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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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春季和夏季我们对一再要求增派军队一事的处理就证明了这一点。三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再派一个营海军陆战队保卫岘港的安全。三月十九日，小格兰特·夏普又请求再派一个营。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他们的计划。由于担心输掉战争，他们迫切要求调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到北方各省和一个师的陆军到中部高原，以发起进攻。一项动用更多军队的决定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四月一日，我们在白宫开会。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参谋长们的建议是否明智提出质疑。南越人的内心深处存在反美情绪，大量动用美国军队有激发这种情绪的危险。总统接受了我们的判断。他否决了参谋长们的建议，但同意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小格兰特·夏普提出的增派两个营的请求，更重要的是，他同意海军陆战队的使命由保卫基地安全改为积极参战。虽然我们控制了调用军队的规模，但我们扩大了军队任务的范围。美国地面部队现在要直接参战了。
总统同意调更多美军到南越并改变美军的使命——而不同时加强对北越的空袭，使约翰·A·麦科恩感到忧虑。在第二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给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的一份备忘录中），约翰·A·麦科恩强烈呼吁扩大轰炸计划，认为目前的计划不会迫使河内改变政策。
我也认为，仅靠目前的轰炸计划，我们不可能迫使越共和北越改变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有一两个除外）也认为轰炸本身不会迫使其改变政策。他们认为，只有同时在南越采取行动使越共和北越人相信他们赢不了，轰炸才会产生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增加美军地面部队以支援日趋衰败的南越军队。
约翰·A·麦科恩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我们能够通过轰炸带来变化。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能搞种族大屠杀，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未这么提过。
当麦乔治·邦迪就总统四月一日的决定起草发给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指令时，总统指示他写上如下内容：“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避免过早公开此事。采取行动时应尽最大可能避免给人们造成政策发生了突然变化的印象……总统希望让公众认为这些调动和变化是渐进的，完全符合现行政策的。”
在以后几天的国会上，迪安·腊克斯、乔治·鲍尔、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都发了言。我们向议员们保证，林登·B·约翰逊总统——用乔治·鲍尔的话来说——“非常愿意与国会就此类行动进行最密切的协商”。但是，这样的声明只能增大政府的信用差距。
在美国的军事行动加强之际，我们仍在考虑政治解决越南战争。三月六日，麦乔治·邦迪向总统报告了前一天晚上与迪安·腊斯克和我讨论的情况：三人中有两人（指他自己和我）认为，越南形势突然好转的可能性依然不大……我们仍在考虑一个实际问题，即我们应该把“谈判”之门开启多大。
这是迪安·腊斯克和鲍勃非常关心的问题。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两人都认为，通过适当的国际渠道表示我们愿意谈判越南问题（按我们自己的条件）是很重要的……但是鲍勃走得更远一些。他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召开国际会议进行真正的谈判（我觉得他的意思是，如果形势像他预料的那样严重恶化，我们就需要一张谈判桌）。
麦乔治·邦迪准确地表述了我的想法。当时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进行谈判以结束冲突。三年后我离开五角大楼时仍持此立常四月初，有两个方面提出了谈判的建议。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建议在北越和南越交界地区停火三个月，十七个不结盟国家呼吁“无条件进行谈判”。林登·B·约翰逊总统未理会前者，但在四月七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重要演说中对后者作出了反应。
他在这次演说中声明，他准备进行无条件谈判。但他同时强调，“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不会厌倦。我们既不会公开撤退，也不会以毫无意义的协议为借口而撤退……我们必须做好应付长期冲突的准备”。为了诱使越共和北越进行和谈，他制定了一次提供十亿美元开发东南亚的计划，他说，这一点“通过合作和积极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河内很快对演说进行了谴责，并提出“四项”和平条件，它们成为北越在整个冲突过程中的和谈基矗河内建议我们承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在没有外国军队的情况下的生存权利；越南的两个“地区”在重新统一之前不与任何外国结成军事同盟；重新统一问题由两个地区的越南人民自行解决。这几条我们都能接受。但最后一条成为争议焦点，其内容是，“南越的内部事务必须由南越人民按照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方案予以解决”。接受这一条就意味着接受共产党对南越的控制。
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军太平洋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和我继续每天分析各种情况，因为我们——特别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我——迫切需要制定一项军事战略及推行这项战略的长期派军计划。
四月六日，中央情报局向林登·B·约翰逊总统报告，河内已派两个营的北越军队进入中部高原，另外一批军队到了岘港附近。对此，参谋长们要求再调两个旅（约八千人）到南越。威廉·威斯特摩兰赞成他们的建议，但马克斯威尔·泰勒不赞成。马克斯威尔·泰勒得知此事后，怒气冲冲地致电华盛顿说，“与我最近在华盛顿时看到的情况相比，这个建议显示他们现在更加愿意介入地面战争”。
随着形势的恶化，总统认为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他倾向于批准参谋长们的建议。然而，由于马克斯威尔·泰勒表示担忧，总统叫我前往火奴鲁鲁会见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其他高级官员，讨论调动军队的建议。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我们会了面。我们围坐在太平洋司令部一排时钟下的一张大会议桌边，开始讨论轰炸北越的计划。几天之前，马克斯威尔·泰勒在致迪安·腊斯克的电报中表示过他的看法：“任何规模的轰炸……都不会迫使河内取消其行动……如果在南越镇压越共的行动没有实际进展的话。必须得让河内相信越共在这儿赢不了。”
他直接了当地指出，单纯轰炸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当时我就同意这个结论，在我任国防部长的后几年中，我一直持这种看法，我看到、读到和听到的任何事情都未能使我改变观点（后面还将述及）。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两个成员不赞同我的看法（我的立场后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与会的每一个人——马克斯威尔·泰勒、威廉·威斯特摩兰、厄尔·G·“巴斯”·惠勒、小格兰特·夏普、威廉·P·邦迪和约翰·T·麦克诺顿——均同意，单纯轰炸不是办法。
因而，我们转而讨论在南越能做些什么。大家普遍认为，需要动用更多美军以防止西贡政权垮台。那么需要多少呢？采取何种战略呢？这些方面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厄尔·G·“巴斯”·惠勒、小格兰特·夏普和威廉·威斯特摩兰重新提出派遣两个师的要求，加上马克斯威尔·泰勒反对派遣的两个旅，他们还要求派遣后勤供应部队，总人数达到六万人。在马克斯威尔·泰勒的支持下，我反对派遣两个师——如何使用这些军队，没有明确说明。但我同意支持其它要求。这意味着在南越的美军人数将大为增加，由原来的三万三千名增至八万二千名。
我在四月二十一日的内阁会议上向总统呈交了建议书。
我请求他批准立即增调军队，以支援南越抗击共产党的进攻，防止“南越军队或美军遭受重大失败”。我知道，增派军队和赋予军队战斗使命必然会造成更大伤亡，使公众更加关注这场战争。所以，我请求林登·B·约翰逊总统向国会领袖通报“调军计划”和“在越美军使命的变化情况”。
但是总统不想这么做，他说：“我们不打算现在宣布整个计划，而将在适当时机分别公布军队调动情况。”五月初，他向国会提出拨款要求。他说：“这不是一项普通拨款……支持这个要求的每个国会议员实际上是在投票支持我们在南越遏止共产党侵略的行动。”这项议案分别在众议院（列为第408—7号）和参议院（列为第88—3号）获得了通过。
乔治·鲍尔也出席了四月二十一日的会议。关于火奴鲁鲁建议，他的意见是，我们“不应在未探索是否有和解可能的情况下就采取这种危险的措施”。总统回答说：“好吧，乔治·鲍尔，我让你明天给我拿出一项和解计划。如果你能变戏法似的找到解决办法，我会支持的。”
乔治·鲍尔当天夜里就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和解计划。我在计划书的开头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接受这样的和解方案：达不到我们公开声明的目标，但仍符合我们的基本目标（如南越保持独立，不受共产党控制等）。”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都同意这一立场，但是，乔治·鲍尔的计划也没有指明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乔治·鲍尔说，我们不应接受一个老挝式的联合政府，但我们可以允许越共成员参加自由竞眩他指出：“我们当然不能轻易同意以这些条件达成的任何安排而不坚持解散南方越共和让越共融入国民生活的要求。”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也都同意此点。但是，乔治·鲍尔没有指明，在北越要求“按照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所提方案”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自由选举”。他也没有指明，怎样才能实现他提出的其它目标。“
乔治·鲍尔提出来而我们没有很好去做的一项建议是，请求调解者（如瑞典、苏联或十七个不结盟国家）明确告诉河内，我们将接受他们提出的立常我们曾与在巴黎的一名北越代表进行过数星期接触。在此后三年中，我们尝试过许多其它形式的接触，但我们没有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没有把我们的立场表达清楚。
几天后，我请约翰·T·麦克诺顿起草一项停止轰炸一星期的建议。我希望此举能引出一系列相关行动，致使河内进行谈判或者减少其对暴动者的支援，同时提高国际国内对本届政府政策的支持率。和我后来提出的许多暂时停战的建议一样，这项建议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军方许多高级领导人反对这项建议，因为他们担心北越会乘此机会加强渗透。总统的某些顾问担心，如果停火持续下去，河内会提出谈判以诱使我们入圈套，这样一来，北越就可以借轰炸停止之机维持甚至加强对越共的支援。还有些人担心美国右翼势力会视此举为怯懦行为，如果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效，他们会要求扩大轰炸规模。
最近几个星期，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国会议员中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越南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多。林登·B·约翰逊对此颇感恼火，他想做出答复，如有可能，平息这些批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并非他个人相信在这个阶段暂停轰炸能促成谈判。
无论如何，五月十三日开始了未经宣布的暂时停火。同一天，我国驻莫斯科大使福伊·科勒受命向北越驻苏大使递交了一份电文，内容如下：“美国政府考虑了……河内代表多次提出的建议：在北越遭受空袭的情况下，和平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在暂停轰炸期间，美国将密切注意（越共和北越）军队的军事行动……是否会大幅度减少。”
河内驻苏大使拒绝会见福伊·科勒。那天夜间，一位级别较低的美国外交官将电文亲自交到了北越大使馆。第二天早晨，电文被装在写有“美国大使馆”字样的一个白信封中退了回来，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一则感到被驳了面子，一则担心右翼的批评，总统在五月十六日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了恢复轰炸的想法。我请求推迟一段时间，认为我们应该遵循停火七天的原定计划，给河内更多时间考虑做何反应。但总统认为，河内如果有兴趣，现在就已做出反应了。我们最后议定停火六天。五月十八日，轰炸恢复了。
此后的三周是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越来越沮丧和担心的一个阶段。南越的政治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军队内外的天主教徒和佛教徒密谋反对潘辉括（音译）的文官政府。一次政变刚刚失败后，由南越青年军官发动的另一次政变成功了。他们推举四十二岁的阮文绍将军为国家元首，以空军三十五岁的阮高其将军为总理。代理大使亚历克斯·约翰逊说阮高其像一颗“无人看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