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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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审张 赦张 幽张 2
尤为令法庭诸公难堪的是，张学良掏出随身所带的《铣电》，公之于众。
“铣电”，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两日（九月十六日，电报韵目代日为“铣”）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电报：“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忿，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正是这个“铣电”，迫使东北军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不予抵抗”。正是由于东北军“不予抵抗”，日军一口就吞掉东北三省。从此，张学良替蒋介石受过，得了个“雅号”曰“不抵抗将军”。
就连中共，那时也接二连三抨击张学良。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内中便称“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是“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正是这个“铣电”，使张学良背上了黑锅。也正是这个“铣电”，促使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今日，张学良既然被推上了被告席，他也就无所顾忌，掷出了蒋介石的“铣电”，以正视听。张学良的一切申辩都无济于事，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在上午当即作出判决。《判决书》称此案为“对上官暴行胁迫案”。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这一判决一经宣布，引起一片哗然。当天下午二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派人送一公文至国民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蒋介石的呈文如下：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蒋介石在说了一通张学良罪有应得的话之后，笔锋一转，说“该员勇于改悔”、“自投请罪”等等，提议“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续，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容……”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中央日报》。
上午审张，下午赦张，蒋介石精心导演了这一幕：仿佛李烈钧在上午给了张学良一记耳光，而蒋介石在下午给了张学良一颗糖！其实，耳光是蒋介石打的，糖也是蒋介石给的。当两条戏剧性的消息于翌日见报之后，引起的新闻轰动不亚于二十天前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押的消息。
一九三七年元旦，西安震怒了！东北军、西北军集结在西安西关操场，抗议蒋介石扣张。杨虎城发出号召：“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血路！”自从审张之后，张学良便“失踪”了！在宋公馆，再也不见张学良潇洒的身影。他被秘密转移到了南京西面中山外（常被误传为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那里也有一幢漂亮的两层小洋楼，已经事先腾空，眼下成了软禁张学良之处。张学良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失去了自由。
他的身边只有副官刘令侠。他的另八名随行人员被“请”往南京珠江路宪兵十六团团部，解除了武装。戏演到这里，尚未结束。因为蒋介石的呈文，是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国民政府的态度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作出重要决议案：“张学良所处十年徒刑，准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中央日报》。既然要“严加管束”，亦即要幽禁张学良，而且没有规定时限。从此，张学良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他的行踪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从南京孔公馆，到奉化溪口，转安徽黄山，入江西萍乡，进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又押往贵州修文、桐梓、贵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秘密押往台湾……漫漫五十多个春秋，张学良在沉寂的幽禁之中度过。从审张、赦张到幽张，蒋介石精心运用了他的政治手腕，终于解决了令他困惑不已的一道政治难题……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密使又活跃起来
自从蒋介石要求“辞职”，国民政府予以“慰留”，给假一月，所有行政院的文件上，均署：院长蒋中正假孔祥熙代。就在报上公布审张、赦张的消息之后，看看南京还算平静，蒋介石放心了。他于翌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和宋美龄一起乘飞机飞往老家奉化溪口，“度假”去了。
蒋介石在溪口，寓于慈庵，为母亲扫墓，为亡兄蒋锡候开吊……蒋介石表面上仿佛在那里度假，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遥控着南京。自一九三七年元旦起，形势陡然紧张：何应钦下令，中央军分五路朝西安挺进！杨虎城当即作出反应，设立七道防线，针锋相对，水来土掩。在这剑拔弩张之际，幕后密使再度活跃。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署名“洛、毛”的密电发到潘汉年手中。洛，洛甫，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毛，毛泽东。电报全文如下：汉年同志：
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之条件：
一、停战撤兵。
二、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后彻底改组。
三、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区，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
五、联俄并与英美合作。
六、西北交张学良处理。
宋子文要我派代表在上海与他接洽，你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洛、毛
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洛、毛电报中所称“宋子文要我派代表”，这代表原本是周恩来。在西安，蒋介石曾经当面对周恩来说过：“我回南京之后，你可以来南京直接谈判。”可是，张学良在南京受审、被幽，使毛泽东对蒋介石打了个大问号。就在致电潘汉年的同时，毛泽东致电尚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毛泽东所说的张君，乃国民党密使张冲也。
潘汉年接毛泽东电报后迅即和宋子文联络，潘汉年复电毛泽东，不日他可以陪张冲前往西安与周恩来谈判。
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南京居然住进了宋子文公馆。一边幕后斡旋，一边又公开通电。一月八日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诸先生”，以及“奉化蒋介石先生”：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之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蒋介石权衡再三，于一月十四日命令前方各军：非得总攻击令，不许对西安方面发动攻击。而总攻击令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达。
应当说，蒋介石这一命令，对于缓和当时一触即发的内战，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翌日，蒋介石在溪口致顾祝同的电报中，道出了内中的底细：总攻击日期可暂行展缓，盖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正攻，但应时时向之威胁，勿稍松懈为要。中正手启这一电报也表明，正在溪口“休假”的蒋介石，仍在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只不过把指挥部
从南京搬到溪口来而已。
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忙于幕后奔走。他陪张冲去西安见周恩来，又回南京和宋子文谈判。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署名，给潘汉年发来电报，指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须蒋先生从大处着眼，采取适当办法以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心。蒋能如此，我们当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赞助蒋先生，团结各方一致对外，但蒋先生须给我们以具体的保证。
我们要求蒋先生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望与蒋先生商量这种保证问题。经过潘汉年、宋子文会谈，事情有了进展。蒋介石答应了和平解决方案。大抵由于蒋介石在西安不肯签字，造成人们对他的不信任感。这一回，毛泽东强调了要蒋介石签字，生怕蒋介石说话不算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不过，蒋介石还是老样子，不答应毛泽东的条件——不签字！在蒋介石的眼里，中共依然是“赤匪”！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顾祝同—周恩来西安会谈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上海发生的小插曲：一艘远洋轮船在黄浦江畔泊岸，一位身穿呢大衣、系着领带的人物走了下来。他埋怨轮船实在开得太慢，以致耽误了天赐良机！此人便是汪精卫，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老对头。西安事变的消息，使得正在法国的他，一阵狂喜，以为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机会到了。他声言：“本人决心反共到底，与南京抗日派决不妥协。”他急急回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意大利热那亚港登上驶往上海的“波士坦”号邮轮。可惜那时没有直航飞机。邮轮慢吞吞地在海上爬行，心急火燎的他，也只得在船上哼起诗来：
到枕涛声疾复徐，
关河寸寸正愁予；
霜毛搔罢无长策，
起剔残灯读旧书。
当他抵达上海，西安事变早已落下大幕，蒋介石依然大权在握。
四天之后，汪精卫乘飞机飞往南京——这时才乘飞机，顶什么用？！当飞机飞抵南京时，天公也不作美，飘飘洒洒下起冷雨来了。出于礼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飘着长髯，在一把油纸伞的遮护下，颤巍巍站在机场上迎接。汪精卫穿着长袍，戴着礼帽，步下飞机时脸上堆着苦笑，好尴尬……蒋介石在老家住了整整一个月，于二月二日前往杭州，继续“休息”。
幕后的斡旋，终于有了结果。蒋介石刚到杭州，便忙着调兵遣将，向西安进发——因为经过密商，杨虎城和中共已同意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
杨虎城迫于无奈，与南京政府达成协议：
一、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开出潼关至苏皖边境整编；
二、杨虎城出国，所部西北军撤至三原整编。
从二月六日蒋介石自杭州发给顾祝同、刘峙的手令，便可觑见当时蒋介石的狐疑心态：我军入西安之时，至少要先驻守东西两门及钟楼，或先进驻两门后，再看钟楼有否杨部驻守。如无杨部，则我军可自动进驻钟楼，否则与之妥商，令其让防。其实，杨虎城部队已经遵照商定的条件，撤往三原。二月八日，中央军进驻西安，顾祝同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这时，周恩来尚在西安。于是，也就开始了“顾祝同—周恩来”新一轮国共会谈。在幕后决策的，依然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顾祝同乃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军人，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顾祝同原本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创立之初，他担任战术军事教官，从此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顾祝同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也就对他不断委以重任。
一九三七年元旦，蒋介石召见顾祝同，面授机宜，嘱其在解决西北问题时，“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不久，顾祝同飞往洛阳，指挥五个集团军，向西安小心翼翼推进。
蒋介石预料，顾祝同一进入西安，周恩来马上就会与之接触。正因为这样，在中央军开入西安的前一天，蒋介石便从杭州给在洛阳的“墨兄”发去一通密电。“墨兄”，即顾祝同，他的字为“墨三”。蒋介石的电报叮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