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不和，发生宁粤战争，蒋介石失利，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宣布下野；第三回，显然由于在国共决战中失利，国民党内倒蒋之声日益高涨，逼他下野。
蒋介石自己并不想下野。据张治中回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他去见蒋介石时，曾主张跟中共和谈，蒋介石当即一口回绝，说道：“我现在不能讲和平，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
可是，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人心浮动”要求和谈，倒蒋的呼声热烈，白崇禧、程潜等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在白崇禧的策划下，湖北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他们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
美国杜鲁门政府也透露了“换马”之意。杜鲁门在十二月致蒋介石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已考虑辞职问题？”
另外，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巴尔少将在十一月十六日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也清楚地表明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委员长的政治威信大大下降，并且大失民心。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对他企图维持现政府而采取的新措施会支持到何等程度。”
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那些日子里，他不仅因东北之败而气得吐血，而且通宵失眠，连服用了多年的烈性安眠药都失效了。原本滴酒不沾的他，每夜都要喝一杯半威士忌，借酒安眠，借酒消愁。
十二月十六日，蒋介石派出张群、张治中以及新任总统秘书长的吴忠信，跟李宗仁会谈下野之事。经过密谈，商定以下三条：
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另外还就和谈作了准备工作。
这些密谈内容，后来就反映在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之中。对于蒋介石的求和，毛泽东除了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之中痛加驳斥外，还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作出答复。
毛泽东在《声明》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
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内中列为首条的“惩办战争罪犯”，这战争罪犯指的是哪些人，自然应是很具体的。蒋介石当然名列其中，而且毛泽东已很明确称之“第一号战争罪犯”、“头号战犯”。至于详细的名单，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曾发出电讯《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已一一开列。值得提一句
的是，这“陕北权威人士”指毛泽东，而毛泽东当时在河北西柏坡，并不在陕北，只是为了迷惑蒋介石，用了“陕北权威人士”名义。这电讯，明明发自西柏坡，也用了“陕北电”之类字眼。
这《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全文如下：
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成、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
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深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蒋介石忍痛宣告“引退”
读了毛泽东的《声明》，蒋介石称之为“哀的美敦书”。“哀的美敦”即拉丁文“Ultimatum”的音译，原意为“最后通牒”。
特别是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败局，在一月里震撼着南京城。蒋介石别无选择，只有下野了。
一月十九日，在南京黄浦路总统官邸，蒋介石面对党政要员们谈了对毛泽东《声明》的看法：“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蒋介石提到的李德邻，即李宗仁。
两天后，蒋介石便决定下野。
蒋介石不早不晚，选择了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宣布下野：二十日，杜鲁门宣告就职美国新一届总统；二十一日，则是艾奇逊宣告就任美国国务卿。
杜鲁门对于蒋介石早已不悦，所以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希望在中国“换马”。蒋介石自然也就对杜鲁门不悦，一九四八年冬美国竞选总统时，蒋介石派陈立夫赴美，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表示支持，这当然更使杜鲁门对蒋介石不满
。不料，杜鲁门在竞选中获胜，使蒋介石深为沮丧。正因为这样，蒋介石选择了杜鲁门再度出任美国总统之日后一天，宣告下野。
接替马歇尔成为美国新国务卿的艾奇逊，对蒋介石选择了那么个日子下野，说道：“我就职的那一天，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改运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艾奇逊提到的“福摩萨”，即台湾。那时，蒋介石已预感可能在中国大陆无法立足，在作退往台湾的准备了。
二十一日那天中午，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宴请军政要员，宣布下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了这么一番话：“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蒋介石拿出事先拟好的《引退谋和书告》，请李宗仁在上面签字。这一文告即蒋介石下野宣言：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宴散之际，蒋介石宣布，他今天就离开南京。
李宗仁及军政要员当然要为他送行，他却借口还有事情要处理，飞机起飞时间未定，不必送行。
蒋介石临行，其实并无要事处理。他的汽车离开总统府，直奔中山陵。他在那里流连、沉思，内心不胜痛楚。下午四时十分，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起飞。他特地嘱咐，专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一圈，让他多看一眼。
待李宗仁和军政要员们闻讯赶到机场，他早已离去……后来，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写及蒋介石引退的三个原因：（一）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二）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三）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蒋介石在杭州逗留了一天。照他的惯例，每一回下野，总是“下”到他的家乡奉化溪口。
第十部分：风卷残云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论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人历来讲究“名”。
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算什么呢？李宗仁之“名”，便颇费周折。
国民党中央社为蒋介石下野发布消息，说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而“引退”，称李宗仁为“李代总统”。
中央社发出这一电讯后，迅即加以更正，称李宗仁为“李副总统”。这一更正表明，虽然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但他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而李宗仁只是“代行总统职务”，李依然是中华民国副总统。
其实，关于李宗仁之“名”，早在蒋介石下野的凌晨，白崇禧便从武汉给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叮嘱他：“必须当继任总统，不能当代总统。”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让李宗仁当“继任总统”。弄来弄去，李宗仁最后的“名”是“代行总统职务”的副总统。
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长孙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调来了。孙科在一月十九日，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往广州。在竞选副总统时，孙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
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礼。
在李宗仁上台之后，孙科果真于一月二十九日起，把行政院迁到了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也就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就连李宗仁，也不得不称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在一月二十二日，便发表文告，声称“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二十四日，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四）释放政治犯；
（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平心而论，李宗仁的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还下令释放张学良。他派出自已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前往台湾，交涉释放囚禁在那里的张学良。只是由于张学良属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属蒋介石，他人无法过问。李宗仁只得作罢。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毛泽东在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的电报，受到孙科的反对，乃在意料之中。然而，二月九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却也在上海声称，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不然“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毛泽东于二月十五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对乱糟糟的国民党政局，进行了抨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孙科在广州，“一国三公”，各唱各的调：“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
毛泽东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这样，李宗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