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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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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修辞学的,而且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沉樱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先后在《大江月刊》、《小说月报》、《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喜筵之后》(1929年,北新书局)、《夜阑》(1929年,光华书局)、《某少女》(1929年,北新书局)、《女性》(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及《一个女作家》(1935年,北新书局)。之后,除了散文偶有所作外,再也没有写过小说。
  沉樱的小说都是编辑约槁,没有一篇是属自己投稿投中的。那时的女作家不多,沉樱说:“物以稀为贵,人何尝不是如此?女作家简直应接不暇,我的小说大都是编辑催逼下写出来的。”
  沉樱,“深海少作”。她一再说,那些短篇小说“多属模仿。扬雄说,他的赋是雕虫小技,大丈夫不为也。我自己的小说只能算是历史资料。”
  1982年3月21日,她在给我的信中说:
  ……我青年时代爱读文学作品,但并无要成女作家之心及 努力。只是当时女作家少,别人看出奇货可居之道,大力加以捧 抬,达到名利的目的。这与我性格截然不同,很起反感,曾写《一 位女作家》以自况,不知您在资料中可曾看到。不过这都是青年 时代的荒唐事,不谈也罢,好在我非短命之人,经过了半世纪,也 算长大成人,做了点事。六十岁后,认真出了几本书,至今还在台 湾畅销,现在听说国内也有两本在印行……文坛上常有文胜于 质的风气,以致纸上所写,一般异于实人……请别把我二十出头 的幼稚时期作为研究。虽然凡个不同的时期都是我,但我总认为 成熟以后的才算数……
  这些话,有些是人生的经验之谈,力透纸背;当然,人们也可以视为她的谦虚,但确实表明了她的人格与文格。
  四
  由于沉樱小说创作的时间不长,因此,其评论也颇不多见。但就其看到的文章来说,对她小说的评论是不全面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沉樱的小说创作不如散文,散文的成就不如翻译。就这个问题,我亲自问过沉樱,她点点头,表示赞同。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如果认真阅读她的小说,就会发现其中某些闪光的东西。
  沉樱曾是以善写短篇恋爱小说,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心理分析细腻、适当而闻名的;如《下午》。《喜筵之后》等作品,都是通过男女的爱情生活描写,可以窥视社会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以《女性》为例,我们来剖析此类小说的一斑。
  《女性》描写一对已经告别浪漫的学生时代,由恋爱而同居的青年生活。他们都厌恶做家庭中的人,抱着“从事文学的野心”,领受着“努力”的乐趣,忘情地握着手,携抱着畅谈理想。男的有自己的事务,女的平日伏案写作,并因喜欢俄国文学的缘故而在攻读俄文。他们有追求一种生活——不只沉醉于爱的氛围里,也有一个梦境的憧憬在鼓舞着两颗心。忧烦、苦闷似乎是伴随着这位女子的怀孕来到他们生活之中。女主人公并不把作母亲视为神圣的天职,她原是一个有着同男子一样的野心与抱负、连作妻子都不愿意的女子,更没有想到要作母亲。但她毕竟真的怀了孕,于是精神上显出一种可怕的颓丧:“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苦闷地沉思,动也不动地过好多时候,有时和她说话,总是茫然地抬起头望着别人的脸,好像正想着心事,没听清楚说些什么的样子。脸上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阴雨时的天空一般晦暗了。”那样子使人有说不出的难过和恐怖,她像在受着无形的毁灭。她终于决定去医院打胎。她认为“人的思想是随着环境变的,有了孩子,就要陷在作母亲的牢笼中,从前的和现在的我都要消灭了……现在这牢笼就在面前,不久就要进去了,怎能不害怕不挣扎呢?也许我即使好好的,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但是想到快要绝望了,就好像自己有着了不起的大志愿似的,不甘心这样完了。”
  这就是女主人公的思想,她追求个性的自由和发展,但结了婚,怀了孕,似乎“一个美丽的梦境破灭了”,每天要过忧愁的日子。这种生活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果不惬意地活着”,她情愿死。这种生活,她认为是受罪。如果这样,“我一向的理想都消失了”,“前途完全黑暗了”,她不愿作“一个自己所不愿意作的人”,她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可怕的深渊,“什么都完了!”最后,她打了胎,“一件失掉了的东西,又重新得到了”。但快乐是永远在希望与想象之中的,而实际上则只有空虚。
  小说主要刻划的是一个争取男女平等,并为社会有所贡献的女性的形象。现实使她时常悲伤,而追求又使她变得倔强:不听丈夫的百般劝阻,坚持打胎就是证明。她不愿“只好听其自然”,而是“为什么对于不愿意的事,要听其自然就算完了?”她要求自我解放,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作战的对手是封建社会及其思想。我想,这就是沉樱这类小说在当时的积极意义。但总的说来,主人公的追求、理想等,都较空泛,没有和社会、民众的解放结合起来,显得没有实在的社会内容,似乎同当时严酷的现实距离较远。
  除了这类恋爱小说,沉樱还写了一些很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作品,显示了她创作中的思想深度,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主仆》是她创作中最有社会意义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以平铺直叙的手法,客观地描绘了老王的典型性格以及主人的虚伪。老王四十多岁,身躯并不壮大,“手脸是和那破烂的衣服一致的污黑,使人一时看不清他的五官是怎样的形状”,他是只知道姓王、没有名字的仆人,在没有自来水的城市里,做着挑水的职业。他驼背,头总是低着,有毛病的眼睛老是俯视着脚下的地面。他给李家挑水,领取微薄的代价,由于其他仆人的怜悯,他常能得到准备倒掉的饭菜。为了报答这种“恩惠”,他总是到厨房里帮忙,自动地扫地、倒垃圾,做着别的仆人不愿做的事情,于是慢慢地有了近于仆人的地位,而实际上,他是仆人的仆人,遭受着主人和仆人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他老实得连句话都不会说,更不会讨好人。他除了为主人服役,还得听“同事”差遣。每天,他是第一个起床,生火、预备别人的洗脸水、打扫院子、收拾客厅、到河边挑水……浑身的力气总是用得没有一点剩余。但他的劳动没有代价,主人并不给他工钱。老王是个阿Q式的典型。当了李家的仆人,他觉得是意外,是升高,是一种梦想不到的幸福,并抱着极端勤奋的决心来报效主人的“恩典”。老王老实,脾气却倔,遇到别人昧着良心的冷嘲,也受不了,很想发作一下,但一想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也就忍住了。于是,他更为忙碌:“烧火呀,洗碗呀,洗菜呀,几乎成了他的固定的分内的事了。总之,他除了睡眠之外,所有的时间和力量完全是供别人差遣的。”在作者笔下,老王的性格是有发展的。他有奴性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生活,渐渐地使他“感到一点不平和不满,他常想到比自己的工作轻了几倍的仆人,除了额外的进款以外,每月还有三四元的工资,而自己是一点工资也没有,每月一元的水价,由他去买别人的水用……还要自己贴出钱来。”他不平,但却没有不干的意思,气愤不过,忍受不了时,便发恨停工一两天。这时,他总是说身子有病,躲在门房里睡觉,或跑到外面闲散一下,在坐满了穿着破棉袄的人们中,喝点酒。他常常挨骂,被冤枉,他觉得自己不但不该挨骂,而且认为要去骂人才对。但他的火气不能发,也不敢发,不过又始终难以平静下去,一个消极的反抗办法就是装病。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曾为娶亲的事而烦闷。在李公馆,其地位在仆人之下,但一走出这个恼人的公馆,他说话的声音就响亮起来,态度也大方,一点没有在主人面前那种愚蠢的样子“。他有许多怨恨,加上赌钱的惨败,都给他可悲的心灵上涂满了阴暗的色彩。但他经不住太大花言巧语的诱惑:”去做点小生意,娶个亲,老婆孩子地成个家。“几句话,消除了他的一切气恼,于是又一心一意地照着太太的吩咐,一刻不停地埋头作事去了。
  老王有天真、善良,有愚蠢、无知,也有反抗。作者通过具体的叙述和细节描写,使这位颇具几分阿Q性格的仆人,活现在我们面前。他最终是不干那种既没工钱又要垫水钱的差事了。当他想到自由自在地生活总比忍气吞声好时,脸上露出刚毅的微笑来。也许,这就是仆人对不平生活的反抗,但它实在缺乏力量。固然,我们不一定就要求仆人去参加推翻旧社会的革命,但作者应该写得更高一些,而摆脱现实生活的实录。当然,作家寄寓仆人的深切同情和对其弱点的讽刺,对社会揭露之深刻,隽永老练的笔法,都说明这是一篇成功之作。小说《旧雨》写青年女子的命运,读了它使人想起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小说主要通过李琳珊北上旅行,与大学将毕业的中学同学黄昭芳相会而展开的。她们一块到北京升学的六个人中的三个,由于恋爱而中途退学。有的作了太太,有的堕落,有的婚后受气,过着贫困的生活。小说并没有多少故事,主要是以对话传达着一切。黄昭芳是一位进步的女性,对社会,对现实有着自己的认识:“女人,真也难怪被人轻视,什么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结果仍是嫁人完事,什么解放,什么奋斗,好像恋爱自由,便是唯一的目的,结婚以后,便什么理想也没有了。”“什么恋爱,反正最后不外乎是结婚,可是结了婚,女人便算完了。”她一语道破的,正是“五四”运动后,所谓妇女解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妇女不能就业,没有经济上的真正解放,必然沦为男人的附属品,虽是一生奋斗,争得自由恋爱、结婚(就知识界而言,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妇女能如愿以偿的),但结果,除了生男育女,还有更悲惨的结局。抱着独身主义的黄昭芳就要毕业了,焦急地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她和李琳姗都怀念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中学时代。那时,“虽然也说不出希望是什么”,但“总有个空想的梦”,觉得将来是希望无穷的:“现在呢?从前的梦消灭了,新的梦也造不起来了”,“现在简直是什么希望也没有,只剩下谋生活的念头”。这便是她们,也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真实写照,是现实给一代人心上烙下的印记。当她们谈到加入革命党的萧英时,黄昭芳低声而严肃地说:“你说萧英信的主义,到底怎么样?实在说,我真是莫名其妙。”李琳姗说:“我觉得无论谁也不能不赞成,因为我们想不出另外还有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了。”这是一个积极的答案。她们都承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太深,善于苟安,混日子。在李琳栅旅行的归程中,沉闷代替了来时的快乐,同学们各种各样而又不相同的不幸结局,都不时地在她心头闪现,她伤感地预感到自己也将是她们不幸中的一员。“她们走上的路,现在又伸展在她的面前了,并且即使不情愿,迟早也非走上去不可。”虽然李琳姗已经现实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但她却景仰起有着自己信仰的萧英来。
  这篇小说反映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并有深刻的认识力。苟安思想重重的李琳姗,最后对革命党员萧英的崇敬之情,这个结尾使主人公最终呈现出光彩,发人深思,深化了主题。
  《张顺的犯罪》是写一个出身贫苦、没有自由、过着冷酷劳苦的军营生活的三等兵张顺犯罪的经过。他是独子,为了逃出没有工作,只有忍受不了的饥饿和压迫的乡下,背着父母当了兵。对此,父母没有责备他,希望他寄钱,救济家庭。生活无望的父亲,投奔儿子,希望能在北平混口饭吃。“连一块钱的整数都凑不足”的张顺,请假进城看父亲,但父亲偏偏跟拉车的表叔练腿认路去了。张顺被繁华大街的景色所诱惑,不仅忘了归队盯时间,也忘了一切烦恼。他是请假出来的,想到如山的军法,“身心都战栗了”,回去的勇气一扫而光,眼前是无际的黑暗。绝望中他产生了逃的决心。但他需要钱,可是善良的张顺既不敢明抢,又不敢暗劫,只希望有人可怜他,慷慨施舍他。这个念头经过三思之后,他终于决心扮演一个被劫的角色。他八个铜子买了一把修脚刀,然后走向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掩藏着黑暗的僻静胡同里。懦弱的张顺,“这时忽然勇敢起来,他毫不胆怯地实行路劫了。不过劫的对象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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