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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扬州八怪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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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农在京城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最后连离京的路费也难以筹措了,只好忍痛将一方由好友高翔用隶书书写、汪士禛镌刻的写经砚换米,方能离京南下。
  他经由河北,穿过当河北、山西要冲的娘子关(在山西省平定县东部),进入山西境内,过太原、临汾,是年冬抵达晋东南泽州(山西晋城)。在泽州,认识了罢居在家,居午山亭村的陈壮履。
  陈壮履是康熙朝重臣陈廷敬(1640年—1712年)的儿子,廷敬字子端,号悦岩,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四十二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五十一年卒,谥文贞。生平好学,少时与宋琬、王士禛切磋文章、唱和诗歌,俱有深造。午山亭村即陈廷敬在故乡泽州的庄园。陈壮履16岁即中进士,但十年后便被罢归了,那时他父亲正供职内阁时。为什么被罢归,现在还不清楚。这次陈一见金农,便十分倾倒。感叹说:“吾不幸十六中进士,翱翔禁庭十年,罢归,不深读书。今夜灯相对,受益良多。君乡查翰林免园挟册,吾最薄之。君诗如玉潭,如灵湫,绠汲不穷,非吾友,实吾师也。从此执业称诗弟子矣。”这番话,金农听了颇有知遇之感;对陈的放归,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联系到自己的身事,也不乏同情之心。金农《陈学士(壮履)晚食戏成三首》其三云:
  雪虐风饕饮冻醅,围炉偏向夜深来。
  可知印绶寻常物,只博丁郎啖百枚。
  诗中有对陈的安慰,有金农自己无可奈何的“旷达”,他们算是一见如故了。
  上述的谈话,引起过一段公案,陈壮履攻击了查慎行:“君乡查翰林兔园挟册,吾最薄之。”查慎行(1651年—1728年),号初白,浙江海宁人。其诗多写行旅之情,也有反映民间疾苦之作,赵翼甚至认为:“初白诗功力之深,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他善用白描手法,与金农、厉鹗等苦硬清峭的诗风不同,加上门户之见,故据翁方纲查证,他们彼此的集中无一相互唱酬之作。就这点来说,金农是首肯陈的看法的。在陈的一方,则另有情况。查慎行的集中有题王石谷午亭山村图之作,也有与壮履之父的唱和诗,但无一字提及陈壮履。壮履的学问文章如何,不得而知,至少是没有得到查慎行的承认。官场失意加上怀才不遇,不免迁怒于人,出语失去分寸了。后人翁方纲评论说:“寿门短章精妙,不得以初白限之,至长篇巨制,焉能企及初白?”这个说法是比较公正的。这件事和上面提及的关于王士禛的事,对了解金农的诗和清代诗坛的是非,不无帮助。
  金农在泽州,除往来于陈壮履之门,曾登王屋,攀中条,行乐于樊口西郊,醉饮于伎家席上,心情是怡然而悠闲的。但他最慕恋的,还是午亭山村已故陈阁老的“清德余音”和陈壮履的师礼相待。次年,他径直住进了午亭山村,一住就是三年。
  三年中,金农饱读了陈家的藏书,鉴赏了大量书画,作为款待的报答,以更多的时间整理抄校了陈家的旧籍文本。游山玩水,诗酒唱和,当然也是少不了的生活内容。
  然而金农终于厌倦了。无论陈家礼敬不衰也好,或日久渐疏成为陪主人风雅的清客也好——金确实说过,“游其门与嗣君学士(指陈壮履)为笔札之徒。”这种虽不必俯首听命却是寄人篱下的状态,即使不失其超然,也是他不能长耐的。他怀念南方的旧友,他要振作起来重新追求,雍正六年(1728年)春,即金农在陈家第三年的春天,他离开午亭山村作邯郸之游。在道经太行山时,他作过一则《马箠铭》:“滑溪之藤,可策而去,笿云笿云,毋落人后。”这是铭马箠,也是自励吧!秋天他又回到泽州,这次主要是再登王屋、中条,再没有提起午亭山村的事。
  此后金农时归江南,但主要是远游。他的游踪,在这之前是“渡扬子、过淮阴、历齐、鲁、燕、赵,而观帝京,自帝京趋嵩洛。”以后则是“之晋、之秦、之粤、之闽,达彭蠡、道鄂渚,汎衡湘漓江间”。足迹遍及辽阔的地域。所到之处,他吊古迹,探名胜,察世情,访金石,结师友,大大助长了他的诗情,为今后的书画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每到一处,金农也留他自己的手迹。例如雍正八年(1730年)秋九月曾于曲阜之秋庐作《王秀》隶书册。据胡惕庵跋云:“正是壮年所作。笔墨矜严,幽深静穆,非寻常眼光所能到。”王瓘跋云:“此册用笔结字纯师《华山碑》,……至匠心独运,精微入妙处,实不愧中郎入室弟子。”①以此册与同年十一月在扬州为汪师虞《秋柳图》所作题记相较,金农此时仍以隶书胜,师《西岳华山碑》又能自出己意,有相当高的水平。
  金农出游并非总是孤身一人,常常带有仆从同行。这些人各有所长,如朱龙善琢砚,张喜子善界乌丝阑,郑小邑儿工钞书,庄闰郎操缦能理琴曲,蔡春解歌元白新乐府,加上他自己擅书画,大家一起既有照应,又能凭一技之长取得旅游资助,解决了不少问题。
  漫游期间金农几次回到扬州暂歇,有几件事值得一提。雍正九年(1731年)秋,在扬州应马曰琯、曰璐兄弟之招,同王歧、余元甲、汪埙、厉鹗、闵华、汪沆、陈皋等集于小玲珑山馆,金有诗云:
  少游兄弟性相仍,石屋宜招世外朋。
  万翠竹深非俗籁,一圭山远见孤棱。
  酒阑遽作将归雁,月好争如无尽灯。
  尚与梅花有良药,香黏瑶席嚼春冰。
  这一年郑板桥客居扬州,两人始与订交。
  雍正十一年(1733年),金农自序《冬心先生集》四卷于十月开雕于广陵般若庵。前有高翔所绘金农47岁小像。集中收有自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至本年的诗作。另有《冬心斋砚铭》一卷,也于是时在同处开雕。版字为“吴郡邓弘文仿宋本字画录写”,甚精美。金农还手自抄录一份,付远嫁天津的女儿收藏。有诗云:“卷帙编完白发疏,中郎有女好收储。”现在尚不知道金农结婚于何年。假设此女是年在16至18岁之间,那么金农的结婚当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左右。雍正十三年(1735年),金农欲游楚(湖北),但手头很拮据,只好在扬州向友人借一“画品不必过高,明代有名人便妙,亦不须重值者,可值五六金便足满矣”的画幅出售作旅资。游罢湖北一带回到扬州不久,清廷颁布了举办第二次“博学鸿词科”的诏令。“博学鸿词”是唐代就有的一种科举名目,宋代因之。清代始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那时国家形势逐渐缓和,举办“博学鸿词”可以进一步笼络知识分子,巩固清朝政权。这次是第二次。金农的诗友、浙江归安县令裘鲁青出于一片好心,向节钺大夫(学使)帅念祖力荐金农的才识,由帅推举金应“博学鸿词”。金农得到这一消息,心情是矛盾的。如果应试,就不能再遂林壑之志,若不应试,就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进取的机会。他曾上书帅念祖,表明其“进退两难”而辞谢。却好这次“博学鸿词”考试因应举的人寥寥和雍正去世而中辍。次年为乾隆元年(1736年),又续提此事。裘鲁青再荐金农于帅念祖。金辞不获准,又见友人厉鹗、杭世骏都应征进京,他也于八月赴京应试了。
  三、佛舍栖身
  在京师,金农下榻于前门外樱桃斜街一处客店。各省应举的人来得不齐,先到的人只有客店里等,靠清廷发给的一点伙食费勉强维持着。拖了好一阵才开考,待到揭晓,金农和他的友人厉鹗都落榜了,金农不胜唏嘘,是别人搞的闹剧呢,还是自己做的一场梦?自己是50岁的人了,跑来赶这种虚热闹,不是自讨没趣?他梦醒了,“世无伯乐”,“功名”不是为他们这种人准备的,他也决不再图什么“功名”。他要真正遂他的林壑之志,“以布衣雄世”——“掉头独往,免得折腰向人俯仰”。从此决定了他以文字书画为业的道路。
  他在京师这段时间,也不是全无乐趣。他结识了刑部尚书张照,翰林院编修徐直亮、张华南等。这些人是达贵,但不自傲傲人。金农和他们一见如故,谈学论艺,甚为相得。徐直亮评价金农诗说:“寿门诗如香洲之芷,青邱之蒿,日饫大官羊者,罕知其味。”这对金农其诗、其人及其所处之境,堪称一语中的。
  张照(1691年—1745年)是位著名书法家,行草书出入董其昌、米芾,“书名最烜赫”。他很看重金农,曾屏车骑亲访金农于樱桃斜街,对金说:“昨日潭柘寺见君《风氏园古松歌》,病虎痴龙,造语险怪。苍髯叟,近虽摧伐,更想诗人不易逢也。”特别谈到金农的字:“君善八分,遐陬外域,争购纷纷,极类建宁光和笔法。曷不写五经,以继鸿都石刻乎?吾当言之曲阜上公请君,请君不吝泓颖之劳乎。”这是对金农诗和字的称赞,也是对金的慰勉和推荐。患难中听到此类的话,金农当然有知遇之感。
  京师不可以久留,十月他直往山东曲阜了。再谒孔庙,看到那些旧时熟识的古柏,感慨万千。他有《乾隆庚午八月予游京师,十月驱车出国门,至曲阜县展谒孔庙,庙中古柏皆旧时熟识者,裴徊久之,作长歌一篇》,开头写他进京的不堪回首的遭遇,中间想起张照劝他写经刻石的话语,最后以古柏自况:“左围右列如墉城,弗为火夺惟汝贞”。长歌作啸,一抒胸中不平之气,布衣一袭,他又回到了扬州。
  自此以后,他虽远游过,如乾隆三年(1738年)下半年到过福建汉阳,又曾泊舟南昌西江滕王阁下;乾隆十一年(1746年)去过安徽休宁,但大部分时间来往于杭州、扬州之间。约略算来,金农64岁前以杭州为主,64岁后则基本上定居扬州。
  这期间最重要的,是金农的书风的大改变和在绘画上的新突破。
  金农一直是以隶书见长的。张照劝慰他的时候说:“君善八分,……曷不写五经以继鸿都石刻乎?”也是指的隶书。金农隶书得力于《西岳华山碑》,圆笔为主,朴厚飘逸,间出己意,别有风致。后来却渐渐出现了方中见圆,横粗竖细,变隶书结体扁平为纵长的倾向,这一倾向有别于他原来隶书的平稳流畅的风格,明显地受到《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的影响。《国山碑》即《禅国山碑》,是三国东吴孙皓天玺元年(276年)封禅国山时刻于宜兴的一块碑石。此碑形状怪异,是个圆锥形巨石,类似米囤,故当地人称作“囤碑”。《天发神谶碑》即《吴天玺纪功碑》或《吴孙皓纪功碑》,是孙皓借传闻天降符瑞之名,立碑“褒赞灵德,以答休祥”而刻于南京的。两碑书体奇特,似篆非篆,似隶非隶,被人目为“牛鬼蛇神”。传说《国出碑》为苏建书,《天发神谶碑》为皇象书,都没有根据。施蛰存先生认为“大约是道士们为了谄谀皇帝,伪托天书,故意写成这种字形。到了后世,却在书法上占了一席,尤其是《天发神谶碑》那种上方下尖的怪字,竟成为汉字的一种美术体”。②这是颇有见地的。事实也确实是,它们于诞怪中寓法度,于率意中见匠心,成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这种“铦厉奇崛”、“生涩险劲”的书法,对报罢归来、绝意仕进的金农来说,既可借以浇胸中块垒,又是矫园熟之弊,纵情挥洒性灵的启迪。在揣摩深研的基础上,入而能化,为我所用,以截豪秃笔作横画粗短、竖画细劲、雄奇恣肆、斩钉截铁之方笔字,一改寻常面貌,金农自称为“漆书”。于迟涩中见畅达、于欹侧中见和谐的“漆书”是金农别开生面的创造,是个性所在,是对传统帖学书法的挑战。对这种书法的成就得失尚可讨论,但其一新耳目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当代学者张舜徽先生说:“若金冬心之分隶,郑板桥之行草,自创新体,别成一格,又非临池者所能效,亦不必效也。”③这个说法是公允的。一般人都认为:金农的书法成就超过了他的绘画。
  说起绘画,习惯说法是金农50岁后才开始学画。金农工书法,精鉴赏,广识见,有深厚的笔力和领会功夫,一出手就不凡,这是可能的。然而聪明离不开勤奋和实践。从有关资料看,从能画到敢于公开卖画,还是经历了一段过程的。厉鹗《樊榭山房集》卷一有一首诗的题目是:“督牛犁我田,欧阳圭斋句也。寿门为图,因题其后。”此诗作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戊戌与金农游长兴时,是别人提起的金农最早作画的记载,画的是“乌犍行水浅”的牛耕图,当时金农32岁。还有他自己提到的:“画兰竹自题纸尾寄程五(鸣)、江二(炳炎)。”此诗载于《冬心先生集》卷一,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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