三件 一月八日下午六时，三个日本空军飞行员强奸了华侨路四号姓高（译音）的姑娘（十八岁），事后任意开枪射击。
第一八四件 一月九日，一位老人离开安全区回到大沽巷（译音），想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以便决定是否能够住下来。他一到家，三个日本兵站在门前，一言不发，其中一个开枪，打穿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老人正在鼓楼医院治疗〔威尔逊〕 （前引书2，第一一四页）。
新的岁月到来了，但同过去一样，女难民好像仍然感到惶惶不安。后来，日本军的暴行不断发生，从未停止。仅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可以知道，到一个月后的二月七日为止， 共发生暴行事件二百六十起以上（前引书2，第一一四至一一九、一八二至一八三、一八七至一九四、一九六至二○七页）。
当时，安全区也还处于这种状态，整个南京（包括安全区）的市民生活陷入了混乱局面，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改善的迹象。下面介绍的是国际委员会于一月七日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意见书，它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I 急需恢复在安全区外市内各地区的秩序
（1） 目前在安全区外发生的这种危险状态，已毫无安全可言，许多难民不敢回家。
（2） 像目前这种混乱状态，商店不敢开门，没有商店，居民何以买到米和生活必需品呢？
（3） 安全区内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可以说是依赖于储备物资（就生产活动来说，连农业生产也不能进行）。如这种状态长此继续下去，本委员会所收容的难民可能更会感到物资缺乏。必须让难民安心，多少使他们恢复正常生活。
II 如何恢复市内各地区的必要秩序
（1） 有人建议，一个区一个区地让居民回到其他地区（例如：先让居民迁回汉中路以南，到南城墙为止，东边可以考虑以中正路和中华路为界这一带地区。所以这样考虑，是由于许多居民来自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房屋烧毁也较少）。
（2） 为使居民回家、工作，在他们迁回预定开放地区以前，必须采取下列各项措施：
a 在新的开放地区，一个日本兵也不得进入。
b 在整个该地区，大力组织宪兵队，注意不让普通士兵进入。宪兵队值班的地方要让大家知道，居民若遇士兵骚扰时，总要让他们能够安心地随时报告宪兵。
c 从该地区开放的那天早晨起，要让主要米店作好开始营业的准备。
d 要接通该地区以及各地段的自来水，能为居民所利用。
e 组织并向该地区派出大量警察。
III 恢复经济生活
（1） 当地居民同日本军之间的经济活动，一切通过商业方式进行，不应像现在那样基于强迫命令。
a 为促进这一工作的开展，希在自治委员会中开始雇用员工，设置职业安置所。
（2） 在迅速恢复秩序的同时，恢复城内外的交通，以便保障经济生活。
a 各城门得自由出入。
b 要绝对确保载客装货的马车、卡车和船只通行，无被劫掠和没收的危险。
c 要让人力车和马车在马路上安全通行。
d 在二月一日前，南京近郊的农村也要恢复秩序，能绝对安全地开始春耕（目前，避居城内的农民不敢回家去种田）。
IV 必须停止纵火行为
（1） 目前纵火烧毁的不仅限于商店——许多人住在这里。当居民回到市内这些地区时，连居民居住的房屋也遭到了破坏。
（2） 由于纵火，开展或维持经济活动日益困难。市民社会的重要资源因纵火而受破坏。
（3）电线和自来水管因纵火而受破坏。
（4） 市民在心理上愈感不安。他们担心，即使回到自己家里，说不定在明后天， 其房屋被付之一炬，无家可归。（前引书2，第一四一至一四二页）
上述意见书中所反映出来的铁一般的事实，与《新申报》的报道截然相反。
虽然出现了这种军纪败坏的情况，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后来自治委员会都屡次“要求出布告，制止这类情况的发生”，可是，“日本军和日本官宪的上层部门根本未出布告或在街头到处贴出告示，以禁止这种残暴行为”（《远速》，三十五号， 载前引书1，第三十九页）。虽在攻打南京的途中（指第十军），“人们称皇军、皇军，听得皇军厌烦起来，因而他们每占领一地，宪兵就在城市和村落的入口处和要道，写上防火、防盗、爱护居民等几个大字，委婉地告示日本兵”（上砂胜七：《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页），但占领南京的日本军似乎从未出过这样的告示。
部队军官看到他们部下的暴行，也不在部队里对他们进行处分，哪里还会把他们提交给宪兵加以处置呢？对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和马吉牧师都谈过有关情况。
贝获博士的宣誓口述（未向法庭提出）：“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实际受到处分了。我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向日本军官作证反映，说是日本军人掠夺了他的财产并伤害了他，使他蒙受了损失，可是那些军官们只是要士兵打个招呼罢了，连名字也没有记下来，而且仍让他回去做自己的工作。”“为了惩办，说是要采取什么相应措施，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才提出来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四至五十七页）
贝茨博士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的信（见田伯烈编写的书）：“我们曾看到，军官们对在强奸中抓到的日本兵，只是训斥一顿了事，未加处分就释放了。还看到过，日本兵对进行掠夺中的军官，有向他敬礼的情况。”
（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证词：“一天，我们安全地带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拉贝在家中建造了个屋，在那里，躲藏了约有两、三百名中国妇女。但当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一起回到家时，眼见一个日本兵正在小屋里强奸住在那里的中国妇女。日本军官见此情景，说了声干什么后，只是给了他一记耳光。”（《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四页）
“皇军”也在上海和南京之间进行破坏活动
对于日本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将军们感到，自从进入上海以来，军队已几经艰苦奋战，因而乘向敌国首都入城之机，牺牲敌国人民，干一下， 轻松轻松，这是毫不踌躇的”（五味川纯平：《战争与人· 10·劫火的猎人》第二部，第一九三页），也许有这样一种情况。然而，这种可怕的屠杀、掠夺和破坏，并非从日本军攻入南京时才开始的。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在急起追击中，一路上有许多城市和村庄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战争祸害。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军路过之处或驻屯地。其“方圆达十公里至四十公里，所有农民房屋被火烧，他们的财产被掠夺，有的人被拉去当壮丁”（日井胜美：《日中战争》〔中央公论社新书〕，第五十二页）。
南京屠杀事件的消息传到周围城市后，连各地的守备队也染上了这种讲风气。在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里，他们又大肆进行暴虐行为。这种消息早已在佐佐木元胜的《野战邮政旗》关于十二月十八日那天的情况中有所记述，并流传开来；
“晚上，大家在局里闭着炉火，谈起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于谈得洋洋得意，因而说走了嘴。南京陷落后的大动荡波及了无锡和常州等地，而在这些化为废墟的街道上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军用卡车司机含蓄地对同僚们说：”别说那些怪事啦！‘“（上册，第二二一页）
司机说的，可能是他从上海回来时在沿途的所见所闻。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 （China Weekly Revies）附录中，刊登了题为《中国之毁灭》一文，这是在中国侨居三十五年的一位美国人所写的报道，它把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严重破坏的情景描述如下：
如果有人相信，日本军在这个国家里正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要他们过幸福的生活，就叫他前往上海和南京一带走一趟，在那约两百英里的地方，可以让他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废和遭受破坏的情景。这些地区，在六个月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
如今，要说旅行者所见到的，只是被轰炸蹂躏的城市，化为灰烬的乡村和小镇，农田荒芜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妇凄凉地耕种着“福地”。
牲口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被抢去了。凡是有现代化装备的野蛮军队所能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日本军队是样样都做到了。
但是，被赶出家门的这些农民，现在在哪里呢？
无数人被杀。也有人成了终身残废。可是，寄身于难民收容所或躲在山洞里的人，他们不敢回到荒芜的田地和被抢劫一空的店铺、遭受破坏的工作单位。即使他们想回去，疯狂发动战争的日本军也是不会允许的。
事实如此，但日本军恬不知耻，他们控制通讯网，向全世界宣传说，让中国人返回故乡， 过着充满和平的生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六十五页）。
林语堂在他用英语写的小说《暴风雨中的树叶》（ALeaf in the Storm， 1931）中，也就攻打南京的战役而产生的难民问题这样说：“南京已于十二月十三日陷落，居民中已逃出了七十五万人以上。此外，还有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在沿海地方和农村的家，乘坐轮船、帆船、汽车，或徒步行走，前往长江上游……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民的流动。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的家和城市，越山过河，从难以理解的敌人在难以理解的侵略中所干的大量屠杀中逃脱出来，从沿海地方流入内地。”
关于在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战争祸害的情况，埃德加·斯诺曾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派进行了调查，结果情况叙述如下：
调查只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进行，全部人口一百零八万。但遭受破坏的建筑物、家畜、大型农具、储藏的粮食和农作物，全部损失近四千一百万美元……据救济人员按户调查集中起来的资料，虽不完全，但清楚地说明日本军杀害农民的数字，男的为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人，女的为四千三百八十人。而且在被杀害的农妇中，百分之八十三在四十五岁以上……顺便提一下，上面引用的调查资料不过是在这四个半县花了一百天时问调查所得的情况（《为亚洲而战》）。
斯诺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派进行调查的结果，反映在前已列举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中（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三三至二三五、二三九页）。总之，斯诺所列举的数字，大概包括战斗破坏的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这样，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一般居民死亡甚多，其损失也很大。它明确告诉我们，日本军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其屠杀和暴行也是肆无忌惮的。斯诺还说：“在上海和南京之间的进击中，估计有三十万人为日本军所杀害”（这个数字似乎根据田伯烈编写的书所反映的材料〔前引书2， 第二一页〕）。如果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的一百零八万居民中，有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人死于战争，那末，在上海至南京一带的居民牺牲达三十万人这个估计数字，也不能认为是不得当的。其中也有不少人可能在两军对战中受连累而死去，但令人可怕的事实是，认为被屠杀的民众很多，那是意想不到的。
一九七一年间，发现了两、三份新的证词，那是过去从未见到过的。提供证词的人是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员，他们在当时日本军从上海或杭州湾进攻南京、急起追击中国军队时目睹了屠杀事件。那就是曾在杭州湾登陆的第十军所属某师团当随军摄影记者的河野公辉和居住在水产市的田所耕三所发表的谈话，他们接受了太平洋战争研究会——在《朝日艺能》周刊中连载过《太平洋战争纪实》——编辑的采访。谈话的内容可能多少有些夸大，但毫无顾虑地道出了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