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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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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就在国共和谈期间,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便已公开“正告南京政府”: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其实,周恩来在四月十五日晚对国民党代表团所说的那番话,也就是重申了毛泽东十天前对南京政府发出的警告。与往日的作战不同,向来讲究奇袭、出其不意的毛泽东,这一回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日子——四月二十日,早早地公开宣布了。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横渡长江,充满着百分之百的把握。
  据云,最初定下的渡江日期是四月十一日。因为长江汛期即将来临,晚了就不利于渡江作战。不过,国共谈判尚在进行,毛泽东还是把渡江日期推迟至四月二十日。又据传,斯大林曾劝阻过毛泽东不要过江。内中的依据之一是《司徒雷登日记》,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载,张治中向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
  依据之二,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曾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其中,毛泽东所说的一九四九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指的就是斯大林反对渡江。
  依据之三,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与王方名等人谈话时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泽东又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正确的,而苏联领导人主张中国革命应当半途而废是一种右倾错误的观点。”
  依据之四,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杨尚昆在和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会谈时,就曾提及米高扬在一九四九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军过江。但是,也有人以为斯大林未曾发出劝阻过江的警告,主要是在有关档案里查不到依据两种不同意见,可参看陈广相《对斯大林干预我军过江问题的探讨》,载《党研究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向青《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载《党的文献》一九八九年第六期。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坚决主张过江,这是毫无疑义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了由他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不久之前,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几曾何时,如今轮到毛泽东下令缉拿蒋介石了。尽管自一九四九年元旦起,国民党官方文件不再称共产党为“共匪”,此时毛泽东干干脆脆地称蒋介石为“匪首”。
  蒋介石曾吹嘘长江为天险,国民党的江防固若金汤。
  驻华美军司令魏德曼还有一句名言:“一支有战斗意志的军队,就是拿笤帚柄也能保卫长江。”《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虽说国民党军队手中拿的不是“笤帚柄”,而是美式步枪、机枪,却是一支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军队。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在中共南京地下党员、《大公报》记者陆平等策动之下,率部倒戈,震惊了南京……渡江之战,是在四月二十日子夜开始的——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公开宣布的时间进行。
  仅仅依靠木帆船,仅仅依靠“小米加步枪”,仅仅用葫芦和竹筒做成的“土救生圈”,那“固若金汤”的“天险”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毛泽东的兴致特别高,居然亲自执笔,为新华社写了新闻稿,题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
  美国驻南京的大使馆也迅即电告美国政府:“由于要害地点守军的叛变、最高统帅部意见分歧和空军未能给以有效支持,共产党简直是可笑地一下子就渡过了长江。”蒋介石在溪口闻讯,于二十二日急飞杭州,把李宗仁、何应钦(孙科已于三月十二日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由何应钦继任)、白崇禧、汤恩伯、张群紧急召至杭州笕桥机场开会。
  这次会议,是商讨“最后一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强调,“天险”长江虽已被中共突围,但仍要坚守宁、沪、杭。
  李宗仁向蒋介石表示,南京眼看着保不住,他要求辞去“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说:“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蒋介石当即说:“你还是要做下去,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蒋介石和李宗仁商定两条:
  一、在政治上,宣布和谈破裂,政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
  二、在军事上,由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的指挥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
  会议一结束,李宗仁便于当天傍晚飞回南京。这时,在南京已经可以听见枪声了!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毛泽东通向李宗仁的“暗线”
  对于李宗仁来说,二十二日之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李宗仁知道,这是他逗留在南京的最后一夜了。眼看着南京就要落入中共之手。
  李宗仁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在他的面前,有三条路:
  一、遵蒋介石之嘱,明日飞往广州。因为国民政府已迁都广州,他作为临时元首,当应去广州。
  二、飞回桂系老家桂林,重整桂系势力,保住西南一角。
  三、留在南京,坐等中共的到来。
  前两条是明路,谁都知道;后一条是暗路,毛泽东知道。
  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早已公开化。毛泽东对于李宗仁,下了一步大胆的“暗棋”,即策反!
  毛泽东选择了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充当密使。此人名唤刘仲容,湖南益阳人。
  刘仲容早年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跟中共有过联系。回国后,他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左右任参谋。西安事变时,刘仲容在西安跟周恩来有过交往。抗战之初,刘仲容作为广西方面的代表,派驻延安达半年之久,跟中共领袖们颇熟悉。这样,刘仲容既是中共老朋友,又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部下,自然是非常恰当的密使。
  就在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平前夕,刘仲容携带无线电密码,也从汉口到达北平。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代表团的顾问兼李宗仁联络员。
  刘仲容在北平受到的礼遇,比正儿八经的国民党代表还高。毛泽东两次在北平西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四月二日,也就在国民党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翌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跟刘仲容谈了对李宗仁问题的三点意见:
  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总统。
  二、如果谈判成功,欢迎何应钦来,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那么我们对等,我也出席;如果李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
  毛泽东还谈及了白崇禧。他说,解放军过了长江,白崇禧要撤退,“我们可以不追击,他可以退到长沙”;“如果他要退到广西,也行,我们可以三年不进攻广西”。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白先生喜欢带兵,将来国防部成立了,给你带五六十万人,做个大元帅好不好?”四月五日,刘仲容从北平飞回南京,向李宗仁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紧接着,他又于四月十二日飞往北平。
  幕后的密谈,比国共两党正式代表的谈判更为热闹……
  刘仲容后来在北京担任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去世。中共还派出刘子毅,秘密前往南京。刘子毅在南京,跟李宗仁官邸建立了无线电联络。从此,李宗仁有了跟北平联络的暗线……就在解放军渡江之际,毛泽东通过暗线,通知李宗仁:“在解放军渡江以后,不要离开南京。”毛泽东还告知李宗仁: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将以贵宾相待”。
  面对着广州、桂林、北平三种选择,李宗仁考虑再三,既不去广州依靠蒋介石,也不去北平当毛泽东的贵宾,而是回桂系老家去。
  翌日上午,李宗仁的专机“追云”号在南京故宫起飞。他向前来送行的官员声称飞往广州。李宗仁的专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离去时多飞了一圈,向南京投去了最后一瞥。在飞机起飞之后,李宗仁嘱驾驶员改飞桂林。当天中午,李宗仁到达桂林,住进桂林文明路一三○号私宅。在四天前,李宗仁已派飞机把夫人郭德洁从南京送往这里。
  这样,李宗仁结束了短暂的三个月的代总统生涯。后来,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战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蒋介石在四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则这样写道:“四月份最重要之事,莫过于共匪政府所提‘国内和平协定’条款,使李代总统等主和求降甚至谓‘投降即光荣’之投降派亦无法接受,而不得不宣告和谈决裂,重新作战。”就在李宗仁刚刚离开当天,蒋介石经营了二十二年的首都南京,落入中共手中。
  毛泽东这位诗人已多年没有诗兴。这一回,他显得异常兴奋,欣然命笔写下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内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表明了他对“穷寇”蒋介石一追到底、决不罢休的决心。
  中共刚刚占领了南京,二十五日,在北平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白崇禧所派的一架专机,由上海起飞,在北平徐徐降落。这架专机是前来接回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解放军既已过了长江,又占领了南京,已没有什么可“和谈”的了,自然该早早打道回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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