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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姚文元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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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这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在柯庆施、江青的组织下,五月六日的《文汇报》,发表了梁壁辉(即俞铭璜)的长文《“有鬼无害”论》,猛烈评击了昆曲《李慧娘》。《李慧娘》编剧为孟超,剧本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的《剧本》杂志。上演之后,廖沫沙(署笔名繁星)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热烈赞扬昆曲《李慧娘》。江青求助于柯庆施,发表了批驳“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打响了“大批判”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标便是眼下放在茶条几上的那本《北京文艺》。她不由得记起那不愉快的一幕……
  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她向来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轻放过。
  当然,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笔杆子”。她想及了一九五四年的风云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一九六四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个。出乎意料,他竟没有答应。
  于是,她又求助上海。如她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为人民立新功》的发言中所言:“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她,对上海确实怀着特殊的感情。来来去去,多少次奔忙于京沪道上。说实在的,她该算是个“老上海”。她永远不会忘记自,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上海度过的岁月:山东姑娘李云鹤,在十里洋场腾飞,成了电影演员蓝苹……
  如今,有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她把上海当作了“基地”:“样板戏基地”——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块“样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经对《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对《海瑞罢官》开刀。“样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联系,日趋密切。张春桥成为架在她与柯庆施之间的一座“桥”。
  光是在一九六四年,她跟张春桥时而在北京、时而在上海见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张春桥研究上海京剧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张春桥来京;
  六月二十二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张春桥一起接待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指定“张春桥挂帅”,修改此剧;
  十一月,江青来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剧团改编为京剧,指定“张春桥负责组织工作”;
  火车急急南行。上海已在准备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声称,此行是为了观看上海京剧团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唯有柯庆施和张春桥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担风险”批《海瑞罢官》
  上海香山路九号那幢小洋楼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灯光。
  姚文元从底楼来到二楼。那里本来住着张春桥,如今住的是《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
  “王维同志,向你请个假。”姚文元对王维说道,“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并没有说明写个什么东西,也没说清楚要多少时间。
  “你去好了。”王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知道,姚文元说的“市委”,就是指柯庆施。既然姚文元不愿说写什么东西,他当然也就不便多问。
  姚文元下楼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此,半年多光景,他几乎不去《解放日报》社。虽说王维跟他同住一幢楼,平常也很少见到他。即使见到他,他从不说起在写什么,王维也就不问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
  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
  虽说他的“根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朱永嘉此人亦善于钻营,竟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负责人。“文革”中跃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尽管此事“对外保密”,姚文元却多次骑着自行车在夜间来到林村,求教于父亲姚蓬子。姚蓬子正闲得无聊,自然尽力为儿子翻查海瑞资料——虽然开初姚蓬子曾数落过儿子“多管闲事”、“海瑞有啥批头”,但是听儿子透露了此事的“来头”之后,姚蓬子立即“急转弯”了。
  就在“女客人”又坐上一节空荡荡的软卧车厢北去不久,柯庆施南下广州疗养。他在一九六四年春发现肺癌,作过切除手术。
  三月二十三日,柯庆施来到成都,跟朱德、贺龙一起住在某招待所。
  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宴请朱德、贺龙、柯庆施。
  柯庆施吃得较多。临睡前,又吃了花生米。当夜,腹部剧痛——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虽然成都医生全力抢救,上海医生坐专机赶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带来名医从北京赶到,也未能奏效。
  四月九日傍晚,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江青闻讯,大为震惊——她失去了一位得力的支持者。从此,张春桥成了她在上海的支柱。
  四月二十六日,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何庆施之死。她反反复复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明里搞样板戏,暗中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写作,仍处于“绝密”状态。写了一稿又一稿,为了保密,不能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借着讨论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南来北往,一时间是那样的频繁。在四月二十七日“接头”之后:
  五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在北京露面,跟江青“谈《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加工问题”;
  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京剧《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里,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海港》剧组;
  六月二十四日,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智取威虎山》剧组;
  惯于吹嘘的江青,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当着那么多老帅、将军的面(陈毅也坐在下面),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如此“光荣而艰难”的“历程: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
  江青的逻辑是令人奇怪的:明明是自己在玩弄阴谋,不可告人,才“对外保密”,却故弄玄虚,仿佛在搞“地下工作”!
  “火力侦察”
  一辆小轿车驶出上海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门,沿着淮海中路,朝外滩飞奔。
  车上坐着四位乘客:张春桥,姚文元,《解放日报》社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
  张春桥绷着脸,不发一言。
  姚文元虎着脸,一本正经。
  魏克明前几年开过刀,身体瘦弱,显得疲惫。
  王维虽然爱聊天,此刻见众人不语,也沉默着。
  张春桥吞云吐雾,车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一片寂静,唯有发动机在轰鸣。
  两位“老总”(总编)应召而至康平路,只听张春桥说有重要急件要送《解放日报》社排印。要求是“绝对保密,不许排错一个标点”、“老总”并不知道要排印什么绝密文件。不过,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出马,足见那文件非同一般。
  王维猜想,这文件一定是姚文元花半年多时间写的。要不,他为什么坐在车上?
  突然,张春桥打破了沉默,冷不丁地问道:“老魏,你们《解放日报》为什么登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和《海瑞的故事》?”
  魏克明猝然不知所答,一时竟讲不出话来。
  王维也为之一怔: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海瑞?
  到了《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经过专门挑选的排字工人已在那里恭候了。
  姚文元从拎包里拿出一卷厚厚的手稿。两位“老总”掠了一眼文章的标题,不由得一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哦,怪不得刚才张春桥在车上问起了《解放日报》上关于海瑞的文章!
  两位“老总”亲自向排字工人交代了纪律和要求。
  第二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字排印本,便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十六开本,用上等道林纸精印,确实做到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印错。
  张春桥从抽斗里拿出一张早已拟好的名单,交给秘书。名单上方天头,有张春桥用铅笔写的批示:“每人一份,即送。”
  两天之后,名单上的人物全都应约而来。来者大都白发苍苍,皆为史学教授、专家及文艺界知名人士。
  张春桥笑容可掬,在门口迎候,极尽谦卑之态。
  会议准时开始。张春桥首先致词:今天,诸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张春桥仿佛成了谦谦君子!为了使与会者畅所欲言,姚文元“回避”了。
  教授、专家们真的以为是征求意见,也就直言不讳,几乎异口同声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学富五车之士,成了张春桥的网中鱼。
  两位记录员刷刷地记满了一页又一页横格纸。任凭专家、学者们指着鼻子骂,张春桥依然保持一张微笑的脸。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教授慷慨直言:“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指出:“对海瑞也应一分为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本来有点顾虑,看到
  大家都“畅所欲言”,也就对“清官”问题直抒己见,批判了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
  与会者反映最为强烈的,便是把海瑞跟“要人民公社退田”之类“挂钩”,生拉硬扯……
  张春桥满脸堆笑送走学者们之后,手里拿着厚厚的会议记录,对姚文元说:“‘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也就在大字本排印出来之后,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陈丕显、魏文伯、首获秋,才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据姚文元自称,已是第九稿了!
  不过,张春桥的说法,与姚文元略有出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张春桥在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谈话时,说及写作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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