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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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众仍然相信鲍林的看法。1971年，对维生素C的总需求量上升了15％，这比人们先前估计的要高三倍。到1970年年中，维生素C的销售量在欣欣向荣的维生素市场上已遥遥领先。据估计，大约有五千万美国人每日都要进补一定数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C的制造厂家不无欣喜地将这一现象称作“莱纳斯·鲍林效应”。
莱汶谷
对于鲍林的工作，医学界一般都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提出的论点，至少在部分医务人员中引起了共鸣。鲍林不断收到一些医生的来信，从中可以得知，有些医生给病人服用过量的维生素C后，看到了积极的效果；有些医生还发现，一两克维生素C有助于战胜他们自身患上的感冒。
甚至还超出了感冒的范围。1971年11月，鲍林收到了一位名叫伊万·卡梅隆的来信。这是一位外科医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一家名为“莱汶谷”的小医院里行医。他在信中介绍了用大剂量抗坏血酸医治癌症时自己看到的一些令人意外的结果。他在信中写道，每天用10克或10克以上时，癌症的发展似乎就慢了下来，在某些病例中，肿块甚至还缩小了。他只是在少数几位晚期病人身上进行了试验，但是他想，鲍林也许对他所作的初步研究感兴趣，因为他对抗坏血酸的作用机理持有自己的看法。卡梅隆早在五年以前的一本书中就提出，维生素C可能具有增强细胞间质的作用。细胞间质是一种黏胶状的富于胶原蛋白的黏多糖，这种物质在体内具有黏结细胞的功能。卡梅隆提出了这样的假设：细胞间质良好，就能有效地制止癌细胞的扩散，因为肿瘤人侵人体时，首先要破坏黏结正常细胞的间质。黏结细胞的作用越强，癌症人侵的能力就越弱，癌肿就更容易得到控制和治疗。
卡梅隆在给鲍林的信中指出，癌症在瓦解这种天然的免疫功能时，产生了一种酶，称作透明质酸酶。这种酶具有溶解细胞间质的作用，从而为癌症人侵人体打开了道路。维生素C有助于形成一种不利于透明质酸酶的分子，因而能抑制癌症的发展。虽然这一理论框架还有待于详细的研究，但卡梅隆对自己的发现和从晚期癌症病人身上观察到的临床结果感到很高兴。他和鲍林一样是使用维生素C的热情提倡者。“在您的帮助下，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表示乐观，我们不久就可以征服癌症，”他在给鲍林的信中写道。
鲍林对卡梅隆的发现颇为重视，并且急于利用这一新的线索探讨维生素C的作用机理。维生素C有助于增强黏结细胞的物质，这一概念不但能用来解释几次研究所证实的结论，也即维生素C具有抗癌的作用，适用于治疗人们已经知道的坏血病（其症状是组织坏死和牙床出血等等），而且也符合人们在各种情况下观察得到的结果，例如，维生素C对椎盘移位的人似乎也是非常有益的。维生素C很可能是一种人体组织的增强剂，一种有助于身体处于完好状态的物质。
鲍林开始与这位苏格兰外科医生建立起通讯的联系，并且很快就断定卡梅隆决不是一位异想天开的人。卡梅隆举止随和，精明能干，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是爱丁堡的格拉斯哥皇家外科学院的研究员。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有效地治疗癌症已有多年，并且在癌症冶疗力面发表了多篇论文。他在1966年撰写了一本书，名为《透明质酸酶与癌症》，曾受到读者好评。鲍林阅读了这本书后，写信给卡梅隆说，“我颇有兴味地了解到您观察所得的结果……我感到，您的思想的确很重要，而且是很有根据的。”
过了一个月，从苏格兰方面传来了一条不那么令人鼓舞的消息。“过去几天里，我们这里在临床治疗方面似乎陷入了灾难性后果之中，”卡梅隆写道。在接受他进行维生素C治疗的几个病人中，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有三个病人已死去。其中一人死于大出血，也许是因为维生素C的作用很强烈，造成肿瘤自身的坏死而引起出血的症状。因此，他当初的热情很快就冷了下来，怀疑的情绪开始占上风。卡梅隆写道：“事情已经愈来愈清楚，虽然抗坏血酸有‘作用’，但是要具体运用于临床，还会碰到相当大而且目前还无望解决的问题。”
鲍林回信劝说这位同行坚持自己的努力。“据我所知，您在治疗癌症方面需要攻克的将是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希望的问题，”他在给卡梅隆的信中这样说。“首先，最为关键的是要进行透彻的研究来弄清楚抗坏血酸的价值。”关于这一令人激动的新理论，也应当写一点东西正式发表。他致函卡梅隆说，最好的办法是对身患晚期癌症的病人进行双盲试验，让其中一些人服维生素C，另一些人则服安慰剂。但是，卡梅隆拒绝了这一建议。虽然有少数病人死亡，但是接受维生素C疗法的其他病人，无论是他原先的支持者，还是后来新列入这一名单的人，病情仍比预料的要好。他感到，只给这些已到癌症晚期的病人服用维生素C，不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这是有损于道德的事。
鲍林心里想，即使不进行双育试验，也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发表了。他认为，为了促使人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应当将卡梅隆在维生素C与癌症问题上所作研究的结果尽快地公之于众。
鲍林帮助卡梅隆整理和提炼了关于透明质酸酶的理论，全面回顾了他在治疗癌症患者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并着文在美国发表。两个人决定联名向《国家科学院学报》投稿。这家刊物是发表这篇论文的最理想的场所，不但是因为该刊发表文章的速度比大多数刊物来得快，而且是因为这样做决没有退稿之虞。该刊长久以来遵循的方针是，如果某人有资格进入国家科学院，那么此人撰写的文章就可以不经同行审稿而直接发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只有两三篇院士的投稿未被录用，那是因为它们直接地攻击了其他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工作——这被认为是缺乏君子风度的事——还有一篇没有完全成稿的论文是例外，因为投稿的院士新近因中风病倒了。除此之外，院士投送的稿件全都刊登了出来，
因此，几个星期以后，鲍林收到《国家科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约翰·埃德塞尔的来函，通知他这篇关于癌症的论文不予录用的消息，他被惊呆了。埃德塞尔写道，决定是在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作出的，大家认为，在诸如癌症治疗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里，提倡某种治疗方法的论文，属于医学杂志刊登的范围，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加适当的评价。埃德塞尔本人是作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他认识鲍林已有四十年，对他一直是非常尊敬的——事实上，在1952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正是埃德塞尔为鲍林的阿尔法螺旋进行了辩护——但是，他也是一位医生的儿子，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很深，教育他在使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前，务必要不厌其烦地对其疗效进行透彻的检验。他从鲍林和卡梅隆的论文中没有看到这种负责的态度。“这是一个令人烦恼而又深感痛苦的决定，”埃德塞尔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说道。
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事。“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鲍林在听到上述消息后，在给卡梅隆的信中这样说。“要将这篇论文在美国发表，我已无计可施了。我从来就没有在医学刊物上发表过任何东西，因此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最后，鲍林和卡梅隆对论文作了小的修改，对维生素C用于临床的建议作了低调的处理，然后又再次向《国家科学院学报》投寄。但是稿件再次被退回，这一次还得到了科学院理事会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科学院学报》异乎寻常地退稿的消息在科学界传开了，《科学》杂志在8月初对这一争论又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因此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广泛的注意。这件事进一步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就是鲍林在热情地鼓吹使用维生素C的时候，完全丧失了科学的目光，否则的话，从不退稿的科学院学报怎么会拒绝刊登他的论文呢？
在最近发生争论的这一事件中，唯一的好消息来自一家专门供癌症医生阅读的杂志——《肿瘤学》，该刊的一位持同情态度的编辑主动提出要刊登这一篇文章，鲍林和卡梅隆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这一风波似乎并没有使鲍林的热情冷下来。卡梅隆仍不断发现，维生素C对晚期癌症病人有延长生命、减轻疼痛、增强体力的效果。维生素C提高了他们生活的质量。甚至少数病例还显示了更好的疗效，病人在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后，癌肿完全消失了。听到这类趣闻式的报告，鲍林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他又继续搜寻一些以前发表过的报道，说明抗坏血酸疗法在医治其他疾病时也有一定的疗效。现在，他更加确信，大剂量维生素C“几乎对每一种病症”都可能有其一定的价值，这也是他写信给卡梅降时表达的意思。“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灵丹妙药，”他又补充道，这不是包治百病的特效药，但是选择最佳的剂量，将有助于增强人体的组织结构和免疫系统，从而有可能战胜疾病或缓解其症状。这是一种价值很高的分子矫正型的治疗方法，它有助于克服体内遗传性缺乏抗坏血酸的现象。对患有维生素C饥饿症的动物来说，维生素C是一种补品。
鲍林相信维生素C是有效的。现在他要做的事是进行研究来证明这一点。
研究所
在1960年左右，阿特·鲁滨逊还是加州理工学院一名年轻有为的一年级新生，学的是普通化学。那时，该班的上课教师是尤格·华塞，但鲁滨逊有时也看到鲍林应邀来为学生讲课。大家对鲍林的一些事情都略知一二，知道他名声很大，一直与美国政府作斗争。此时此刻，鲍林大步走进教室，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腰杆，一副堂吉诃德式化学家的模样，后面跟着他的潘沙①——华塞，上气不接下气地扛着沉重的支架和模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鲍林成了一个传奇式人物。一天，他们知道鲍林来讲课，有人就在讲台后的黑板上非常潦草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鲍林是上帝，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知。”
①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着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潘沙则是他腑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忠实侍从。
鲁滨逊记得，鲍林看到了这句话，停顿了一会，就把“华塞是他派到尘世的先知”这几个字擦去了，然后又继续讲他的课。
在场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鲁滨逊得到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两年以后，他找到机会在鲍林手下从事麻醉这一课题的研究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位年轻人虽然还只是一个研究生，但他已经显示出在实验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他帮助鲍林进行了一次革新，用海水丰年虫代替金鱼来测定麻醉的作用。为此，他得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得到鲍林的青睐。
鲁滨逊后来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在物理学家马丁·卡门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在卡门的记忆中，鲁滨逊是他带过的最聪明的研究生——正因为这一点，他在研究生院毕业时立即就被学校聘任为助理教授。也就是在这里，他和鲍林又再次相逢，此时正值60年代末，鲍林来到圣地亚哥作短暂停留。在圣地亚哥分校，两人谈论起分子矫正医学的精神分裂症问题，谈论起跑林先前为寻找精神病的生化机理而对血液和尿样进行筛选最终却遭到失败的原因。两人构成了奇怪的组合：一个是年迈的理论家，另一个是年轻的实验师。两人的政治观点正好是两个极端。鲁滨逊出生在保守的得克萨斯休斯敦，自我标榜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但是，科学超越了任何观点的分歧。鲁滨逊认为，在鲍林的精神分裂症课题中，自己懂得怎样把问题的头绪理清楚。可以采用一些非常灵敏的方法，辅之以色谱分析，对人尿那样的生物学复杂混合物中各种化学成分进行分离和测定，并利用计算机贮存和比较从成百上千人身上测得的大量数据。鲁滨逊很高兴有机会与鲍林在一起工作，并且有志于进行有关的实验，因此，他将自己研究的重点进行了调整，以适应鲍林研究的需要。两个人在圣地亚哥分校的交往密切起来了。不久，鲁滨逊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改进测定各种疾病造成的生化改变的方法。鲍林和鲁滨逊从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得到了资助，专门用于精神分裂症尿样分析的研究课题。鲁滨逊的父母就在这段时间里相继故世，因此，他将鲍林夫妇看作为自己父母的替身，后来成了鲍林夫妇在大苏尔牧场的常客，甚至圣诞节也是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