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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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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健吾有着从事秘密工作更好的背景:他与宋子文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交情颇深。他曾做过古董生意,成为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借助于宋子文的推荐,孔祥熙为他签署了委任状。这样,这位中共秘密工作人员,有了国民党官员的身份。
  董健吾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他与宋子文之姐宋庆龄也有着密切联系。
  最初,蒋介石打算打通与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则找宋庆龄,而宋庆龄推荐了董健吾。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接见了他。蒋介石向他面谈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
  一、不进攻红军;
  二、一致抗日;
  三、释放政治犯;
  四、武装民众。
  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给中共中央。如此这般,“红色牧师”董健吾肩负着重任,前来西安。与董健吾同行的,还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小伙子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而董健吾却不知他的,以为他是国民党委派的代表……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在上海四马路暗中接头
  要说清那位小伙子的来历,又得花费一番笔墨。
  陈立夫在奉命和张冲一起赴苏联之际,又托曾养甫在国内寻觅与中共联系的渠道。曾养甫也是CC系中人物,原名曾宪浩。他是广东平远人,原本是技术界人士。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然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深造。一九二五年,二十七岁的他回国,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此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次长。一九三四年,他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
  曾养甫欲在国共之间架“桥”,他想起了一个非常合适、能够帮助架“桥”的人物——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谌小岑。谌小岑,跟周恩来、邓颖超都有着不错的友谊。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当周恩来在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时,第一批会员二十人在座,邓颖超、谌小岑都是第一批会员。
  谌小岑是湖南安化人,年长周恩来一岁。谌小岑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在五四运动中搏击,结下深谊。此后,谌小岑于一九二○年八月赴武汉,周恩来则赴法国,从此分手。不过谌小岑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仍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种种联系。
  曾养甫虽说过去也认识周恩来,毕竟没有多少交情。他找到了谌小岑。为了便于架“桥”,他任命谌小岑为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如今虽已九十有六,记忆仍清晰。据谌小岑回忆,架“桥”时找了左恭。左恭乃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的后裔,任南京《扶轮日报》编辑,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任主任,只知他跟中共有联系,但并不知道左恭乃中共地下党员。谌小岑在一九三二年和左恭合办过《生力》杂志,与他颇熟。左恭从谌小岑那里得知重要信息,即赶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了报告。中共上海临时局派出了代表,此人便是前文叙及的小伙子。
  大凡行迹诡秘、变幻莫测的人物,换一个姓名,如同换一顶帽子似的,不当一回事。董健吾时而姓王,时而姓周。这位小伙子时而姓黄,时而姓张,而他的真实姓名倒鲜为人知,叫王绪祥。如今,人们通常称他张子华——虽说那原本是他的化名。本书也照人们的习惯,称他张子华。张子华是宁夏中宁人氏。一九三○年,年仅十六岁的他加入了中共。一九三五年,他担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特科成员。他奉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之命,与谌小岑接头。
  那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谌小岑从南京赶来,住在那里。不久,张子华便来到那里。谌小岑如此回忆道: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他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所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同我联系。交通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派谁去呢?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派“黄君”,即张子华,前往陕北。张子华曾任中共豫鄂陕边区特派员,去过陕北一带。正在这时,那位“红色牧师”也受命启程——虽说董健吾联系的是另一条途径。于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决定让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他俩由上海到达西安,正遇雨雪交加,交通断绝。他俩在西安等了些日子,看看天气没有迅速转好的迹象,只得求助于张少帅。当张学良从南京方面得到证实,知道“王牧师”来头不小,乃是行前见过蒋介石的人物,于是决定用飞机送“王牧师”及其“随员”黄君前往肤施。不过,也正因为得到南京方面的证实,张学良知道了蒋介石的绝密信息,知道蒋介石与中共之间有密使来往,因此他也就更大胆地与中共暗中来往。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幕后对话
  一时间,张学良也成了“桥梁”。他在与南京联络之后,又与陕北瓦窑堡联络。来自中共中央的复电表明,中共同意接待“红色牧师”及其“随员”。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一架“波鹰”飞机冒着风雪从西安起飞,载着那两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进。漫山遍野,白雪皑皑。螺旋桨搅动着寒风,飞机在云层中穿行,终于平安降在肤施城延河边上。驻守肤施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一个骑兵连,护送两位密使,前往瓦窑堡。
  二月二十七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千里迢迢,终于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在“边境”迎接他们。当天,林伯渠、吴亮平、李维汉、袁国平在窑洞里设宴,为两位密使洗尘。两位密使急于要见毛泽东。不巧,毛泽东正和张闻天、彭德怀在山西石楼前线。周恩来呢,也不在瓦窑堡。他和刘志丹正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窑堡。当晚,两位远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里。博古仔细听取董健吾的报告,而张子华作为“随员”并未多言。然而,在与“红色牧师”谈话结束之后,博古却又单独会晤了张子华,听取了汇报——如前文所述,董健吾并不知道张子华也是中共特科成员。夜深,博古马上向山西石楼发出“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的密电,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如前文所引,电报中,博古说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也正巧,就在毛泽东接到电报时,那位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正在毛泽东那里,汇报关于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三月二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及周恩来,要求他们和董健吾等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董健吾因急于要回南京复命,未能去石楼。张子华表示,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这样,毛泽东于三月四日,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周继吾(即董健吾)发来一份电报: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张、毛、彭四号十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托董健吾转告的四项条件的答复。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终于开始对话,虽说是通过“桥梁”对话的。知道毛泽东“同意我兄即返南京”,“红色牧师”于三月五日便离开了瓦窑堡。临走时,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带了别致礼品赠宋庆龄:三枚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那是当年江西苏区铸造的。另外,还有一套红区的纸币。中共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向宋庆龄表示敬意。对于中共来说,宋庆龄是在国民党高层中真诚地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那些日子,一个秘密电台便设在宋庆龄的友人路易·艾黎家中,使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与陕北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红色牧师”一路奔忙,风风火火赶回南京,向蒋介石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当“红色牧师”欲再从南京前往陕北之际,风声走漏。“山西王”阎锡山不知从什么途径获知蒋介石派人去瓦窑堡,当即致电南京责问:为什么联合红军打晋军?蒋介石知道此事声张出去,大为不妙。从此不敢再启用“红色牧师”这一“桥梁”。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张子华穿梭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红色牧师”的那位“随员”,不声不响,继续穿梭于陕北和南京之间……张子华没有和董健吾一起离开瓦窑堡。他东渡黄河,前往山西前线,去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作了详尽汇报。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批准了毛、张、彭致董健吾电报中所提出的五项意见。
  会议还就谈判问题,作出决定:今后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来上海,当即与鲁迅长谈,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来沪,除了与鲁迅、沈钧儒等建立联系外,还建立了一个与延安通报的秘密电台。
  与冯雪峰同行,一起离开陕北的,是张子华。张子华来到南京,秘密会晤了曾养甫。张子华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五项意见,希望南京方面就联共抗日也提出条件。不久,陈立夫听了曾养甫的报告,作出反应。曾养甫打电话约谌小岑来家里,谌小岑一进去,便见陈立夫在座,陈立夫当场口授了四条意见,由谌小岑抄录后,转给了张子华。这四条意见是: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另外,覃振还交给张子华一封信,托他转给林伯渠。覃振和林伯渠有着旧谊,他们同是湖南人,都于一九○五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一九○八年,覃振在长沙密谋起义,因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光复长沙后出狱。他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此后,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林伯渠则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覃振致函老友林伯渠,重叙情,亦是为了国共再度携手。
  张子华深知肩负的使命何等重要,星夜兼程,从南京奔赴陕北。这一回,他已是熟门熟路了。他赶到了陕北延川县大相寺,中共正在那里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都在那里。张子华向毛泽东等当面作了汇报。这时,正值周恩来赴肤施天主教堂跟张学良会谈不久,毛泽东曾明确提出由周恩来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于是,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大相寺,亲笔写了两信,托张子华(亦即“黄君”)带往南京。
  周恩来的一封信是写给谌小岑的,全文如下:
  别了十五六年,几如隔世。黄君来,得知老友为国奔走,爽健犹昔,私衷欣慰。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养甫先生本为旧识,幸代致意。倘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亲来,兄能代表贲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国难当前,幸趋一致,矧在老友,敢赋同仇。春风有意,诸维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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