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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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惨案，便是当时著名的“磨擦事件”。
湖南平江这地方，原是中共影响颇深的地方。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便是在这里举行“平江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彭德怀率部前往井冈山之后，平江余部组成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七年九月，这支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一九三九年一月，这支部队奉命开赴江南前线，在平江嘉义仍留有一个“留守通讯处”，料理一些善后工作。在磨擦日渐加剧的时候，这里也磨擦着，以至迸出了火花，燃起了大火。那是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所部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余光宗，率部突然袭击了新四军一支队一团的留守通讯处。上校参议涂正坤（四十二岁，平江人）、少校秘书曾金声（三十岁、平江人）当场被击毙。当天夜里，中校团副罗梓铭（三十六岁、浏阳人）及吴渊、吴贺众、赵绿英等八人又被活埋于平江黄金洞。
此事被封锁消息，直至七月一日才被新四军获悉。八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大声质问国民党：“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了没有呢？没有。……”“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也就在这一天，延安各界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取消“磨擦的根源”——《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蒋介石不予答复。这是因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本身是个“绝密”文件，他矢口否认有这么个文件，叫他怎么答复呢？
磨擦归磨擦。毛泽东谴责磨擦。不过，对于蒋介石，毛泽东还要顾全大局，拥护他抗日。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在和国民党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报社记者谈话时，如此说道：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磨擦不断。蒋介石由“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初，曾历数国共之间的“磨擦事件”：……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军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毛泽东制定了反磨擦方针，即“有理、有利、有节”。他在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指示》（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对反磨擦作出了限制：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为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
毛泽东在十天后的另一份电报中，又一次强调：“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蒋介石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曾指示：“如以武力制裁，颇多困难，应取慎重态度。”关中：《战时国共商谈》，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七编，台湾商务印书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周恩来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
磨擦的火花，促使国共重开谈判。
一九四○年六月，从苏联治疗臂伤归来的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赴山城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跟蒋介石，已是谈判的老对手了。周恩来在谈判中，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非常生动地刻画了蒋介石的两面性。周恩来如此说：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意思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的特点。
周恩来又分析了蒋介石不会马上走汪精卫之路的原因：
一、投降将成为汪精卫的尾巴，或许会被迫下野。
二、分裂会遭到国人甚至他部下一部分人的反对，并且不能战胜中共。
三、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太苛刻。
四、国内坚持抗战的困难还不是完全无法克服。
五、国际的妥协派还不是一定要中国全部马上投降。
由于周恩来对蒋介石知之甚深，所以有一整套的办法对付蒋介石。周恩来总结了这么几条：一、在他困难的时候援助他，在他蛮横时拒绝他。
二、诚恳的批评，具体的建议。
三、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
四、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他。
周恩来精于谈判之术，他还总结了跟蒋介石谈判的若干“技术”，其实也可以说是艺术：有利的应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自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的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过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这一回，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重庆重开谈判，中心问题便是关于国共磨擦。蒋介石一开始便说了一番带骨头的话：“对于抗战、团结，我看国共两党都是有决心的，任何困难决不畏惧，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周恩来马上来了个针锋相对：“这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来胁迫。”蒋介石搪塞道：“这是过去的事了。”为了解决国共磨擦问题，蒋介石让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跟周恩来进行具体谈判。自然，又是一番讨价还价式的舌战。
周恩来“开价”：八路军编三个军九个师，月饷四百四十万元。
国民党“还价”：八路军编三个军六个师，加三个团，月饷六十万元。
周恩来“开价”：新四军编三个师，月饷一百万元。
国民党“还价”：新四军编两个师，月饷八万元。
两“价”之间，相距甚大，相互僵持着。
为了避免磨擦，也就提出了国共“划界”问题。双方划定界线，“楚河汉界”，各占一方。内中，主要的焦点，当然是中共的“陕甘宁边区”的划界。另外，也要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防区”。国民党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归第二战区，因此两军的防区在黄河以北。八路军原本在黄河以北，而新四军则必须从皖南北进，渡过黄河。谈来谈去谈不拢。蒋介石在七月十六日摊牌了。他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中央提示案》，共四条：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
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域。将冀察战区，即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所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十八集团军准备编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另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二个师。
显然，对于蒋介石的这四条，周恩来难以马上表态。这需要中共中央研究，才能作出决定。于是，周恩来在七月二十四日飞返延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很仔细听了周恩来的谈判策略。周恩来提出，跟蒋介石谈判，应当“在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毛泽东颇为赞赏周恩来的这一谈判策略。其实，这一策略是周恩来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之后得出的经验！周恩来根据这一原则，提出对蒋介石的《中央提示案》的答复方案：
一、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这属“小问题”，可以接受。但地盘一寸不让，这属“大问题”。
二、八路军、新四军要扩大到九个师、三个师，属“大问题”，不可退让。
三、划分作战区之事，属大的“小问题”，可作为一种退让的条件。
周恩来这一精明的“小让大不让”方案，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许。于是，周恩来又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穿梭。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经兰州来到了重庆。
三天之后，周恩来、蒋介石之间的会谈，再度举行。白崇禧作为蒋介石的副手，也参加了会谈。完全出乎意料，蒋介石这一回态度变得非常强硬，对《中央提示案》不作半点让步。谈判陷入了僵局。
蒋介石怎么会变得这样强硬？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三喜临门”
蒋介石变得趾高气扬，是因为他“三喜临门”。这样，他也就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蒋介石的“三喜”是什么？
周恩来深知蒋介石的心理，他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一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分析了蒋介石的“三喜临门”：“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周恩来所说的“三国协定”，指的是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的协定。通过这个协定，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
英国原来声称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一九三八年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从上海到重庆，跟蒋介石密谈了七次，据云是为“中日冲突”做调停人。德、意是英国在欧洲的劲敌。日本和他们结盟，意味着成了英国的敌人。英国再也不能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于是，英国要拉拢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喜形于色。此一喜也。
日本呢？扶植汪精卫这班汉奸，成立了另一个中国国民党，居然也在上海开起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还于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成立以汪精卫为代理主席的国民政府。另外，日本又加强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暗中拉蒋介石。这样，蒋介石心中高兴。此二喜也。至于苏联，斯大林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就已在莫斯科明确告诉中共代表：蒋介石是抗日的，中国抗日要以蒋介石为领袖。
这表明，斯大林对蒋介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有着客观的估计。当然，后来斯大林对毛泽东也作出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明确支持毛泽东。毛泽东领导中共在抗日中与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很受斯大林赞赏。一九三九年第六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热烈地赞扬了毛泽东，给了毛泽东一大堆美丽的花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不过，虽说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抗日领袖是蒋介石，但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中，他终究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斯大林和蒋介石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党和党之间的关系。
国共之间关系的恶化，也就直接影响了苏联政府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斯大林曾一度冷落过蒋介石。德、意、日三国协定的签订，意味着日本正式成了德国的同盟国。德国那时已成了欧洲的霸主，希特勒正觊觎着苏联，德苏关系异常紧张。日本站在德国一边，理所当然成了苏联的对头。
蒋介石敏锐地看中了这一点。德、意、日三国协定在九月二十七日刚刚签订，蒋介石瞅准时机，在二十九日致电斯大林，表示愿和苏联协调步伐，共同对敌。蒋介石这一招果真灵。原本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