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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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更为惊诧的是母亲竟然来到了医院，我更惊异于母亲的悲痛与失态。我先是在医务所门口就远远听到一个女人伤心的哭嚎，接着就看到了披头散发的母亲在无数人的包围下一路滚爬着向医务所这边来。我“嗷”地叫了一声，挣脱了抱我的人，跑向母亲。母亲见到我，越发哭得凶了，她死死饱住我，叫了一声：“我苦命的儿啊……”忽然手一松，母亲软软地瘫倒在地。人们就手忙脚乱地将母亲弄到急救室去了。
很多事是多年后才弄清楚的——父亲被打错针药的时候，心里难受，他对和他一道打针的病友说了一句话：“我女儿喜欢吃鸡蛋面，你帮我做一碗……”病友只来得及点了下头，父亲就小便失禁，热血变冷，永远去了。那个病友就是后来抱我要做鸡蛋面给我吃的那个人。后来他真的做了一碗放了葱花的鸡蛋面，但我没吃。那一天，我只来得及悲伤。
母亲是医院里派人到我家，用自行车驮来的，开始没说我父亲已经去了，怕身体不好的母亲受不了这个致命打击，他们只说父亲的病情有了变化。母亲就焦急地赶来了。当时她和许多妇女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搓草绳，身上的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下。
母亲一路上问个不休：“夕贵不是就要出院了，咋又犯病了呢？”驮她的人就安慰她：“嫂子，没大事，没大事！”
直到到了医院，那人才噙着泪水告诉母亲：“嫂子，你家老赵走了……”母亲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滚了下来……
母亲来了之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死了。死了，就是永不再见了；永远没有他的呼吸与笑容了；没有他的抚摸与呵护了；没有他在阳光下晃来晃去的瘦长的身影了；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父亲可喊了。
父亲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是打针打死的。护士用错了针药。处理的结果是，医院赔了三十块钱，给父亲做了一身“老衣”（死人穿的衣服），就这样了结了。
由于天热，我们在第二天就将父亲接回了家。是晚上。大伯和其他一些亲友用父亲生前睡的竹床抬着父亲，我背着书包走在父亲的前面，一边走一边缓缓地撒“买路钱”，一边迎着夜风默念：“爷，我们带你回家了……”这是大伯他们教我说的，说只有这样念叨，父亲的灵魂才会回家。我仿佛一夜长成，明白了生死，也体验了苦痛。随着夜风和纸钱一同飘落的，是怎么也流不尽的泪水……
父亲回家的第二天即下葬，父亲的棺材是我家屋后的一棵泡桐树打成的。泡桐的材质并不好，用指甲一掐，都会掐出一个印子来，但我家实在无能为力给父亲安置更好的棺木了。这一天家中哭声阵阵，香烟缭绕，父亲躺在门板上，供在堂屋里，脸上盖着黄表纸。我和美华披麻带孝跪在父亲头前，一边朝前来吊孝的亲友磕头，一边往火盆里放纸钱。母亲在房里大声哭着、哀哀喊着：“你怎么这么狠心就走了，丢下两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小家伙我怎么养得大？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一个人走？你不如带我一起走了好啊……”
美英也大声哭着，怀念着父亲的种种好处。几个女人在劝着母亲，要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保重身体，母亲越发悲痛绝望，惨叫一声“这日子叫我怎么过啊”就昏过去了。如此好几次。我静静地跪着，不时看一眼门板上的父亲，我无法像母亲和美英那样大放悲声，我的哀伤在心里，像一颗埋得深深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生根发芽。
父亲下葬了，就埋在河的那一边，站在我家屋后就可以看见。那个长方形的坑是姐夫和大伯他们几个男人挖的，父亲的棺材被两根绳子吊着徐徐放进了墓坑。
就在往父亲的棺木上填土的那一刻，一直站在大伯身后的我突兀地窜出来，一把揪住大伯的铁锹，哭喊起来：“不要埋爷！不要埋爷！”也许谁也没想到我的突然发作，都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我只知道，坑内埋下的是我的亲人，是我一生一世亲爱的父亲。我不容许他们将父亲埋在这个永不见天日的土坑内。
我还是被人拉走了，我不知道我撕坏了谁的衣服，咬破了谁的手臂，我像个疯狂的小野猪，又咬又踢。
我的伤痛如此清晰而深刻。我在两个亲友的拉扯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泥土掩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他在沉睡，我在痛哭。
父亲的去世是我家苦难的起源。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体质日益下降，骨瘦如柴。开头几天，她除了流泪就是站在屋后呆呆遥望父亲的坟墓，神思恍惚。我和美华带着黑纱和白花去上学。为了给父亲戴孝，我和美华得穿三年的白鞋子。白鞋子很容易脏，我常常去河边洗鞋，就常常望着父亲的坟墓想心事，想他是否孤独，是否想我。
也许因为父亲曾是公社会计的原故，父亲去世后，生产队很是照顾我家，队里给母亲分了轻松点的活儿，就是搓绳、编草席什么的。我和美华由队里抚养到十八岁。也就是说，我和美华在长大成人前的口粮和学费全由生产队解决了。父亲的去世也使我们得到了村人的莫大同情，村人对我们的歧视开始有所转变，我们一家孤儿寡母就这样勉勉强强、磕磕碰碰地过着日子。
母亲是四十七岁守的寡，母亲对改嫁一向讳莫如深。父亲去世后约一年，就有好心的乡亲来跟她提亲，母亲一律摇头：“我什么指望都没了，只要两个丫头将来有出息。”乡亲好心劝解：“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苦，不如找个人帮你一把。”母亲还是摇头：“到哪儿去找个比夕贵更好的人？”
这些话是母亲和好心的乡亲坐在我家的煤油灯下说的，我和美华在灯下做作业，母亲在纳鞋底。堂屋正中的墙上悬挂着父亲的花圈，靠墙的米柜正中放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灵牌位上面用墨水写着“先夫赵夕贵之位”。母亲的目光始终看着那儿，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说亲者。
灾难总是猝不及防地降临。
忽然，有天夜里，东边永龙家的黄狗狂吠不止，一直暴躁地狂叫到我家的墙根底下，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听到了一阵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哗哗响声，到我家这边就没了动静。然后窗上就传来阵阵轻叩，“笃笃、笃笃”。我知道母亲醒着，她紧紧搂住我和美华，微微发抖，紧张得像只护雏的老母鸡。
狗吠越来越凶，附近的狗们也遥遥呼应起来，吠成一片。过了一会儿，自行车又响，那狗追着叫远了，不久就归于平静。我在母亲的怀里恐惧地醒着，母亲搂我的手松了一松，一颗水珠落在我的脸上，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
有一天放学回来，我惊恐地发现母亲的眼睛是肿着的，桌子上放着一叠那个年月里罕见的粮票和油票。母亲呆呆地坐在桌旁。我乖顺地喊了一声“妈”，母亲搂过我，一串泪珠又落在我的头上，我惊恐无比，不知又有什么苦痛袭击母亲了。母亲不说，我也不好问。每天临睡前，母亲在大门后插一把菜刀，枕头下也放一把。夜里，自行车的响声和狗吠依然激烈，还有叩窗声。母亲总是紧张地搂着我和美华，一声不吭。
后来就有了那次“匕首事件”。匕首是插在我家木板桌上的，寒光闪闪的一把刀子，直立着插在桌子上。我放学一回家就发现气氛不对，家里有许多人，多是村干部。母亲红着眼睛，见我和美华回来，扑过来搂住就哭：“我死了不要紧，可那个畜生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他真要害我两个丫头咋办？”我在母亲的哭声与诉说中惊恐万分，一种巨大的恐惧紧紧笼罩了我小小的心脏。
只听村干部说：“沙玉芳，你让我们怎么保护你呢？总不能派民兵住在你家里吧？你都说他无恶不作了，他真要干了谁，我们怎么吃得消？再说你们毕竟有过婚姻，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怎么插手管你们的事？依我们看，他这次可能也是真心的，是你不给他面子，他才恼羞成怒拿匕首吓唬你，你不要害怕，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杀人偿命，他坐过几次牢，这一点肯定懂。要是他真心待你，倒也是件好事。你就退一步吧！”
母亲不说话，一味地哭。后来村干部们一个一个陆续走了，母亲一直哭到了天黑。我这时不过十岁，也许母亲认为我还不到能够为她分担痛苦的年龄，所以她什么也不跟我说。我悄悄地为无法得知和分担母亲的痛苦而痛苦。但我隐隐听懂了一点事情，那就是，母亲的痛苦和夜晚的叩窗声、桌上的匕首以及大人们嘴里所说的“无恶不作”的那个人有关，那个人是谁呢？他为何让母亲感到如此惊恐？难道是魔鬼？
后来几天，母亲每天神情呆滞地在屋后的河岸边徘徊，要么就是坐在河边对着父亲的坟墓发呆。还经常在夜里紧紧搂着我和妹妹掉眼泪。我有种隐隐的担忧。
果然就出事了。母亲出事的头一天，我的右眼皮一直噗噗地跳过不停，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右眼跳灾是听母亲说的。但我的眼皮跳我没告诉母亲，怕她担心。当村里人慌里慌张跑来我的教室高喊我母亲喝了农药时，我忽然全身一软：不幸应验了。
我是和妹妹一路号哭着跌跌撞撞奔回家的。母亲已经被乡邻们灌了很多肥皂水，满嘴白沫，全身湿漉漉的。一见此景，我恐惧到了极点，我刚刚失去了父亲，难道我又要失去母亲了吗？已经破碎的天空又要塌陷一次吗？
我不顾一切地扑到母亲身上大哭，妹妹抱着母亲的脚哭，我摇晃着母亲的头哭，帮忙的邻居也哭。我清晰地听到有人说：“恐怕不行了！”我更加绝望，死命地抓住母亲的衣服，哭得肝肠寸断。母亲去了，谁来守护我流泪的天空？
也许是天可怜见，母亲并没有去。在我的摇晃中，母亲突然张嘴吐了起来，刺鼻的农药味道弥漫了整个老屋，没有比这更浓烈的死亡味道了。母亲活过来了！邻居们也喜极而泣，我和妹妹一人拉母亲的一只手，眼泪汪汪地看着母亲，母亲看着我们的眼睛如此空洞失神，那是一种已经熄灭了所有情绪的眼神。
当我数年后尝试杀死自己的时候，才彻底明白了自杀其实是一种比活着需要更多勇气和力量的勇敢行为！而我不过是在手腕上留下了一条刀疤，当然这是后话。
那一次母亲被救活后，我第二天没去学校，在家寸步不离地“监视”母亲。她担水我跟着，她上厕所我也跟着。母亲让我去上学，我说，如果我读书会失去你，我宁愿不读书！母亲说，妈不会再做傻事，妈想通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妈就是讨饭也要把你们姐妹俩拉扯大，好对得起你爷，以后到地下对他也好交代。
我忍了一眼眶泪水，背起书包上学去了。那是夏天，粉白、甜香的槐树花儿坠满枝头，树下走着凄苦无边的我，抬眼望去，是明晃晃的阳光，和白晃晃的村路，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世界里总是阴雨连绵，总是泥泞不堪？天不语，地无声。
也就是从那时起，小学四年级的我开始学会思想，我小小的脑袋每天忙碌不停，想母亲的痛苦，和自己的忧伤。想父亲的寂寞，和妹妹的懵懂。我还想知了为什么叫唤，它到底是在号啕大哭还是高兴地歌唱？我甚至想过，如果我、妹妹和妈妈都变成知了，每天只要喝点露水就能美美地活着，这是多么幸福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令我欣慰的是母亲到底有些转变了。那年夏天还没过完的时候，有一天，母亲说要和邻居顾大妈去一趟镇上，让我中午和美华在顾大妈家和她的女儿秀美一起吃饭。我狐疑地看着母亲和顾大妈一早就走了，母亲很少赶集的，何况这时又不是节日。那天母亲穿着难得一见的蓝凡士林上衣，和所有上街的妇女一样挎着一只小竹篮，沿着门前的小土路走了。
那时田里的矮桑树正郁郁葱葱，那是蚕宝宝的粮食。而那些乌黑发亮的桑葚就是我的粮食了，我和美华总会瞅机会避开守林员，像精灵的小贼一样去摘桑葚，吃得心满意足，胃囊鼓胀，嘴角发紫。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样美好的季节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发生。
中午在隔壁的顾大妈家吃饭时，我从她的女儿秀美口中得知了母亲去镇上的秘密——原来母亲是相亲去了。那个男人是在青海工作的，具体工作不详。如果母亲和他谈得成，那么母亲将会带着我和美华跟着那个男人一起去青海。
“青海？青海在哪里？”我茫然地问秀美。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远很远。”秀美说。她比我大四岁，很多事情她懂我不懂。我对母亲会嫁给一个陌生男人感到新奇，我弄不懂再嫁的意义何在。秀美说，要是你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