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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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你是尽了你的责任而过早永远的休息去了，一切敌人们将不知要怎样高兴，因为现在又少了一个领导青年大众的“叛徒”了。但是，成千成万的勇敢前进的文化工作者，正在继续着你未完的工作，正在猛烈地和敌人们斗争，只这一点，你是可以在九泉之下感着安慰的。
永存在我们心坎里的悲哀，是描写不出的，真正的纪念你，惟有从艰苦的环境里，打出一条血路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解放全人类的奴隶！
虽然，谢冰莹不愿介入文化界的矛盾和斗争，但她对于鲁迅先生的崇敬溢于言表。从这篇祭文中，我们又可窥见谢冰莹的人格。
五
1937年，当她正在南岳衡山半山亭疗养的时候，卢沟桥上抗战的炮声把她从病床上赶到了前线。她母亲病故不久，父亲又患重病，但她顾不得感情的创伤和亲情的挽留，心，扑向了战火，她毅然告别家乡，永别了父亲，奔向战场。她说：“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也是北伐以后第一次痛快的生活。”大革命时代的青春活力，又在这位“女兵”心头生长起来，她，还是那位“女兵”！
谢冰莹来到长沙，立即发动妇女到前线为伤兵服务，四天内便成立了一切都是自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对她的行动，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还骂她们无用，说女人是不能上前线的。但由她负责的妇战团还是抢先上了前线。她举着鲜红的团旗，她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告别了长沙，许多人都流着热泪为这群热血沸腾的女青年送行，其中也有孙伏园先生。
这是谢冰莹一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她说：“真的，我不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她一直认为那是最值得回忆最有价值的既艰苦又悲壮的人生！
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她们虽然没有同敌人直接拚命，但为“受伤的战士洗伤口、敷药、绷扎、倒开水、喂饭、用温柔的语言安慰他们，用激昂慷慨的话鼓励他们，为他们写家书，寻找旧衣服给他们御寒，送书报给他们看，讲述时事给他们听……”，她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战斗着，她们睡的是潮湿的地铺，喝的是泥沟里的污水……生活是苦的，但谁也不说苦，谁也不怕苦。
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跑遍了黄河流域，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也曾在重庆为《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习惯后方的生活，于是又奔向徐州；台儿庄大捷中那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使她兴高采烈。这时期她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后来在广西出版了一本《五战区巡礼》。在欢乐与痛苦、光荣和侮辱、血泪与火交炽的战时生活里，她凭着自己的勇气，“冲破了黑暗”，“斩断了枷锁”，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她回忆说：“我没有一天停止过我的工作，虽然我个人是胜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顾整个的国家仍然在被敌人侵略着，全中国的妇女还在过着被压迫、被轻视、被歧视的生活，我不能放弃我的责任，仍然要向着人类的公敌进攻；总之一句话，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恶势力奋斗一天。”
1939年初，她不顾国立编译馆黄维特的反对，不在后方作“太太”，坚决到前方。到重庆，她在报上发表消息，动员民众一致挽救民族的危亡，组织妇女上前线为伤员服务。谢冰莹4月5日到宜昌，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她为九十四军作讲演，疾呼救亡图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在那里，她组办救护人员训练班，第一次认识在基督教全国总会任训练主任的贾伊箴，冒着敌机的狂轰乱炸到前线视察，同诗人臧克家讨论战时文学问题。后来她又在老河口组织了一个训练团，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她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材料，并及时地写成文章，把为祖国而战的无名英雄介绍给千百万同胞。1940年至1943年，她到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她说：“那一段生活也是值得回忆的，常常把稿子带到厨房去看，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写文章……”《黄河》是当时西北国民党统治区仅有的大型纯文艺刊物，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颇多贡献，不少撰稿人后来都是知名作家。这期间，她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姐姐》、《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后者是在华山三元洞写成的。写作是需要环境来配合心情的，但在景色幽美的华山来写狱中生活，太不调和。但她到华山的目的不是游山，而是写作，如果把用生命换来的宝贵材料永远埋在脑子里，是对不起一个作家的良心的。她在《樱花开的时候》一文中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怕动手，一动手，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自从那晚下了决心以后，我便开始拟小题目，一共写了二十三个……”，“我对于写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要一动笔写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也并不高兴。……我要使全部的情感沉浸在回忆里，使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像电影似的在我眼前演放；因此我在两个星期里，决不和孩子玩，我只等他们一出去，马上把门关上，同时用蓝布把窗户遮住，只露出四分之一的窗口，使光线暗淡得像狱中一般。在这样的布景和气氛下，我写得很快，精神贯注，一气写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到了晚上，更是我写作的理想时间……在豆大的菜油灯下，许多小青虫来扑向灯光，起初它们飞得很高，慢慢地它们又受了创伤，翅膀被火烧得支支作响；但它们并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厉地挣扎着，奋勇地向前猛扑；最后，它们的小生命都被牺牲了，后来者又踏着它们的尸体前进……”谢冰莹看到这些小小的无名英雄，就想起在受难的狱中，她觉得她也像这些小虫子一样，以必死的决心，在忍受一切敌人所加于的残害。她带着悲愤的心情写作《在日本狱中》，脑子里不论白天晚上，时刻回忆着狱中生活：“例如看守，犯人，和我同室住的良子，吉子，以及法官，翻译，大鸟公寓的管理人……他们一齐来到我的脑海里；我有时痛恨，有时伤心，有时我从门缝里望望隔壁，看见一些来游山的客人，在那儿有说有笑的，我就讨厌他们！我恨他们的谈话影响了我的写作，于是我在这边故意用拳头把桌子捶得砰砰响，大声地学着日本警察的口气骂着：'马鹿野郎！'（'混蛋'之意）由于我骂别人，而联想到日本警察骂我，打我，以及我当时的心境。……在这个时候，不论什么人，他如果妨碍我的工作我就把他当做敌人一般看待。”
她埋头写了十天，精神渐渐不能支持，头晕，眼睛模糊，腰背痛，但是《华北新闻》催稿付印，于是又恢复了夜以继日的写作，发誓“一定要把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材料写出来告诉全中国的同胞”。她在脑子里又坐了一次监狱。当她写完《在日本狱中》最后一个字，竟兴奋得一夜没睡。这部书，也已由日本名作家鱼返善雄译成日文出版。她说：“我坐监牢的罪没有白受，我终于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我们的国家，也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至于个人的损失，又算得什么呢？”
1943年夏，谢冰莹离西安去成都，在制革学校任教。抗战胜利，她兴奋地赴汉口任《和平日报》（原《扫荡报》）及《华中日报》副刊主编，还创办了幼幼托儿所。她爱孩子的天真纯洁，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志愿便是这时萌发的。1946年，自己借资出版《一个女兵的自传》（中卷）。1948年初，谢冰莹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新文艺习作”，同时在北平复刊《黄河》月刊，仍任主编，贾伊箴在北京大学任秘书兼化学系教授。她回忆说：“那年夏天，我想到沈阳寻找写作素材，但到了山海关就走不动了，因为有十几里的铁路被毁掉了。山海关到处住的都是阿兵哥。他们看见我就说：'哎，女同志，这里有个空，来睡吧！'有时没有办法，我只好睡在他们当中，不过一切风平浪静，没有出事。我那时想，如果他们有不轨行为——我不会客气的，我可以打，可以叫，可以骂，因为我是战士！从山海关回北平，住在同乡刘克定家里，这时远在台湾的梁舒先生来信说，台湾省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要聘我去当教授。于是我便积极筹划赴台之事。但明达（即贾伊箴）反对，他说我太好动，刚从汉口到北平，又想去台湾。不过他还是顺从了我。我是从上海走的。在上海，我和小女儿莉莉住在赵清阁家里。她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处处善待朋友，诚恳之至。8月下旬离开上海，我带莉莉先到台湾，住台北和平东路二段——四巷十八号，明达和两个儿子暂留北平，之后不久，也到了台湾……”一晃几十年，至今流落海外，真是感慨系之；听起来像个梦，像个长梦，也像个短梦，人生难道真是个梦吗？
八
谢冰莹不信鬼神，但后来她还是真的皈依了佛教，于1956年拜师父，并取“慈莹'为法名，似乎从此无人无我，无智无得。
她为什么信佛？故事是：1954年，她为台湾《读书杂志》写连载长篇小说《红豆》，当写到第三期时，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要求主编暂停，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写不出，她已心灰意懒，要求干脆停掉算了，但主编和读者都不答应。这时，她突然想到：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何不求她帮忙？于是当晚就提着小箱子到庙里去住，向菩萨叩拜后，往书桌前一坐，随之文思如泉，当夜就写了五千多字。她在庙里只住了几天，就把长篇小说完成了，如期刊出。其实，作品的产生并不是佛的法力，她那些苦苦写不出的日日夜夜，正是她开掘文思之泉的过程，而到她上庙来写作时，已是水到渠成之势了。这一点，她也清楚，她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则是她中年以后对宗教看法的注脚。但自此，她便信了佛，在家里供奉了观世音菩萨像，每天必顶礼膜拜，桌卜的白银小塔里，还放着从印度来的三颗舍利子。之后，她曾改写佛经故事，出版了《仁慈的鹿王》和《善光公主》两本书。
谢冰莹在台湾一直从事教学，但她的创作很旺盛，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五十年代，曾先后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讲学三年，在台湾出版了《菲岛游记》、《冰莹游记》、《马来亚游记》、《海天漫游》和以菲律宾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碧瑶之恋》。六十年代，她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
1972年8月，谢冰莹乘船到美国探望久别的儿女和朋友。她爱自然，爱山更爱海，对于海的恋情是从青年时代就种在心里的。她已多年不乘船了，这一次，她觉得那浪中的船，像海鸥一样，给了她许多写作的灵感。但是有一天，巨大的风浪使船身突然倾斜，她摔倒了，右大腿骨折，使她几乎昏了过去。在没有医生治疗、无药止疼的大海上，她以惊人的意志，忍受了二十多天的痛苦。船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马上就进医院开刀，大腿肌肉里被放进一截不锈钢支架来代替已经粉碎了的骨头。在美国治腿的一年间，她没停笔，仍为台湾《小朋友》月刊的《海外小读者》专栏每月写一篇文章，把美国的风土人情，介绍给小朋友。
1973年，她回到台湾，又经五位骨科名医会诊，进行了有效的理疗，在一个四只脚的不锈钢拐杖的帮助下，经过苦练，学会了走路，她风趣地说：“我一生学过两次走路”。
由于腿的原因，迫使她从任教二十多年的台湾师范大学（原台湾师范学院）退休，1974年又到美国，同丈夫贾伊箴住在旧金山，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6点起床，吃完早点便上楼念经，作运动；7点40分柱着拐杖搭公共汽车去中国城的一所英文学校学英语，然后买菜，下午阅读报纸、杂志和朋友来信……但她还不能习惯美国的生活。
谢冰莹是一位不甘寂寞、从不愿闲静下来的人。退休后，她在写一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