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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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
在那山城和谈的日子里，毛泽东得知蒋介石不仅自己不抽烟，亦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抽烟。蒋介石的朋友之中虽不乏“瘾君子”，但进见他之前总要漱口，以免说话时那烟味使他不悦。毛泽东虽然不至于去漱口，但尊重蒋介石，在他面前不抽烟。这一小细节，使蒋介石大为感动。私下里，蒋介石对“文胆”陈布雷说出了一番极为难得的对毛泽东的话语：“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五十支装）。但他知道我不抽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毛泽东呢？他擅长戏谈。一位国民党方面的记者问他对蒋介石的印象如何，他答曰：“蒋乃草字头下面写个‘将’，‘草头将军’也！”重庆谈判一年之后—— 一九四六年八月，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又问及他对蒋介石的印象。
毛泽东只用六个字作答：“蒋介石——纸老虎！”果真，毛泽东以三年时间，横扫中国，战胜了蒋介石……如今，硝烟早已消散，枪炮声早已沉寂，两位“棋手”（其实也是国共两党的旗手）也相继撒手离位离世。然而，细细探究那盘恢弘壮观的“棋局”，细细探究这两位“棋手”，细细探究两位“棋手”如何影响中国之命运，却是令人回味无穷的。这部《毛泽东与蒋介石》，便着眼于毛、蒋，透视那盘举世瞩目、惊心动魄的历史之棋。棋谚曰：“棋子木头做，输了重来过。”历史之棋却无法“重来过”。然而，追溯那逝去的往事，却会给人以历史的思索和启迪……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江水在缓缓地流淌，波光粼粼，像一条闪光的围巾，围在广州的脖子上。虽说已是腊月，这里却无寒冬之感，街头巷尾的大榕树依然翠绿，姹紫嫣红的花儿把这座五羊城点缀成一座花城。一九二三年岁末的广州，充满春意。理着平头、留着八字胡的孙中山画像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随处可见。国民革命军战士们戴着大盖帽，背着长枪，在车站、桥头、大楼前站岗。只是在广州西南、珠江的一个小岛——沙面，才见到英国的巡警。那里是英租界。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那洋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英国人在这里建起了一幢幢欧式小洋楼。用黑色沥青铺成的新式马路，正在市内伸展。公共汽车已经出现在街头。只是那些小巷依然那般狭窄，连阳光都难以照进去。
不论是浓妆艳抹的小姐，还是脸色黝黑的女苦力，差不多都迈着一双大脚。那年月在北方农村还能见到的留长辫的男人，在这里早已绝迹。
一位身材颀长、穿一身灰布长袍、足登一双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现在广州街头。头发长而密，眉毛却稀疏，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侧长着一颗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那模样颇似在“文革”中印行了九亿张之多的刘春华笔下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子曰：“三十而立。”毛泽东刚刚过了他三十华诞。他出生于清朝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日，他向来过阴历生日。直至四十年代他的名声大振之后，他的生日才被人“译为”公历——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因此，他才在公历十二月二十六日过生日。也真巧，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恰恰是阴历十一月十九日。他从长沙来。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住着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毛岸青。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这一回难得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对任劳任怨、独力挑起家庭重担的爱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无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依大陆习惯，称国民党“一大”，而台湾则习惯称国民党“一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即，作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里。
毛泽东颇重感情，离别妻子之际，挥笔写下一首情深意长的《贺新郎》，托出一颗赤诚之心：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见《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毛泽东的才、情，跃然纸上。毛泽东不愧为诗中高手，后来博得诗人美誉并不过分。这首《贺新郎》情意绵绵，已显示出他的诗词功底非同凡响。
毛泽东经衡阳，过韶关，一路风尘，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广州。
一回生，二回熟。对于毛泽东来说，广州已不是陌生之地，因为他在一九二三年六月，曾来过这座南国名城。他来到广州永汉路太平沙望云楼，那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寓所。四十来位中共代表聚集在那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身材壮实、声若洪钟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张国焘表示坚决反对，毛泽东则表示积极支持。结果，在投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张国焘落选了，毛泽东以三十四票当选。会议选出的五位中央执行委员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及蔡和森。陈独秀仍任委员长。毛泽东任中共中央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即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员。毛泽东在广州勾留到九月，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不久，他离沪返湘，在长沙住了两个月。此番，毛泽东是作为国民党代表，由湘入粤，出席国民党“一大”……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1
就在毛泽东前往广州之际，一封又一封电报从广州发往浙江奉化的一个小镇溪口，催促正在故乡为母亲王采玉做六十冥寿的蒋介石，让其早早动身前来广州。溪口，山清水秀之所在。这里地处四明山南麓，青山蓊郁，剡溪迂回其间。剡溪的南北两支流汇合处，人称溪口。几百幢青砖黑瓦的平房，摩肩接踵拥立在剡溪北岸，汇成一条带鱼般的长街，米店、麦店、杂货店、小饭铺、剃头铺混杂其间，那便是溪口镇。
这里是蒋姓的大本营，镇上一半以上的居民姓蒋。小镇东头，有一城门，曰“武岭门”。进了武岭门，沿着窄窄的街面往前，有一座二层楼房，一堵白色围墙，中间一道青砖拱门，如同一个“Ｕ”字反扣在那里，那便是“素居”所在。素居，亦即蒋介石祖宅，后来改名“丰镐房”。这“丰”、“镐”两字，颇有来历，取意于西周文武两王定都之名——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丰镐房内有小院，有十来间房子，在小镇上算是不错的了。蒋介石的祖父，名唤蒋玉表，在小镇上中街簟场弄口，开了三间店面——玉泰盐铺，以卖盐为主，兼营石灰、酒、大米。
蒋玉表生二子，长子蒋肇海，次子蒋肇聪。因蒋玉表的二哥无出，蒋玉表以长子过继，于是玉泰盐铺便由次子蒋肇聪经营。蒋肇聪果真聪颖，为人精明，有着“埠头黄鳝”的诨号（意即黄鳝在洞里好捉，游到河埠里，那就难以逮住了）。他有着商业头脑，接手玉泰盐铺之后，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走在小镇上，脸上也有光彩了。蒋肇聪娶妻徐氏，生一女一子。女儿叫蒋瑞春。儿子名周康，小名瑞生，号介卿，字锡侯，人们通常称之为蒋介卿。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徐氏病故。不久，娶蒋王庙镇孙氏为继室，又病故。这时，玉泰盐铺的账房王贤东，向蒋肇聪举荐其堂妹王采玉，一言定局。那王采玉当时不过二十有二，年轻寡妇。她初嫁竺某，丈夫脾气暴躁，常受打骂。未几，丈夫病故。王氏欲带发修行，堂兄怜她命运坎坷，为之作伐。
蒋肇聪第二次续弦，没有大操大办，一顶轿子将王采玉抬入了玉泰盐铺。那是一八八六年，即光绪十二年，蒋肇聪的年龄已经有四十五岁了。翌年——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即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玉泰盐铺东楼，王采玉产下一子。这个男孩子，便是蒋介石——他出生时，祖父蒋玉表为他取名蒋瑞元，谱名周泰。上中学时，取了学名蒋志清，字介石。后来他追随孙中山，改名中正。
唐人所著《金陵春梦》称蒋介石本是河南许州（今许昌市）人氏，本名郑三发子，是其母嫁给奉化人蒋肇聪时“拖”的“油瓶”。此乃小说家之言，不足为凭。王采玉嫁蒋肇聪后，除生长子介石外，又生长女瑞莲、次女瑞菊、幼子瑞青。瑞菊、瑞青早亡。
一八九五年，蒋肇聪病故，终年五十四岁。当时蒋介石八岁，已迁入蒋家祖宅丰镐房，由寡
母王采玉在艰难中抚养成人。为此，蒋介石深记母恩，事母甚孝。蒋介石幼时，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便喜欢自封大将军，登台指挥，颇有点“草头将军”的派头。蒋介石得以出人头地，成为真正的大将军，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着三次关键性的机遇，而且这三次机遇是连环机遇，即前一次为后一次留下了伏线：第一次是一九○六年，十九岁的他正在奉化龙津中学学习，得以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正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于一九○八年加入同盟会。他与陈其美、黄乳三人结为异姓兄弟。陈其美归国后，出任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五团团长。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二年。借助于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 一九一四年，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两年后，陈其美在沪被刺身亡。一九一八年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虽说蒋介石曾一度因没有实权而向孙中山辞职，回到上海醉心于做证券交易，但一九二一年底他还是应孙中山之召赴桂林，参与筹备北伐。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急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于八月十日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又及时利用这一机遇，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名鹊起，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2
第三次便是此时此刻，孙中山给正在溪口的蒋介石发来了电报，命他速赴广州，筹建黄埔军校。这第三次机遇，正是永丰舰上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使孙中山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感。蒋介石怎么会离开风起云涌的广州，跑到风平浪静的家乡溪口小镇呢？那是孙中山虽委以大本营参谋长重任，蒋介石仍以为没有实权。他曾一度“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孙中山在广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苏联［一九二二年底，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后来加盟共和国扩大至十五个。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的关系日臻密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正在香港的蒋介石获知这一信息，对于访苏倒是有着莫大的兴趣。他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既然蒋介石如此热望访苏，孙中山也就满足了他的愿望。于是，八月五日，蒋介石在上海会晤了那位来自荷兰的壮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两年前，当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贝勒路李书城私寓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便是这位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出席，并发表长篇讲话。
经与马林磋商，议定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事宜。
这个代表团共四人，蒋介石为团长，团员有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乃著名的中共人士，早在一九二○年十月便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英语流利。沈定一即沈玄庐，亦是中共早期党员，《新青年》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