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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禫除之后，宜亲执奠爵之礼。若有故，三卿行事。贵妃上厌皇姑，下绝列国，无所应祔。”参议，龢议大体与爰不异，宜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晋陵国刺：孝王庙依庐陵等国例，一岁五祭。二国以三卿主祭。应同有服之例与不？”博士颜僧道议：“《礼记》云：‘所祭者亡服则不祭。’今晋陵王于衡阳小功，宜依二国同废。”太常丞庾蔚之议：“缌不祭者，据主为言也。晋陵虽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阙祭之限。衡阳为族伯缌麻，则应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议：“嗣王未立，将来承胤未知疏近，岂宜空计服属，以亏祭敬。”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齐敬王子羽将来立后，未详便应作主立庙？为须有后之日？未立庙者，为于何处祭祀？”游击将军徐爰议以为：“国无后，于制除罢。始封之君，宜存继嗣。皇子追赠，则为始祖。臣不殇君，事著前准，岂容虚阙烝尝，以俟有后。谓宜立庙作主，三卿主祭依旧。”通关博议，以爰议为允。令便立庙，庙成作主，依晋陵王近例，先暂祔庐陵孝献王庙。祭竟，神主即还新庙。未立后之前，常使国上卿主祭。
《礼》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龙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故教人美报焉。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示本也。”故言报本反始。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其裔曰柱，佐颛顼为稷官，主农事，周弃系之，法施于人，故祀以为稷。
《礼》：“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故国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汉、魏则有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谷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论王社，亦谓春祈籍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则曰‘王者布下圻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师也’。景侯此论，据《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则以置社为人间之社矣。而别论复以太社为人间之社，未晓此旨也。太社，天子为民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夫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若夫置社，其数不一，盖以里所为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间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籍但有五祀，无七祀也。按祭五祀，国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礼》所云祭凡小祀，则墨冕之属也。景侯解大厉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祭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是思惟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书召诰》：‘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义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则稷无牲矣。说者则曰，举社以明稷。何独不可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过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周礼》封人‘掌设社纮’。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稷则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设纮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时成粲议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郑氏学。”咸重表以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从何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顽蔽，少长学问，不能默已，谨复续上。”刘寔与咸议同。诏曰：“社实一神，而相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旧，一如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咸赖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载，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来造。”《礼》，左宗庙，右社稷，历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庙之右，而江左又然也。吴时宫东门雩门，疑吴社亦在宫东，与其庙同所也。宋仍旧，无所改作。
魏氏三祖皆亲耕籍，此则先农无废享也。其礼无异闻，宜从汉仪。执事告祠以太牢。晋武、哀帝并欲籍田而不遂，仪注亦阙略。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亲耕，乃立先农坛于籍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外加埒。去阡陌各二十丈。车驾未到，司空、大司农率太祝令及众执事质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毕，班余胙于奉祠者。旧典先农又常列于郊祭云。
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灒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晋武帝太康九年，杨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采桑坛东南帷宫之外，去帷宫十丈。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毕，彻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礼五岳四渎，咸秩群祀，瘗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军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礼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礼也。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长安，遣使者以璧币礼华山，礼也。晋穆帝升平中，何琦论修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省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飨报功德。是以灾厉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逮三代，年数虽殊，而其礼不易。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著在经记，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礼，可以阙哉！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唯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旧台选百石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时祷赛，春释寒而冬请冰。咸和迄今，已复堕替。计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为简阙，礼俗颓紊，人神杂扰，公私奔蹙，渐以滋繁。良由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建废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歼，宜修旧典。岳渎之域，风教所被，来苏之人，咸蒙德泽，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俟皇舆北旋，稽古宪章，大厘制度。其五岳、四渎宜遵修之处，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辞，旧章靡记。可令礼官作式，归诸诚简，以达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诸妖孽，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渎。”不见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诏奠祭霍山，未审应奉使何官？用何牲馔？进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议：“修祀川岳，道光列代；差秩珪璋，义昭联册。但业旷中叶，仪漏典文。寻姬典事继宗伯，汉载持节侍祠，血祭埋沉，经垂明范，酒脯牢具，悉有详例。又名山著珪币之异，大冢有尝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准酌记传，其可言者也。今皇风缅暢，辉祀通岳，愚谓宜使以太常持节，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时谷，礼以赤璋纁币。又鬯人之职，‘凡山川四方用蜃’，则盛酒当以蠡杯，其余器用，无所取说。按郊望山渎，以质表诚，器尚陶匏，籍以茅席，近可依准。山川以兆，宜为坛域。”参议景先议为允。令以兼太常持节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币，器用陶匏，时不复用蜃，宜同郊祀，以爵献。凡肴馔种数，一依社祭为允。诏可。
晋武帝咸宁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诏曰：“诸旱处广加祈请。”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获澍雨。此雩禜旧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是后，修之至今。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兹可谓命世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以遭天下大乱，百祀隳废，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烝尝之位，斯岂所谓崇化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命鲁郡修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晋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昭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诏给事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亭五代孙继之博塞无度，常以祭直顾进，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夺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隐之。兄子熙先谋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云为奉圣侯。后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迈为奉圣侯。迈卒，子莽嗣，有罪，失爵。
魏齐王正始二年三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渊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
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
汉东海恭王薨，明帝出幸津门亭发哀。魏时会丧及使者吊祭，用博士杜希议，皆去玄冠，加以布巾。魏武帝少时，汉太尉桥玄独先礼异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文帝黄初六年十二月，过梁郡，又以太牢祠之。黄初二年正月，帝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车驾行幸江宁，经司徒刘穆之墓，遣使致祭焉。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行幸籍田，经左光禄大夫袁湛墓，遣使致祭。大明五年九月庚午，车驾行幸，经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巡。乙酉，遣使祭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璩墓。
刘禅景耀六年，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先是所居各请立庙，不许，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为可立于京师，乃从人意，皆不纳。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允等言于禅曰：“昔周人怀邵伯之美，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象。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兴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烝尝止于私门，庙象阙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尽从人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属所以时赐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从之。何承天曰：“《周礼》：‘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后代遵之，以元勋配飨。允等曾不是式，禅又从之，并非礼也。”
汉时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放效，济南尤盛。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绝。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诏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