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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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景象是那么可怕，我觉得简直要窒息了。
但富永渐渐学会了杀人。而且也越来越熟练。他不再觉得他的部下的目光邪恶了。对他来说，暴行成了例行公事，家常便饭。回顾他自己的经历，他写道：“是我们把他们变成这样的。把家庭中的孝子、慈父、好兄弟带到前线相互残杀。把人变成了杀人的恶魔。3个月的功夫，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
一些日本士兵承认，对他们来说杀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所有个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一钱不值。东史郎这个曾经目睹了南京一系列暴行的日本士兵，在写给我的信中，对他的战友们的行为做了极好的评论。在京都府福知山的第20步兵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里，他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效忠天皇重于山，而我们的生命轻于鸿毛。”他回忆道，在战争中一个士兵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就是裹尸而还；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光荣，被敌人活捉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东史郎给我写道，“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就必然变得更不值钱……这种人生观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
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从南京大屠杀回来的老兵们都诚实地交待了他们经历的那种全然丧失同情心和犯罪的感觉，甚至在他们折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时也是如此。永福角户坦率地谈到南京陷落时他的心情：
我记得卡车拉着我们沿着一条已被清理的路行驶，不断穿过成千上万的被屠杀的尸体堆。当我们停下来，从背后抓住一群中国战俘时，野狗正在啃噬着死尸。当时日本军官建议测试我的勇气。他拔出军刀，吐了一口唾液在上面，突然他猛的一挥，那刀就落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蜷缩着的中国男孩的脖子上。领时人头落地，身休向前载倒，两股鲜血从脖子里喷出来。那军官建议我把这颗人头带回家作纪念品。我记得当我接过他的军刀开始杀人时，我自豪地笑了。
经过几乎60年的反省之后，永富角户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在日本当了医生，在他的候诊室里，他修建了一个悔悟神龛。病人们可以看到他在南京受到审判的录像带，以及他所犯罪恶的全部口供的录像带。这位医生的礼貌好客的举止和他令人恐惧的过去完全不相符，人们真难以想象他曾经是一个残忍的杀人狂。
“几乎没人知道，日本的士兵用刺刀挑起婴儿，活活把他们扔进开水锅里，”永富说，“他们结帮奸淫12岁到80岁的妇女，一旦她们不再能满足他们的性要求，就把她们杀死。我砍过人头，饿死过人，也烧死过人，还活埋过人，在我手下死去的人有200多。这真可怕，我简直成了动物并干了那些无人性的事。实在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我当时的暴行。我真是个魔鬼。
第三章 南京沦陷
南京。一个长久以来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艺术、政治中心之一的城市，一个3至6世纪作为古代中国首都，在14世纪又断断续续作为首都的城市。正是在南京，创作出了中国书法与绘画的精品，确立了汉语中四声体系。一些最著名的佛教经典在这里被编辑和抄写，由此而产生了经典的“六朝”骈体文（一种中国诗歌与散文的混合文体）。正是在南京，1842年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条约，中国从此开埠通商。还是在南京，1911年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成为他新生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今天它还充满自豪地是中山陵的所在地。
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提起南京，他或是她都会向你描绘一幅这样一个城市的图画：在这个城市里遍布古代帝王的宫殿、奢华的陵墓、博物馆和纪念馆。这幅图画中还应包括修建于明朝的精雕细刻的将士和动物石像，著名的鼓楼（马可波罗700年前见过最早的鼓楼，令天见到的鼓楼是3个世纪后的一位军事统帅修建的，他曾在鼓楼上敲击一面巨大的鼓号令他的军队），还有南京郊外的景致——矗立在附近山峰和丘陵之上的寺庙，湖面上的茶亭与荷花，跨越长江的巨桥。
多少世纪以来，山水为南京提供的不仅是美丽的风光还有军事屏障。长江从西，紫金山从东，护卫着这个城市，借用一句描绘南京自然条件的古语：“虎踞龙蟠”。
但是可悲的是，南京城曾三次遭到入侵。
第一次入侵发生在1000多年前，6世纪末时，当时，野蛮的游牧部落毁坏了城内所有的重要建筑，甚至遍挖城墙内的土地。第二次入侵在1000多年后来临，1853…1856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了城市。领导他们的是一位狂热的领袖洪秀全，他在能使一个人跻身达官显贵的科举考试中落第后，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要推翻清王朝的企图在13年内最终使大约2， 000万中国人丧生。起义军在十几年里以南京为都城直到他们被逐出，他们在撤退时把南京城焚为废墟，甚至毁掉了琉璃塔，这是一个由琉璃瓦构筑的多色宝塔，被认为是中国同类建筑中最美丽的。
在19世纪剩余的时间内，南京在和平与湮没无闻中沉睡。当满清皇帝在北方城市北京登基时，南京变得仅仅是一个文化名胜。它的再度显赫要到国民党人推翻清王朝并定都南京后，南京成为正式首都是在1928年。
到1937年，南京惨遭洗劫的那年，老南京，清王朝的南京正在与国民党的新南京竞争。扁担两端挑着装有小饭碗和茶壶的篮子的小食贩；在露天工厂弯腰织丝绸的手工织工；手工擀面的面店雇工；沿街叫卖锡器的锡匠；在雇客门前修鞋的鞋匠；在馋嘴的孩子们眼前制作出来的糖果，这些孩子的手中捏着中间有孔的铜钱；推着吱吱作响的独轮车的人，车上高高堆起的柴草让人既看不见车也看不见推车人，但是新气象也随处可见——正在逐渐取代泥路和石路的沥青路；最终取代汽灯、蜡烛和油灯的电灯；水龙头里流出的水代替了装在桶子里、在街上卖的水；坐满了军官，官吏，外交官的大、小轿车不停地按着喇叭，穿行在道路上，路上满是人群，有人力车夫，拉着蔬菜的骡车，缓慢前行的成群的行人和牲畜——狗、猫、马、猴子。甚至间或还有水牛或骆驼。
但是有些古老的东西让人感觉它是决不会变化的。环绕这个城市的是建于明代的古老而又巨大的石头城墙，有一位传教士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他宣称，如果允许登上城墙之顶，肯定会看到中国最壮观的景象，从城南端的城墙顶上，越过修有缺口的灰色城墙可以看到，工人住宅区的土灰色砖瓦，有钱人家红色和灰色的瓦屋顶，然后转向北方，隐约可见的是政府区的高大的现代建筑物；政府各部和使馆按西方样式修建的大楼。
凝视东北方，可以辨认到背对着紫金山深黑山脉的白色耀眼的中山陵及散落的乡间别墅，这些别墅的所有者是南京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然后再看西北，闪现的是江边的工业活动：工厂中冒出的烟雾，运煤港筑出的污水，附近码头的汽船和战舰，通往北方和上海——南京之间铁路和铁轨穿过城市并在北部郊区的下关站交汇。沿着地平线，还能看见巨大、喧嚣的长江绕过南京城蜿蜒流向西北。
在1937年的夏天，南京所有的这些显赫与不合谐都在沉睡之中。潮湿闷热的空气久已使这个都城拥有“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称号。炎热混合着附近田野上泥土的刺鼻气味，使许多有钱人在酷暑中出城去海滨避暑地。对那些留在城里的人来说，夏天是经常瞌睡的日子，是懒洋洋地摇着蒲扇和竹扇的日子，最用竹席在屋前挡日晒的日子，夜晚邻里们走出火炉般的房屋，搬着藤椅涌入街道，用闲聊打发夜间的时光，然后在露天入睡。
没有人料到，几个月后战争会打到自己的家门口——把他们的家园投入烈火，街道浸透了鲜血。 8月15日，金陵大学心理学讲师张小松正要午睡，突然听到刺耳的警报声。她想：“是不是在搞空袭演习？为什么我没有在早报上看到通知？”
当8月初中日军队在上海开战时，南京政府也被迫准备敌人可能会进攻其它地方，中国官员不仅在城市内举行了空袭演习，还命令居民伪装房屋及修建防空洞。整个南京城里，人们把房屋的红顶和白墙涂成黑色，在地下挖洞以备躲藏。张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就像是在准备“一场盛大的葬礼”。
因此，8月15日这天，在听到第二遍警报时，张小松警觉起来，但是在她同屋的朋友们劝她相信这是又一次演习，于是，她又回去躺在床上，街到她听沉闷的隆隆声，就像是炮声时，她又爬起来。“哦，这是雷声。”她的一位朋友说完又去读小说，张再次回去躺下，为自己大惊小怪而羞愧，直到她听到准确无误的枪炮声和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响声。就这样，南京经历了它历史上的第一次飞机轰炸。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南京经历几十次日军的空袭，居民被迫躲进地下室、壕沟和地上挖的洞中。日本飞行员不加选择地轰炸这个都城，对准学校，医院、电厂和政府大楼，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逃离这个城市，其中既有富人也有穷人。
邢峰鑫，现在是旧金山的开业中医，回忆起在1937年秋天和父母逃离南京时那种恶梦般的混乱情境。当时的邢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他包起自己珍爱的收藏物准备上路：弹弓和石弹。祖母交给他的当铁路技师的父亲几个玉的和银的手镯，以备以后急需时典当用。藏着他们一家去汉口的火车拥挤不堪，成百的难民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车厢顶上，还有一些也找不到座位的人就悬在火车下面，他们的身体离铁轨只有几英寸。在整个旅途中，邢不断地听说有人被甩出火车或卷进车轮。旅途中日本轰炸机袭击火车，他们全家只好跳离火车躲进一个墓地，邢才总算幸免于难。
我自己的祖父母也是在南京撤离中险些永远地失散了。1937年秋天，我的祖父张铁君，一位诗人和记者，政府的国民党哲学的教员。在日本轰炸首都时，他和家人被迫不断地躲进用木板和沙袋掩盖的沟里。到10月，他认为留在南京对我祖母（当时她是一个20多岁的孕妇）和姨妈（当时是一个11岁的幼儿）不安全。两人回到外祖母在乡下的娘家，一个靠近无锡的村庄。无锡是位于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太湖边的一座城市。
到11月，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我的祖父离开南京去看他的妻子和家人。几天后回到南京，他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全体在忙于整理行装准备撤离这个城市。据说，已经决定他所在的单位乘船前往长江边上的一个城市——芜湖，祖父带信给家人，让他们立刻前往那里与他会合。
但是他们差点没有能赶到那里。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我祖母娘家与芜湖之间的铁轨，唯一的通道是乘小船走遍布这一地区的纵横交错的狭窄河道。
我的祖父焦虑地在码头等了4天之久，扫视一船又一船的难民。到第四天，他的家人还是没有到达，他被迫作出不曾有人作过的选择：乘坐下一趟也是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他相信他的妻子和女儿不会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也不会留在南京，当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这座城市不久就要陷落。
绝望中，他声嘶力竭地对着天空呼喊着爱妻的名字“以白”！然后，像是来自遥远的回声，他听到回答。回答来自最后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一艘截着他的妻子、女儿和我祖母的几位亲属的小船。我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的团圆是一个奇迹。
许多南京人没有能像我的祖父母那样逃离，而是留在南京城里度过整个11月，有些人是采取观望态度，有些人留下是因为年迈和贫穷而别无选择。11月不断地给他们带来坏消息——上海的战事进展不利。大批的中国士兵从战场回来，许多人还是孩子，不到12岁，他们精疲力竭、遍体鳞伤、士气低落，神情黯然地列队前行或是坐在挂有红十字旗帜的大卡车里。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能看见装备精良的新部队穿过街道列队走向江边，在那里登上由驳船牵引的船开往战场。显然战斗还没有结束。顶着大雨狂风，小型的现代中国坦克，从南京隆隆驶向上海，跟在后面的是驮着军衣、毯子、步枪、机关枪的骡群。
这个月末，绝望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上海——“中国的纽约城”——陷落了。20万日本军队现在站在上海与首都之间，同时有70万中国军队在败退。他们带来的是谁也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上海已成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