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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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史量才办《申报》,为政府不喜。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54岁。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史量才办《申报》,力排众议延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革新时期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并推荐张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吴醒亚等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黎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
蒋介石曾想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通过王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深知“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因此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于是就有了这番对话,刘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他:“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历数当时任行政院长职务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傅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1940年,因拒绝参加国民党,俞颂华离开重庆到香港。他说:“我们所珍重的是名节……名利身命,粪土而已!”香港沦陷后,他在友人的店中当管账员。在日机的轰炸下,他坦然地对朋友说:“吾人所重者,志节。身命土苴耳。今其试验时矣。”
1945年秋,戴笠陪同梅乐斯去东南视察,故意绕道去他的家乡江山县。他们到达一处农家门前停车,下来后,一位老农连忙招呼儿孙们为他们搬出桌椅,叫人冲茶。戴很得意地向梅介绍他家乡人如何好客,如何对远方人有礼貌。为表示亲近,戴笠用家乡话和老农交谈起来,满以为会受到更大的欢迎。谁知他的家乡话一出口,老农便问他贵姓,等他说出之后,老农马上大声对他家人说:“我道是什么人?原来是戴春风,不要冲茶了。桌椅给我搬进去!”他的孙儿们立刻“撤座”,弄得戴笠无法应付,也不知如何叫翻译向梅乐斯解释。随从们责问老农,老农很干脆地说:“别的人我们还愿意招待一下,戴春风他自己清楚,他在我们家乡干过什么?他的母亲还住在家里,他敢把我怎样,他还要不要娘?”原来戴笠年青时为江山县有名的恶棍,家乡人恨之入骨。他虽然发迹了,但有骨气的人始终看不起他。
1951年7月,中共三十年建党大庆,大家都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的文章。因为张东荪自中共建国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叶笃义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张拒绝了,他说,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刘鬃要新凤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吴祖光离婚,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新凤霞说:“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1967年元月,《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胡风在四川服刑,有人让他揭露周扬,为胡拒绝。胡风对自己的论敌周扬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哪里是讲文艺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儿子居然评起周扬来了!”
50年代初,林徽因为了保护北京城墙,曾在人代会上据理力争,还闯进过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争辩。据说,彭真说不过她,最后拿出毛泽东的批示来才将她压下去:“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动,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着梁漱溟对批林批孔表态。于是81岁高龄的梁漱溟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他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主持人目瞪口呆。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狂狷第十二
章疯子
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章在欢迎会上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章疯子由此有据。
梁鼎芬曾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康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章答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为之大骇!
韩衍生活清贫,有时穷得靠典当衣物度日。高语罕后来回忆说:“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瓫中只余糙米三升。”韩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戏称为:“讲地狱学,作天台游。”有一年春节,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对联。
章太炎在东京办民报时,陈独秀曾去拜访。章的弟子钱玄同、黄侃在座,听到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未必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
袁世凯做总统后,以礼贤下士自居,曾派专使迎王辏г说奖本蛹保厥橐猿倒вM蹶'运穿戴了清代官服蟒袍补褂而入。当汽车抵总统府大门时,其时尚存一牌楼叫“新华门”,王问袁秘书,此何门邪?告以乃新华门。王说:我观之似新莽门也。及见袁世凯,袁说:现已民国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邪?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装了,乃夷服也,我着满洲服装,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章太炎写信痛斥袁违背就任总统时期的誓词,袁接信后,大为震怒,想杀掉他,但恐为舆论所不容,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认真呢?”章疯子外号,从此驰名天下。袁死后,章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候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他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为莫大憾事。”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忘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忘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杨步伟曾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时即“胆大妄为”,上家塾时,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到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她还捉弄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北伐胜利后,傅斯年等人在蔡元培家吃饭。几个人喝醉了酒,傅斯年肆口胡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听了,很不耐烦,说:“这除非你作大将。”
唐兰博学。民国时期,他在天津教家馆,任教之余,还给天津《商报》办学术性副刊,稿件全由他一人包办,用不同笔名发表,内容涉及经学、小学、诸子、金石、校勘以及诗词等等。吴其昌曾对他壮语:“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