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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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本兵以为她已经死了，丢下她走了，当她被抬到父亲面前，父亲发现她已没有了呼吸，便认为她已经死去。他叫人把女儿抬到学校后面并打算挖个坑把她埋葬。幸运的是下葬前有人注意到李仍然在呼吸，并从她的嘴里流出了血水泡沫。朋友们很快把李秀英送进了金陵大学医学院，在那里医生们缝合了她的37处刀伤。当天夜里，她在昏迷中流产了。
李秀英奋力与日本兵搏斗的事迹传到他丈夫的耳朵里，他立刻向军队请了3个月的假，借钱回到了南京。1938年8月，当他返回家中，他发现妻子红肿的脸上伤痕累累，头发已被剪光，刚刚长出鬃毛般的短发。
在以后的一生中，李秀英一直忍受着那些刀伤给她带来的痛苦和难堪。在坏天气里或在生病的时候，鼻涕便会从鼻子旁边的豁口处流出来，眼泪也直往下流（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日本人用刺刀刺伤了她的眼白，但她却没有失明。）她每次照镜子，看到那些刀痕，就会想起1938年12月19日那可怕的一天。“现在58年过去了，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当我在南京她的家中访问她时，她对我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脸上的这些刀痕是明显而可怕的。”
李秀英认为，她的个性和她那独特的家庭背景都给了她反抗日本人的勇气。一般中国的妇女从小受到的典型教育就是应当柔顺服从，但李秀英与她们不同，她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影响的家庭。当她只有13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这使李不得不在一个坚强的军人家庭的男人们中间长大。她的父亲、哥哥和叔叔都是军人或警察，在他们的影响下，她长成了一个男孩子气的姑娘。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的脾气就很急躁，所以她父亲不敢教她武术，主要是担心她以此吓唬邻里的其他小孩。60年后，如今的李秀英己是儿孙满堂，她精神矍烁，热爱生活——甚至还保留着她那有名的坏脾气。她说，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从父亲那里学会武术；要不然她便能够享受在那一天杀死那3个日本兵的欢乐了。
死亡人数
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南京的暴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金陵大学历史教授迈纳·瑟尔·贝茨被要求提供一个估计的死亡数字，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这场大屠杀涉及的区域是如此之广，以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描述。
中国的军事专家刘方楚估计死亡人数是43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官员们根据日本侵略者和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检查官的材料，说明至少有30万人被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认为在南京被杀害的人数超过26万。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的数字是大约20万。约翰·拉贝从未作过系统的计算，并在2月大屠杀尚未结束时离开了南京，他估计只有5万一6万人被杀害。日本作家秦郁彦认为死亡数字在3。8万和4。2万之间。日本方面还有一些人估计的数字低到3千人。1994年，从以前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得到的档案资料证明，仅仅一个负责掩埋尸体的小组在1938年1月到3月间的南京就处理了3万具尸体。
可能没有一个人比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孙宅巍对死亡人数作过更为全面的研究了。在1990年的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人口》的学术论文中，他报告说，根据人口普查，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南京人口超过100万。根据中国的档案资料，中国军队官员的回忆录，以及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报告，孙宅巍断定在日本占领时期，在这座城市的常住居民至少有50万人（其他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加上9万中国士兵和数千临时居民——南京的人口总数大约60万，甚至70万。
孙宅巍在第二篇文章中又作出了他的估计。南京城市档案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里保存有大量掩埋尸体的记录，这些记录由私人家庭，地方慈善机构，以及“南京自治委员会”（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傀儡政府）提供的。在仔细研究了这些记录后，孙宅巍发现，南京的慈善机构埋葬了至少18。5万具尸体，群众个人至少埋葬了3。5万具尸体，日本控制的地方政府埋葬了0。74万具尸体（一些关于埋葬的记录十分详细，甚至包括受害者的性别分类和埋葬地点）仅仅根据埋葬记录，孙宅魏就能断定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超过22。74万人。
然而如果把40年前，即在孙宅巍的论文完成前40年的一个日本战犯的惊人口供考虑进去的话，那么统计数字将更大。1954年，在辽宁省东北的阜新故犯营中等待审判的日本陆军少佐太田寿男写了一份44页的交待材料，其中他交待了日本陆军大规模焚烧、倾倒和掩埋尸体的情况。大量的尸体来自靠近南京西北一条河流的下关。在河边，日本人在每条船上装上50具尸体，然后运到河中央倒入河中。卡车把尸体拉到其他地方，在那里他们把尸体焚烧后掩埋以销尸匿迹。从1937年12月15日开始的3天里，太田的陆军部队在南京的河中倾倒了1。9万具中国受害者的尸体，另一支部队处理了8。1万具尸体，其他部队处理了3。 5万具尸体，一共约15万人。孙宅巍把太田的数字加到他对中国掩埋记录的统计中，断定尸体总数达到惊人的37。74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原子弹爆炸使广岛和长崎死亡的人数的总和。
即使怀疑论者把太田的交待当作一纸谎言而不予理睬，人们也必须记住，就算没有他的估计，南京关于掩埋尸体的记录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大屠杀中死亡的总数至少在20万人。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记录中发现的法庭证据材料（见下表）证实了孙的研究。把慈善机构估计的掩埋尸体的数字（后来孙的论文中提到）和由其他个人提供的数字（孙的论文没有提到）加在一起，法庭判断约26万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数字并没有包括日本人掩埋的中国死亡者的数字，如果加上这个数字，那么死亡人数将达30万或40万之多。
南京日本大屠杀受难者人教估计
崇善堂…… 112，266
红十字会…… 43，071
下关区……26， 100
鲁甦先生的陈述……57，400
于、张、杨先生的陈述……7，000或更多
吴先生的陈述……2，000或更多
根据无名遇害者墓的记载…… 3，000或更多
共计（约计）……260，000
资料来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法庭证据文件，第1702号文件，第134盒，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犯罪档案集，第14项，第238组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
近年来其他学者支持孙宅巍的研究，并相信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死亡总数可能超过30万人的理由。例如，南伊利诺伊大学名誉历史教授吴天成在他的论文“让全世界都了解南京大屠杀”中，估计南京陷落前的城市人口大约是63万，他承认这个数字远不是精确的，但可能相当接近实际数字。他准备了详细的有关南京人口编年史数字的研究资料，并对这些数字进行了仔细考察，然后他断定，在这场大屠杀中的死亡总数超过30万人——或者是34万人，其中19万人被集体屠杀，其余15万人分别遇害。
尹集钩和史咏两位作家在进行了他们自己的调查研究之后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数宇——大约35。5万人。尽管他们的数字在所有对死亡总数的估计中已经是很高的了，但他们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实际死亡人数是远远超过他们能从档案中发现的数字的。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在现有的统计数字中可能存在相当大量的重复计算，他们指出，例如。许多被日本人倒进河里的尸体被冲到岸上，并被再一次埋葬，于是在清点尸体数字时就被算了两次。但是尹和史拒绝考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任何被冲到岸上的尸体将被埋在河流附近，而不可能被埋到远离这条河的什么地方，而根据他们的调查研究，大多数掩埋地是距长江岸边几英里的地方。他们争辨说，把那些因风吹日晒已腐烂的尸体运送到丘陵、大山或田野里去掩埋是违背常理的。而且，尹和史通过对幸存者的采访还发现，那些遭强奸后被杀害的遇难者的家庭成员通常立刻就把死者埋葬了，并没有向当局报告。由于他们的研究得出的一系列数字只是来自集体屠杀的报告——而没有来自个人的、任意被屠杀的数字——所以尹和史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总数很可能达40万人之多。
甚至在日本方面也存在着无可否认的证据，这个证据使日本人自己也认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死亡的总数可能高达30万人。这个证据之所以十分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由日本人自己统计的，而且因为它是在大屠杀的第一个月被统计出来的，当时的屠杀已远不如前。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约他在华盛据特区的朋友发出了下面的电报，这份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解密，并于1938年2月1日译成了英文：
自几天前回到上海之后。我调查了关于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所施暴行的报告。根据可靠的目击者的口头叙述以及一些可靠人士的信件所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毫无疑问地证明，日本军队的行为方式以及继续采取的行为方式，使人想起了阿提拉（阿提拉是5世纪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因血腥征服而被称为“上帝之鞭”，意为“天罚”一译注）和匈奴人。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杀，许多杀人方式是蓄意的和极其残忍的。
有人试图提出，如果蒋介石在11月政府撤离时就拉出他的军队，而把一座无防御的城市留在后面，那么或许就能避免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只要稍作思考就能看出，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在日本人向南京逼近的战争途中，他们已经有计划地摧毁了整座整座的村庄和城市，并到处都在施以同样的暴行。很明显，他们井不需要来自中国人对他们行动的挑衅。我们所能肯定说的只是一座缺少中国士兵的城市将至少使日本人无法提出这样的借口，即他们连续的杀人是因为需要除掉隐藏在老百姓当中的士兵。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将改变日本人的行为。
还有人尝试提出，如果蒋介石不下达那个无意义的在紧要关头撤离南京的命令，而是坚持抗战到最后一个人去保卫这座城市，那么南京城的命运将会有所不同。对这种说法我们也必须再次小心慎重。正面的对抗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有更好的装备，受过更好的训练，他们早晚会打败中国的部队。但是一场长期持久的运用游击战术的斗争将挫败日军的士气，并激昂中国军队的斗志。即使没有别的作用，这种战略战术也将使更多的日军在与中国人的战斗中被消灭，而且只有勇猛的抵抗才能打掉他们对中国士兵的狂妄骄横之气。
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历史上的每场战争中，总会出现某些不平凡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给那些受战争迫害的人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美国教友派的信徒们曾释放了属于自已的奴隶并帮助他们建立了“地下铁路”。在二战期间的欧洲，纳粹分子奥斯卡·辛德勒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营救出1200名犹太人，还有瑞典外交官拉乌尔·沃伦伯格以发放假护照的方式解救了10万多名犹太人。又有谁能忘记吉甫夫人这位奥地利妇女和她的伙伴们曾将小安妮·弗兰克一家藏在阿姆斯特丹城内一幢房屋的顶楼上，以躲避德国人的搜捕。
黑暗的年代往往使人们麻木不仁，但是仍有极少数人，出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原因，不顾所有的警告去从事在正常年代中连他们本人都无法相信自已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南京暴行这样一场恐怖中，试图谈论这个如此鲜明而引人注目的话题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有人能做到的话，那么他无疑会将目光集中于一小批美国人和欧洲人身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公然反抗日本侵略者，并且从几乎难以幸免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援救出成千上万的的中国难民。这些勇敢的男人和女人们创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里叙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在上海陷落后的儿周内，这些人完全自发地决定要在南京市创立一个安全区。1937年11月，法国神甫雅吉洛·德·贝塞热在上海建立了一块中立区域，保护了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之下，流离失所的45万名中国难民。当长老会牧师普鲁默·米尔斯听说贝塞热的举动之后，他向朋友们提议在南京筹建一个同样的区域。米尔斯和其他24个人（主要是美国人，也有德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