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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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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锋把毛泽东的信,缝入羊皮袄里出发了。他一路日夜兼程,在长武县附近被两个特务所注意,抓住他搜查,搜出了藏在羊皮袄中的信。幸亏那个人是“土特务”,见信是写给杨虎城的,吓了一跳。汪锋也就趁机说自己乃是西北军派往红军的特工,倒是把对方懵住了。后来,特务同意用卡车“押送”汪锋进西安,使汪锋一路上省了许多麻烦。到了西安,汪锋把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杨虎城秘书。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两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时此际,毛泽东所提及的,尚是“反蒋抗日”、“抗日讨蒋”。杨虎城看罢,并未对毛泽东的信作出热烈的反应,只是派军法处处长张依中出面,招待汪锋住下,说是容他考虑一些时日。杨虎城为什么如此冷淡?其实,他读了毛泽东的信,是极度高兴的。但是,他不认识汪锋,生怕内中有诈——万一那封毛泽东的信是伪造的,而来者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事情就麻烦了。他不能不谨慎行事。
  杨虎城急派手下的陕西省政府秘书崔孟博去天津。杨虎城知道,崔孟博是中共地下党员,而那时南汉宸正在天津。杨虎城要崔孟博向南汉宸了解,来人汪锋究竟是何等人物,是否真的由毛泽东所派。崔孟博抵达天津时,不巧,南汉宸外出,未遇。崔孟博于是前往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接待了他。王世英,字子杰,山西洪洞县人,刚过而立之年。他虽年轻,却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一年,他作为中共特派员潜伏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派出多名中共党员打入蒋介石的特务部门复后社。翌年,当新的特务组织蓝衣社成立时,他又派了七八个中共党员打入。后来他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才匆匆离开南京,转往上海,又转往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知道事关重大,王世英亲自随崔孟博前来西安。
  崔孟博一到西安,马上告诉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说是他从天津带来了一位比南汉宸更为重要的人物。王菊人巧妙地安排了杨虎城和王世英见面:他先把王世英带到西安九府街杨虎城的别墅止园,让王世英坐在客厅东面的一间小屋里,然后把门反锁,带走钥匙,交给了杨虎城。中午时分,杨虎城说是要到止园午睡。待警卫们离开客厅之后,他悄然打开小屋的锁,入内与王世英进行低声密谈……就这样,杨虎城不仅与中共北方局有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从王世英那里得到证实,汪锋确系毛泽东所派。
  杨虎城脸上狐疑的神色消失了。他终于决定亲自会晤汪锋。他跟汪锋热烈地进行了交谈。汪锋在西安城里住了一个多月,跟杨虎城进行了三次会谈。此后,毛泽东又频频派出密使,进入那座四四方方的西安城:一九三六年春,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炳南,被派往杨虎城那里,负责杨和中共之间的联络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写亲笔函致杨虎城,交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面呈杨虎城。二十六岁的张文彬,湖南平江人。他后来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于一九四四年死于国民党狱中,时年不过三十四岁,所以不大为人所知,曾任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这封信写道——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战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射向汪精卫的子弹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走笔行文至此,该掉过笔头,写一写本书的另一主角——蒋介石。那时的蒋介石,面临着三大对手:就国际而言,日军步步进逼,威胁着他的生存;就国内而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被他视为心腹大患;就党内而言,汪精卫跟他面和心不和,争权夺利日烈。
  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三月六日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蒋汪体制”。然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阵突然响起的枪声,击碎了勉强维持了三年多的“蒋汪体制”……那天,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一步接一步进行着:清早七时,全体代表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上午九时,会议在中央党部礼堂开幕,由汪精卫作报告。汪精卫的报告不过二十来分钟。报告毕,一百多名中委走出礼堂,在门口拍照留念。中委们分成五排,前排坐,后排站。前排正中的两把椅子,理所当然是留给蒋介石、汪精卫坐的。汪精卫已经坐定,而蒋介石的位子却空着。等了一会儿,说蒋介石有事,不来拍照了。于是,九时三十五分,一阵喀嚓声之后,摄影完毕。就在中委们回身朝礼堂走去时,在记者群中忽地发出“打倒卖国贼”的呼喊,紧接着连响三枪,均命中汪精卫:一枪中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中背部肋骨。
  汪精卫踉跄倒下。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懵了张静江,他连忙趴在地上。孔祥熙赶紧钻到附近一辆汽车底下。倒是张群镇静,回过身子一把拦腰抱住那开枪的记者。那记者这时又连鸣两枪。说时迟,那时快,张学良飞起一腿,踢掉了记者手中的短枪。这时,汪精卫的卫士,击倒了那记者。蒋介石闻枪声,带着卫士赶来。他来到汪精卫身边,半跪着,扶起汪精卫的头,那模样极为关切。正在淌血的汪精卫,以为自身性命难保,吃力地对蒋介石说道:“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时,正在一侧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对蒋介石不客气了。在她看来,拍照时蒋介石不在场,显然是蒋介石要对汪精卫下毒手。她当着张学良、陈公博、褚民谊等中委的面,对蒋介石大声说道:“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顿时,蒋介石如同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他只得强忍着,陪着陈璧君,把汪精卫急送中央医院救治。此事乃爆炸性新闻,马上被各报刊以醒目地位加以报道,标上“中央震惊”、“举国震惊”之类大字标题。议论如沸,蒋介石一时成了猜疑的中心。蒋汪之间,早已面和心不和,所以连陈璧君都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出那样的话,更何况别人会说是蒋介石杀汪!不过,也有明显的令人费解之处:蒋如要杀汪,何必当着全体中委的面杀他?其实,那天蒋介石见现场颇乱,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的一些地方实力派都带马弁二名,记者又那么多,生怕出事,便坐在休息厅里,不愿去拍照。汪精卫见蒋介石没有下来,特地去请他。
  蒋介石对汪精卫道:“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希望你也不要出场。”汪精卫闻言,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事情果真被蒋介石料中。汪精卫一去,便倒在血泊中!杀手究竟是谁?当场被汪精卫卫士击倒的,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叫孙凤鸣。原本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他受伤颇重,送入医院已是垂危了。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虽然孙凤鸣被列为“要犯”,蒋介石下令全力抢救,以查清此案,宪兵司令谷正伦守在他的床前,但孙凤鸣只说那么几句话,再不愿说什么,于翌晨死去。此案惊天动地,自然要深究细查。后来,才弄明白,只是孙凤鸣、华克之、张玉华、贺坡光这四位青年策划的,并无大人物指使。孙凤鸣要刺杀的,原本是蒋介石。他们认为,蒋介石对日军步步退让,只有杀了蒋介石才能拯救中华民族。
  谁知蒋介石诡诈多疑,那天不下来参加摄影,孙凤鸣便把子弹射向了汪精卫。
  这四位青年中的华克之,如今年已九旬,仍健在。他后来奔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手下的秘密工作者。一九九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华克之传奇》,记述他传奇的一生。
  那四位小人物,刺杀汪精卫。虽说汪精卫未死,然而重伤使他不得不暂离政坛,出国治疗。诚如一九二五年廖仲恺被刺,成了蒋介石晋升、夺权的绝好机会;这一回,汪精卫被刺又成了蒋介石独揽大权的绝好机会——虽说刺廖和刺汪,确实与蒋介石无关。刺客的子弹射向蒋介石的政敌,理所当然给蒋介石帮了大忙。
  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是为召开“五全”大会作准备的。汪精卫遭刺后的第十一天——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十二月七日,则召开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副主席——主席虽是胡汉民,但受蒋排挤而在国外。蒋介石又兼任了原先由汪精卫担任的行政院长。这样,蒋介石也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汪体制”——“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局面,从此画上句号。这时,毛泽东在中共方面的地位,与蒋介石颇为近似:在党务方面,虽然名义上张闻天是总负责,但实际领袖是毛泽东;另外,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之一(虽然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此时是朱德)。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何香凝的裙和续范亭的血
  蒋介石对于中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向来是一个“剿”字:对于井冈山一次次“会剿”;对于江西中央苏区五次“围剿”;红军被迫长征,来个前堵后截;红军到达陕北后,则来个“西北剿匪”。面对着日本的侵略,蒋介石的“名言”是“攘外必先安内”。此言出典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的《致全国同胞电》。同年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宣誓仪式上,对这一方针又作了如下解释:“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成功。”蒋介石把意思说得很明白,那就是只有先消灭中共,方能抗日。随着日军步步深入,国土成片沦陷,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对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不满愈加强烈。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忽地收到一个包裹,内中是一条裙子!是谁给蒋介石寄裙子?干吗给蒋介石寄裙子?包裹内放着署名何香凝的一首诗。何香凝,廖仲恺夫人也。她的诗,全文如下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以女服有感而作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消息传出,一时间成为新闻笑谈。刚刚爆过笑的新闻,又爆出哭的新闻: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南京中山陵祭堂前忽地传出一声惨叫,一位男子用短剑自戕,血流一地。他的司机急送他至医院,因抢救及时,才算免于一死。此人便是国民党“五全”大会代表、中将续范亭。他在自戕前,留下《哭陵》一诗: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
  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续范亭的诗,道出国民党内抗日军人的心声,恰好和何香凝的诗相呼应。
  何香凝赠裙,续范亭自戕,是中国抗日大潮中的两朵花。全国上下,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抨击日烈。最使蒋介石惴惴不安的是,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主席的胡汉民,原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右派,却居然发表与“攘外必先安内”相左的言论:“与其亡于日,毋宁亡于赤!”“宁挂红旗,不挂日旗!”蒋介石审时度势,意识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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