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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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是由于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在电话不明的情况下，擅自作主，声称是“奉校长命令”。李之龙则只是依照命令办理而已。欧阳钟之叔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事件发生时，前往中山舰缴械和抓捕李之龙的，便是欧阳格。蒋介石本来就对中共、苏联顾问团及汪精卫积怨甚深，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一下子就把事态扩大了。事件发生之际，毛泽东甚为关注。——虽说他当时在中共并非主要领导人员。他马上要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一位工友告诉毛泽东，说他在文远楼附近，见到陈延年的秘书。据秘书说，陈延年到苏联顾问团宿舍去了。于是，毛泽东要去苏联顾问团那里。“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作为秘书，沈雁冰关切地对毛泽东说。他俩同行，离开了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小楼。
在苏联顾问团住处附近，毛泽东和沈雁冰见到许多士兵。有两个士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我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抬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衔”。然后，他指了指那位瘦削、穿长袍的大作家道，“他是我的秘书。”士兵一听来者是“大官”，也就放行了。他们进了大门，毛泽东把沈雁冰留在传达室，自己走进里边的会议室。沈雁冰如此回忆毛泽东当时对于蒋介石突然袭击的激愤情景：我在传达室先听得讲话的声音，像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三期。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跟蒋介石对抗、交手。不过，他只能向陈延年、季山嘉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见去办。他毕竟还不是中共的决策人。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季山嘉表示反对。“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就犹豫起来。”虽说毛泽东再三跟他们辩论，声调越来越高，嗓门越来越大，也无济于事。“三二○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他动用手中的枪杆子，一箭三雕，获得大胜：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李之龙当时蒙受双重冤屈，中共内部“疑心李之龙受反动派利用”。后来，他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获释，随军北伐。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在广州遭捕，翌日被国民党海军第四舰队司令杀害于广州黄花岗），打击了中共。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心龂不宁，眼眩头晕，不能视事”，提出“暂时休假”。三月二十五日他突然“失踪”，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第三，威逼苏联派来的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离粤回国，苏方表示同意。
蒋介石初试锋芒，一举成功。不过他毕竟羽毛未丰，况且中共势力颇强，加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也不小，他不得不作一些收敛。他声称：“三月十八号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三月十八号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他要求撤换季山嘉，但要求原苏联顾问加伦返任。
这么一来，蒋介石既保住了“联共”、“联俄”的左派形象，又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胜利。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陈独秀还致信蒋介石，对他大大称赞了一番：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哪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陈独秀的这些话，使蒋介石颇为得意……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蒋介石果真“得步进步”
倒是给毛泽东说中了，对于蒋介石，“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在“三二○事件”之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得步进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双腿瘫痪、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赶来广州。蒋介石待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寓对门，以便朝夕过从。此人为蒋介石在“三二○事件”后站稳脚跟、“得步进步”，起了幕后谋士以至“导师”的重要作用。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通常人称张静江。他跟蒋介石属大同乡，浙江吴兴人氏，年长蒋介石十岁。
张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二十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一九○五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A，即资助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一个字，即“C”。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三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在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张静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一九二○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便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了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劝他还是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为好。在陈炯明炮轰永丰舰，蒋介石侍卫孙中山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三二○事件”，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的幕后智囊。如张国焘所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一一○页，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傍晚，已经从苏联返回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通知中共代表张国焘和谭平山，说是当晚要去会晤蒋介石，商谈要事。晚八时，张国焘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蒋寓，蒋介石又陪他们到对面张静江寓中。蒋介石向张国焘、谭平山透露了将于翌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二次全会的一些内容，并特别关照他们：中共在翌日不要闹事——这预示着翌日的会议将对中共有“大动作”。翌日——五月十五日，广州街头军警加强了巡逻。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了。毛泽东作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这一回改由蒋介石主持，意味着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会上，经蒋介石提议，由张静江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谭延辏Ы犹嫱艟莱鋈喂竦持醒胝位嵋橹飨婀裾飨Ｕ饷匆焕矗槭绞ち怂诠竦衬谧钪匾亩允帧艟馈Ｋ渌邓约翰⒚挥谐鋈喂竦持醒胫葱形被嶂飨怯烧啪步Ｈ未酥埃簿偷扔谟伤Ｈ巍�
走笔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汪精卫的行踪：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后，三月二十五日，汪精卫便“失踪”了。外界盛传汪精卫经香港去苏联了。其实，汪精卫仍秘密隐居于广州。他岂甘大权这般轻易落在蒋介石手中？他在寻找时机。无奈，汪精卫手中无军队，斗不过蒋介石。静观了一个多月，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战胜蒋介石，遂于五月十一日悄然离穗赴港，然后由香港前往法国。还要顺便提一笔：蒋介石借助于廖仲恺事件，逼走了另一位资历、声望在他之上的胡汉民。胡汉民去到苏联，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听说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听说汪精卫“失踪”，胡汉民兴奋起来，在四月二十九日回到广州，盘算着接替汪精卫的空缺。不料，蒋介石不买他的账，冷落了他，弄得他好尴尬。无可奈何，胡汉民无法在广州立足，只得坐船前往香港。
真是无巧不成书，胡汉民也是在五月十一日离开广州。他上了船，竟然遇见那位“失踪”已久的汪精卫！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他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均高于蒋介石，被人们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眼下，却被蒋介石逐出，坐上同一条驶往香港的轮船，真是不胜感慨！汪、胡的出走，为蒋介石上升为国民党领袖扫清了道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通过由蒋介石、张静江研究多日而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这一《整理党务案》是针对中共的，难怪他事先关照中共代表“不要闹事”。《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这里的“他党”，实际上指的是中共。“整理党务”，实际上是从国民党中清除中共党员，虽说蒋介石一再声明，“并不是限制共产党”。会议开了一周，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获得了大胜利。
中共内部对于《整理党务案》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坚持顶住”，但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按陈独秀意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作报告时，大会由蒋介石主持。会议结束之后，根据《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职。于是，在五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有这样三项议程：“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在二十八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以上三案均“照准”。会上，“张静江同志提议请任蒋介石同志为组织部长，顾孟余同志为代理宣传部长”。从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离开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六月一日的第三十次会议。那次常委会，到会者既有蒋介石，也有毛泽东。这一次，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二十年代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毛泽东和蒋介石阔别十九年后，才在重庆谈判时握手，回叙二十年代同在广州的那段最初岁月……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毛泽东专心于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之后，仍勾留在羊城。他的主要精力，从宣传工作转向农民运动——因为他被任命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时，毛泽东的助手不再是作家沈雁冰，而是萧楚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