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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这就是我-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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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处理。为了早点回到南山,我要姐夫抄小路走,因为小路比大路近。赶了约八里地,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两人行色匆匆朝我们而来。我仔细一看,前面那个女人好象是正秀。但我又不敢相信,因为她没有理由这样赶路,况且后面还跟着个男人。走近了才看清,走在前面的正是正秀,我叫了一声,她一边应一边向我们小跑过来。后面那个男人我也看清了,是我的一个亲戚。
  走到身边,我奇怪地问:“你们来干什么。”
  正秀气喘吁吁地说:“县招办来人了,说有人把明明告了,要你赶快回去。”
  我吃了一惊,这才明白,为什么明明的哥哥会跟在后面。听了正秀的话,我感到事关重大,须立即赶到县招办,看是怎么回事。
  明明是正秀一个远房亲戚的儿子,家住偏远的农村。一九八四年念完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在外面做了一年童工。一九八五年小家伙又想念书,其母听说我当了中学校长,就带着明明来南山找我,要我帮忙,收留他儿子在南山念完初中。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在家里读书而要到南山来呢?”
  明明母亲说,家里学校的条件太差,连英语老师都没有,其他课的老师也不足。所以明明在家里念书的成绩总上不去,自己都感觉读得没意思。另外家里也无人照管,难以读出名堂。我觉得小孩子想读书是好事,于是答应了,叫他自己去找教导处报名。小家伙不愧在外面闯荡了一年,无人带领也很快找到了教导主任,并被安排在初二年级插班。
  明明进校后,学习很刻苦,表现也不错,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同学们跟他的关系也很融洽。因此,他的学习进步很快,念完初二就名列全班前矛。至初三毕业成绩非常优秀,并以高分考取宜春师范学校。正当宜春师范快要下录取通知书的关键时候,有人写了举报信,举报明明是留级生、补习生,弄虚作假冒充应届生。
  其实,当时虽然不提倡留级补习,但也无明文规定留级生补习生不能报考小中专。在正常情况下,留级的,补习的照样录取。但现在既然有人告了,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举报人手段之厉害实在不敢小觑。举报信的内容本来是有关招生的,举报人却不寄县招办,也不寄行署招办,而是直接寄到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既然有人举报,纪委肯定要批复上高招办处理。这种重拳出击的手法,效果当然就非同一般。上高招办接到地区纪委批复的举报信,当然高度重视,立即作出取消明明录取资格的决定。当时争抢小中专的录取指标是很紧张的。特别是农村家庭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成绩比较好的,初中毕业后大多数都想报个小中专,早点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所以一听说有人被取消录取资格,马上就有人来争这个名额。在这种情况下,被举报者如不能及时设法化解,取消录取就不可避免。既然县局招办及时告知了我,说明了上级对我的爱护和尊重,也说明了事情的紧迫和严峻。
  我心里明白,举报者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尽管明明的学籍我从未插过手,但如果明明一旦被取消资格,许多帽子就可顺理成章地扣在我的头上,如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欺下瞒上等等。如果事情果真到了这一步,即使学校工作做得再怎么样,只需检取这几顶帽子中的任意一顶,就可以把前面的一切全抹,置我于臭水泥塘易如反掌。
  我再细想,县招办没有简单处理这件事,而派了一位副主任专程赶往南山,向我通报此事,也许并不仅仅因为明明是校长的亲戚,很可能是事情本身并无多大的原则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擦边球而已。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被人告了,惊动了上级,所以必须尽快设法过关。
  我离开了母亲一行,火速赶到教育局招生办公室找到主任。那年中招在新余办理录取事宜,主任正在打点行装,准备赶路赴新余。我如实地向他汇报了明明的学藉报考等情况。主任表示,他会向地区招生办汇报。此时录取工作已进行了多日,主任的回话让我稍稍放心,说明明明的档案材料还没有被退回,事情还没到绝处。
  我不禁为明明庆幸,为自己庆幸。以前我回家从不走小路,这一回赶时间走了小路,碰巧正秀也因事情紧急抄小路与我不谋而合,半途相逢,我才及时赶到了县招办,见到了主任。要是我在路上耽搁了,哪怕晚到一时,主任就上路走了,事情就有可能失去逆转的机会。
  然而,招办主任只是说向上级汇报,并无明确表态,结果如何还是很难预料。这天晚上我翻来复去几乎没有睡着,分析各种情况,思谋解困办法。我想,录取的具体操作都是由各招生学校派出的招生人员把握,如果能找到宜春师范的有关人员,就可以了解他们的招生动态,也可以当面向他们说明情况,争取他们的同情。于是,我决定去宜春师范碰碰运气。
  第二天上午我乘车赶到宜春,并很快找到了宜春师范学校。可是走进校园,因为是暑假,到处都是关门闭户。想向人打听负责招生的有关领导和老师,我又叫不出一个人名,更说不出所为何事。转悠了一天,什么线索也没找着。看来,事情就只有听天由命了。眼看时间已晚,我决定在宜春暂住一宿,准备第二天回家。难得一人清静在外,第二天早上我睡了个懒觉,直到上午七八点钟才起床,急匆匆漱口洗脸吃饭,再上车站买票。我在窗口站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买到一张下午的票。我揣着票,还得在车站等候四五个小时。
  候车室全是陌生脸孔,一个人懒洋洋地坐着实在无聊,我便站起身,踱至车站外,东张西望欣赏街景。突然,从车站的出口处走来一个熟悉的人影,我定睛一看,是县招生办的副主任小杨。等他走近,我主动打招呼:“小杨主任,是你呀!”
  小杨也热情地迎过来说:“啊,金校长,怎么你也在这里?”
  我说:“有点事……你呢?你去哪里?”
  他说:“我去宜春师范。”
  这天,我对“宜春师范”四个字特别敏感。因为小杨的特殊身份,我立刻意识到,他来宜春一定与招生有关。我不也是为此而来吗?这可能又是个天赐良机,我必须紧紧抓住不放,非探个究竟不可。我想宁可身上的车票作废,也要与他一同前往。
  我赶快接嘴说:“呵,这么巧,我也是去宜春师范。”本来我说到此,小杨应该会插上一句:“你去师范干什么?”但他并没有问,我估计他对我的来意肯定也是心中有数。于是我反问他:“小杨,你去师范一定是有重要公干吧?”
  小杨毫不隐晦地说:“带来三份档案,要换下三个学生。”我估计被换下来的三个学生一定是被取消录取资格的,怀疑其中必有明明。但又不好明问,有时话说得太白,反而会把事情弄糟。我只有故作无事,把话题闪开,等到了现场见机行事。
  我们一起走到师范,看得出来,小杨对宜春师范学校很熟悉,他不用看路标,不用问路人,径直来到教导处,我也一步不离地跟到教导处。敲开门,里面只有一人在办公。从小杨对他的称呼中,我知道此人就是宜春师范的教导主任,而且是招生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小杨落坐后,主任问:“你们县还有什么问题吗?”小杨笑着说:“我带了几份档案,想把那……两个学生换下来。”小杨主任说到换档人数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终于没有把那个“三”字说出来,而换成了“两”。我马上就联想到明明,心里闪过一丝苍天保佑的感觉。小杨说着,从提包中取出两份档案,主任也从抽屉中拿出花名册说:“换掉哪两个?”小杨立即叫出了两个名字。主任提起笔,当场从表上画掉,换上档案袋上的两个新名字。
  事已至此,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下来,但还未掉在地上。我还没有听到他们对明明的最后判决,心里总有点不踏实。没等主任把录取表放进抽屉,我大胆地把表拿过来说:“我看看李明明……。”
  主任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接口说:“这个李明明很危险哩,人家告了状啰!”
  我也大咧咧地接嘴说:“是呀,我是他的校长,又是他的姐夫,这件事我有责任,给你们添麻烦了。”
  主任说::“算了,这个学生我们要了,就这么定。”这时,我心里的那块石头才落了地。
  在庆幸之余,我感到,这一回县招办对我实在是太关照了。要不,我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明明被人告了;更不可能跟着招办的领导深入招生的腹地……,后果就难以预料。这件事摆平了,我仿佛又过了一道险关。但往后的日子如何,心里仍是不安。
  第十一章生活万岁之四好事多磨
  一九八七年暑假的一天,我去县教育局办事,不巧教育局所有工作人员全到实验小学监考去了,我只得到那里去找人。刚入实验小学大门,就见江副局长(就是当年的县文化站主任)在不远处向我招手,要我过去。局长招我,一定有要事,我赶快来到他身边。
  江局长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口音对我说:“金校长,好事好事……。”
  江局长是教育局领导中我认识最早的人,说话比较随便。我忙问:“局座,什么好事?”
  江局长神秘地小声对我说:“昨天晚上,局党委开会决定把你调过来,你快去找曾局长,他会详细跟你谈。”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曾局长跟我谈什么?”
  江局长反复说:“谈你调动的问题,调动,把你调到教育系统来……。”
  啊,局党委还会考虑一个场派教师的调动,真是闻所未闻啊!我心里掠过一阵从天而降的惊喜。此时正好曾局长与分管教育的金副县长从小学办公室那边过来,我忙迎上去叫了一声:“曾局长……”
  曾局长在我身边站住了,说:“想帮你调动一下,你愿意吗?”我还来不及说“愿意”二字,曾局长接着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局党委的决定。我们知道你在南山工作困难。”他又回过头向金县长介绍说:“这就是南山中学的金校长。”
  金副县长看了我一眼,说:“金校长,我知道你的事,有困难就调动一下嘛。”
  曾局长又问我:“你看南山会卡你吗?”
  我说:“可能会。”
  金县长说:“先去办嘛,等他卡的时候再说。”
  两位领导你一言我一语,句句扣人心弦。他(她)们的话,如向溺水者漂来的船,又象大雪天送来的炭。我看着两位领导,脑海中不禁呈现出“恩人”“贵人”这些古老的称谓。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好人遭难时常有贵人相助。这回,我真的遇上贵人了!我回到家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正秀听了,也高兴得彻夜未眠。我们谈论着,盘算着,只要能离开南山这块是非之地,过上几天清静的日子,随便调哪里都心满意足。
  可这次调动毕竟还关系到妻子的工作,全家的生计,对未来的新单位我们还是想了许多许多。我以为进县城是不可能的,也不敢存这种奢望。局党委能把我们调去,由场派教师转为国家教师,吃皇粮,用皇钱,已是仁至义尽了。再说我们全家都是农村户口,如果进了城,光上户口就难上加难,再麻烦局领导,那就太得寸进尺了。我哪敢把好事想到这个份上。我和妻子最后只是想,能调到一所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学或小学就好了,这样对解决正秀的工作问题就多一点希望,只要能拿工资就不愁生活。如果能到垦殖场学校那就再好不过了,那里安排工作空间更大,毕竟我们在国营农场待惯了。可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犯了难。听说现在调动工作都要自己找单位,主管部门只是负责给办手续。如果教育局要我自己去找接收学校怎么办?前一段时间,我活动了那么久,一点收获也没有。现在又去求人,还会有什么结果呢?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难。最后只有自我解愁:嗨!别想这么多,还是按金县长说的,先去办,一切到时候再说。说不定车到山前就有路!
  第二天,我向a领导提出了我的调动要求,请他高抬贵手,放我一码。
  a领导问我:“你想去哪里?”
  我拐了个弯子说:“不知道。你答应放我,我再去找单位。”‘a领导没说放也没说不放,只轻轻地“哼”了一声走了。
  一九八七年下学期,南山领导倒是优先考虑了我的调动问题,只是把我从中学调到了小学。不过a领导也没让d坐上中学校长的交椅,而是亲自从外地请来一位公办教师任南山中学校长。
  弱者为什么总是这么窝囊?被人宰割了,还说是工作需要,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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