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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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本多是《朝日新闻》的一名获奖记者，他打破了日本新闻界反对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禁忌，分别于70年代和80年代访问中国大陆，采访幸存者。他的调查结果首先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后来汇编成书。洞富雄和本多都作出结论：在1937…1938年间，日本士兵在南京杀害了大约30万人。
他们两人在日本都遭到了猛烈的恶毒攻击。对洞富雄和本多进行恶毒的一个批评者是铃木明，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作家，在一篇名为“南京大屠杀的假象”的文章中攻击洞富雄和本多的调查结果。铃木指责说，洞富雄和本多的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能证明大屠杀，南京的暴行是一个“假象”。根据他的文章而编篡出的书获得了《文艺春秋》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奖，并从日本的文艺批论家那时获得了“令人敬佩”和“勇气可嘉”的美誉。当洞富雄发表了一系列反驳文章时，日本许多著名作家立即站到铃木明一边，为他辩护。
另一位批评者是田中正明，他自称是松井石根的门徒。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针对洞富雄的书，名为《“南京大屠杀”的编造》，书中使用了松井的战时日记。为了指责本多传播“敌人的宣传”，田中说，与欧洲或中国不同，“在日本全部历史中，找不到一例有预谋的系统性地谋杀的例子”。他写道，这是因为日本人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篡改者们尾随之，田中也参加到对洞富雄和本多的攻击中。右翼作家渡边省一为田中的书做了序，他也猛烈地攻击本多，认为本多“不仅往当时的日本官员和老百姓身上，也往所有的日本人，甚至尚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堆积罪行。
两个阵营间很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边是由洞富雄、本多及其支持者们组成的开明的“屠杀存在派”，另一边是由铃木和田中领导的保守的“屠杀假象派”。开明派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调查结果，保守派则在右翼出版物上写文章，如《文艺春秋》、《诸君》月刊等等。开明派要求日本政府为其在中国的罪行道歉，而保守派则认为道歉是对老兵的侮辱，是外国对日本国内事务的干涉。
颇具意味的是，当篡改者们亲自研究这一问题，以求获得攻击“屠杀存在派”的弹药时，他们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努力却事与愿违。例如，在80年代，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一个联谊会“偕行社”，要求其18，000名成员用目击材料来证明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令“屠杀假象派”沮丧的是，许多“偕行社”的成员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并做了令强硬的保守分子也感到恐怖的暴行。过去是松井手下军官的一位成员估计，在一名参谋长官的命令下，大约有120，000名战俘被杀。后来无疑是迫于压力，这位军官把数字改为“不少于几万人”。但他的证词搅乱甚至改变了这次调查的目的，偕行社杂志的一位编辑在系列文章的结束部分写道：“如此规模的非法杀人没有任何借口可讲。作为一个曾与旧日本军队有关的人，我必须向中国人民深致歉意。”
最令保守派尴尬的事情还在后面。1985年，日本一家著名的历史杂志《历史与人物》发现，新出现的松井石根的日记竟有900处错误。其中多数是蓄意改变原始文献，这一丑闻令日本各地的历史学家感到震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改动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宣称自己是对扭曲历史行为最坚定的批评家的田中正明。
恐 吓
东史郎是日本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在南京所犯罪行的日本老兵，他的遭遇是极端情况下的日本恐吓体系的绝好例证。1987年，当东史郎成为第一位公开为自己在南京所扮演的角色道歉的日本老兵时，他引起了一场轰动。在去南京参加大屠杀5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东史郎在京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接受了报纸和电视记者的采访。结果是招致了雪崩般的批评和死亡的恐吓。为保护自己，东史郎从公司退休，和妻子一起搬到京都以外的一个小村庄，他还在房子里准备了大量的武器，比如警棍、球棒、胡椒喷射器、锁链等等。
对于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来说。他的麻烦是开始于一次提问。1988年12月7日，正是日本袭击珍珠港47周年的日子，市议会中的一位共产党员向他询问对天皇战争罪行的看法。当时，日本裕仁天皇因患癌症去世，日本全国停止节假日活动，哀痛昭和时代的结束。本岛均回答说，通过阅读国外关于战争的记录，加上自己当过兵的经历，他认为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他的话立即引起了反应。第二天，被激怒的市立法委员们和自民党地方党部要求市长收回所说的话。但本岛均拒绝了，他宣告，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为了迫使市长屈膝投降，本岛均的对手们发起了一场骚拢和恐吓的运动。自民党员们不仅撤销了他在该组织中的顾问资格，还成功地说服了县知事拒绝同市长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右翼组织甚至声称要杀死本岛均。1988年12月19日，24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开着30辆配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在长崎市游行，叫嚣着要把本岛均的死作为对他的“神圣的惩罚”。两天后，在长崎游行的团体增加到62个，装着高音喇叭的卡车增加到82辆。来自无数保守组织的代表，包括靖国神社团体赛的代表，都呼吁弹劾本岛均。裕仁天皇死后不到两周，1989年1月7日，一个右翼狂热分子从背后向本岛均开了枪。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但这位市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刺杀行动使全日本的极端分子激动不已，他们当中很多人声称，这二行为不过是对本岛均“神圣的惩罚”。
结语
南京的暴行只是日本在9年战争中无数野蛮行径中的一个事件。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就头一个打破了空中力量只能用做战场武器的禁令，而将其用于威胁平民百姓，日本也因此而臭名昭著。而后，日本又发动其军队开始屠杀，从上海到南京，然后发展到中国内地。
虽然日语中没有一个词等同于德语中的“最后解决”，日本天皇政府却批准了在中国某些地区实施人工灭绝的政策。其中最残忍的之一是在中国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枪光、烧光），因为在那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对日本人进行了猛烈和有效的斗争。一位沮丧的日军上校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残暴政策是如何简单明了：“我从上级那里接到命令，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被杀掉。”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1941年日本人又发动了以赶尽杀绝中国华北农村所有人口的大规模恐怖战争。华北人口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虽然一些学者认为上百万的老百姓逃到了安全地带，但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朱尔斯·阿彻认为，当时在这一地区失踪的1，900万人中，大部分是被日本人杀害了。《中国流血的世纪》的作者R。J。拉梅尔指出，即使当时中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被杀害，死者数量也将接近100万。
为对付中国人，日本人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试验。因怀疑中国村庄帮助了在1942年4月东京杜里特空袭中的美国飞行员，日本人对这些村子使用了生物武器进行报复。在可以降落轰炸机的地带，他们屠杀了25万中国平民，还破坏了方圆2万英里的所有中国机场。像所有在战争中遭到践踏的地区一样，这些地方都受到疾痛的侵袭。我们已经知道，日本飞行员在如上海、宁波和承德这样的大城市播撒携带瘟疫病菌的跳蚤，并把装有各种致病微生物——霍乱，痢疾，伤寒，瘟疫，炭疽和副伤寒——的瓶子投进河流、水井、水库和房屋里。日本人为传染中国平民和军人，还在食物中掺杂了致命的病菌。他们把带有伤寒病菌的饼干扔在露营地附近，引诱饥饿的中国农民；在成千上万中国战俘被释放前，日本人给他们吃注射了伤害和副伤寒病毒的蛋卷。
最后的死亡人数统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是在1，578，000到6，325，000之间。R。J。拉梅尔提供了较为保守的数字：有3，949，000人被杀害，其中400，000人是平民。但是，他指出，有数百万人由于日本人的掠夺、轰炸和医药试验而死于饥饿和疾病。如果这些死亡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可以说，在对华战争中日本人共杀害了900万中国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法想象日本士兵和军官在何种心理下犯下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历史学家、目击者、幸哿者以及当年的作恶者自己都总结了是什么驱使日本皇军犯下这些赤裸裸的罪行。
一些日本学者相信，中日战争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残暴行为是由一种叫“压迫的传导”现象造成的。据《隐藏的恐怖：在二战中的日本战争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说，日本现代军队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隐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军官兵中存在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会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侵占南京之前，日军对自己的士兵也长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为长官洗内衣，或是温顺地站着任由长官掴耳光，直至鲜血横流。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日本士兵时常受到的这些抽打，是来自长官的“爱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用“铁拳”加强的残暴纪律，则被叫做“爱之鞭”。
人们常说，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对社会等级中更低微人们的生杀大权，常常会变成最残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来到海外后，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压抑的残暴突然得到了发泄。在外国领土或殖民地上，作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是最低级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过最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由此不难看出，长期被压抑的愤怒、仇恨和对权力的恐惧就是如此在南京爆发成无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长官施加的一切，那么中国人也必须接受他们选择的一切暴行。
学者们认为，侵华暴行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鄙视——这种鄙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灌输形成的。如果说中日两个民族种族不同的话，日本人和中国人也是很相似的（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感到自己的独特性受到了威胁）。尽管这样，皇军中许多人把中国人看做是低于人类的人种，对他们来说，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臭虫或杀猪一样，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压力。事实上，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各个级别的日本军人时常把中国人同猪相提并论。比如，一位日本将军告诉一位记者说：“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你认为中国人是人，而我认为他们是猪。”在南京，一个日本军官把中国俘虏十人一组绑在一起，把每一级推进一个坑里，然后烧死他们。这位军官为自己开脱罪责时解释说，他在杀人时的感受同他杀猪时一样。1938年，一个名叫东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记中揭露：“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人（中国人）的命更值钱。因为猪肉能吃。”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皇军给暴力冠以神圣的光环，使暴力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必要性，这种力量丝毫不亚于在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那种驱使欧洲人的力量。在1933年的一次讲演中，一个日本将军说：“每一颗子弹都必须充满帝国的风范，每一枝刺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的精神”。
几乎没有日本人怀疑其在中国的使命是否正义。一位曾参加过南京暴行的前日本士兵卡富白道说，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深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伏秀的种族，控制亚洲是日本的使命。当一位当地的基督教士问他：“上帝和天皇谁更伟大？”时，他毫无疑问地回答：“天皇。”有一个比上帝还高大的东西站在自己一边，日本军队很自然地走了下一步——认为战争，甚至包括随之而来的暴力，能够最终使日本及其受害者受益。一些人把暴行当做达到胜利的必要工具，这个日本的胜利能够帮助所有的人，并在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之下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这种态度也表现在那些无情地殴打学生和士兵的老师和军官身上，他们在殴打时坚持认为这全是为了爱护。
或许正是松井石根将军在试图粉饰日本侵华行为时总结了这种盛行的自欺欺人的“道德感”。在1937年去上海之前，他对支持者说：“我上前线并不是去与敌人战争，而是去抚慰（被打击的）兄弟。”后来，他又谈起入侵中国：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斗一直是“亚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在那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