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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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手下受训的队员，处理每个球时脑子里的弦都绷得很紧，生怕哪一次做不好被我批评。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等到熟悉掌握后，他们在技术上便有了很大的进步。
1965年我在国家队时，我们这批球员个人技术和体能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一碰到当时的朝鲜队，在他们的逼抢下，失误就多，在他们快速往返的奔跑下，体力跟不上对方的快节奏，就像现在的中国队与韩国队比赛时一样，也是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不怕西亚，但碰上韩国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就打不顺，就是因为他们抢得凶、逼得狠、奔跑积极。
根据足球的规律和我当运动员的教训，依我的性格和执教多年的经验，决定了我带队的指导思想是快抢前，我的追求是以激情为主。
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后，我倡导的快抢前的指导思想，抢逼围的战术打法，不但在战绩上有成效，而且也确实使各队都认识到激情在比赛中的重要性，带动了整个足坛的对抗，使得联赛更激烈，过去联赛不精彩、不激烈的场面，也不复存在了。
过去的上海队讲究技术，强调配合，但是打法慢。我担任申花队主教练后，就在这个基础上注人激情，所以申花队在这三年中，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变了风格。
大连万达队是追求稳的，1比0主义。我上任后给他们加入了激情，因此1998年的大连万达队也是成功的。
但是，要达到激情与理智的完美统一是非常难的。1996年我就想在抢逼围基础上加强些理智的成分，就提出了激情加理智的观点。那时候来了一些法国技术型球员，也确实为我们在配合、控球等方面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强调和追求理智的时候，往往容易把激情的一面丢掉，1996年在用人上，我一会儿用“工兵”拉德，一会儿用技术型的加西亚，在打法上也不像过去那么地坚决。现在想来，当年我在国奥队时一开始大刀阔斧强调抢逼围，后来在吉隆坡决赛时换上了广东的技术型队员，加人了太多的理智，反而使打法不明确。激情加理智是需要全面型的球员。理智型的球员多，不可能打出激情的。激情型球员过多，也不可能打出理智的足球。所以，打什么类型的风格，最终还是由什么类型的球员决定。
1996年，我一直在苦苦追求一种完美的足球，希望在激情与理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但事实上，按我们的能力，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完美境界的。这并不是我刻意地求变就能变得了的，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渐变过程。像加西亚和申思，都是理智型的球员，不可能在前面拼命地抢。现在想来，抓一面是容易些，而要追求完美，确实是太难太难了。要达到完美，如全攻全守，也只有1974年的荷兰队能够达到，至今还没有第二个队。
但是，这种追求应该是无止境的，再怎么变化，原先的风格是不能丢的。我始终欣赏英国足球的打法。他们的打法始终充满激情，令人激奋。抓住了激情再加上理智，这样的足球是最好看的。足球一定要有激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英国足球的收视率在世界上最高的原因9。关于申思
讲到激情与理智，不得不提一下申思。
申思是一位典型的理智型球员，在我执教三年过程中，他也一直是一位有争议的球员。球迷们称他为“超级替补”。我想，这里面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申思的使用上有争议；二是至少说申思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球员。
申思的确是个很有特点的球员，他在当时的国奥队是主力，并担任队长。然而在申花队他却打不了绝对主力。申思的特点明显，他在传、控球和射门上，确有过人之处。尤其在传球上很有灵气，传威胁球的能力明显比其他人要强。1993年全运会时，申思已经在老上海队里踢左前卫，基本上打上了主力。就因为有这些，申思在球迷心目中有一定位置。
我在1994接申花队后，申思、朱琪等国奥队员还在集中训练，裁并没有见到他们。在当时老队员不在的时候，我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当时心里非常想用他们，在私下里布阵时，我也把朱琪和申思放在假设的主力阵容中。
1994年我一直在试用申思，我执教的3年中，这一年申思上场最多，22场比赛，他一共打了13场。在那一年中，申思在一些比赛中起到很大作用。比如说首场对沈阳队，2比2打平时，他在最后的时刻打进了关键的一球，使申花队最后以3比2险胜。
虽然申思的进球不算多，但是他的输送作用，给同伴创造机会的能力，却是别人所无法替代的。申花队所进的很多球，都是他创造出来的机会。通过1994年的试用，我对申思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
申思有很多优点，但他的弱点也明显：拼抢不凶，打法上比较稳妥，没有那种积极的奔跑劲头。1995年联赛，李晓生肝炎以后，在进行前锋的重新搭配时，我想到了申思，想用申思和瓦洛佳搭配。第一场我们对吉林队，申思打主力，第三场对四川全兴队，他也是上了90分钟，打的是前腰。
1995年在使用申思的问题上，我一直努力把他用得恰到好处。经过多次的实践和使用，我们当时确实感到，申思的技术风格和我当时的抢逼围风格是不相适应的，尽管他也努力去做，但毕竟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便决定把申思作为替补。
1995年，我们取得的十场连胜的比赛中，申思上场的时间总共加起来，正好是90分钟，对广东宏远队12分钟，对山东泰山队15分钟，对大连万达队14分钟，对天津队29分钟，后面的比赛基本上就没有用他。十连胜后正好是10月，中国足协规定的转会期开始了。当时申思正好在国奥队集训，他便在国奥队通过正常的渠道提出了转会。
一个国奥队的队长，绝对主力，却在申花队打不上主力，这也引起了好多媒体的注意。他们也纷纷为申思打抱不平。因为谢晖和祁宏等小将都能在1995年冒出并成名，为什么申思得不到重用？
1995年的转会风波终于过去了，在俱乐部和各方面做工作下，申思留了下来，没有转会。但与此同时，俱乐部也明确给我指示，要我使用申思。为此，我还与申思的爸爸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我把申思的优缺点都讲了，并解释了我的打法是以挤为主，等到下半时大家体力下降之后再用他上去，这样才能起到很好的出奇制胜的作用。后来的实践也确如我所说的那样，比如说1996年主场对广东宏远队，申思下半时上场后的一个漂亮射门，使我们的比分一度以3比2超出；如主场对八一队，也是他在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使我们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最后1比1与八一队打平。
我们做教练的在用人时，基本上都是根据三个条件：一，根据运动员的能力和特点，二，根据运动员的位置；三，根据运动员的能力是否与教练的战术打法相一致。
如果说申思在我执教的三年里只是一个超级替补而当不上主力的话，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他的风格与我的要求不符。我离开申花队后，申思一直在队里当主力，也许是他的特点比较符合后任教练的要求。但我记得申思在国奥队期间曾是队长，但在马来西亚奥运会预赛亚洲区决赛时的几场重要的比赛时他都没有上场。霍顿刚任国家队主教练，带队参加亚洲四强赛。第一场中国队对香港队时申思是主力，但后来对日本队和韩国队时他都是替补。这也说明了申思的风格特点，必须与主教练的要求相符合。
申思是个有特点的球员。对于教练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看到他的特点，而是如何使用他的特点。申思在我执教上海申花队的三年中，对我来说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用的问题，绝不是外界和媒体所言，徐根宝讲究迷信，用申思会输球，因为在上海地方话里，申思就是“申输”（申即是上海），也不是有的媒体所说，徐教练是逆反心理，外界叫用他偏不用；更不是想起到一种轰动作用，就像法国队主教练雅凯拒用坎通纳，德国队主教练福格茨不用马特乌斯，意大利队主教练萨基放弃巴乔一样。我对申思没有什么成见和看法。何况申思在队里的训练和表现，在遵守纪律和自我约束方面总的来说也是不错的。我在1996年用他比1995年多，实际上是我在那时想加强理性足球。
我和申思共事3年多，尽管在使用他的问题上，申思对我有一些看法，但是他自己也承认，我在申花三年，对他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10。“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1996年我们在甲A联赛中成绩不够理想，与风光十足的1995年相比，似乎黯淡了许多。
就在一片阴云中，我们在亚俱杯赛上主场7比1战胜了香港快译通队，而后又在与澳大利亚一支俱乐部队的比赛中也打得很漂亮，上海的球迷突然又看到了希望。
当然，亚俱杯与冠军杯是没法相提并论的，除了技战术水平的差距外，亚洲地域广大，东亚、西亚和南亚之间的距离，远大于欧洲，交通也不太方便。此外还有资金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使亚俱杯的影响力并不大。
1994年大连万达队夺得首届职业联赛冠军后，放弃了参加1995年的亚俱杯的比赛。
1996年8月20日，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瞿郁明找到了我，向我传达了中国足协关于要打好亚俱杯的指示，也传达了上海市领导关于亚俱杯赛要重视，并争取好成绩的指示。这是领导对我们的新要求，而在1996年年初我提出的今年四大任务中，今年主要目标是甲A联赛和五人制足球赛。现在中国足协和上海的领导又要我们把亚俱杯的比赛也打好，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个不轻的任务。尤其是亚俱杯的比赛时间，正好与甲A联赛交叉在一起。比赛密度很大。队员们的体能吃得消吗？
9月1日，我们主场再次与天津队打平。这是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到这时为止，我们已经连续第7场平局了。这对我们这支意气风发一定要卫冕的球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七连平后，我队在甲A联赛中的名次已落到了第三，与大连队整整少了9分。9分在实力接近队的竞争中，是个非常大的差距，大家都感到了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又要投入亚俱杯的比赛，而且要在三周里完成7场比赛，其中3场亚惧杯赛，3场甲A联赛（包括9月1日刚赛完的对天津队的比赛）。
平均三天一场比赛，还要来回奔波，既要完成甲A前三指标，又要打好亚俱杯，说心里话，我当时真担心捡不了芝麻又丢了西瓜。
赛事排得这么密，场场都要尽全力挤，队员们，也包括我们教练班子里的同志不免有一些说法，三周打这么多比赛，身体怎么吃得消？要这好，又要那好，什么都要好，这可能吗？当然，出现这种情绪的最直接原因，还是我们这几轮的比赛打得不顺，老是在最后时刻被扳平，搞得大家心里怪怪的。
这种情绪引起我的注意。我们先在教练班子上统一了思想，陋后召开全队会议，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不怕疲劳，不怕困难，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会上，我用当年红军长征的例子告诉大家，当年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均每天要走70里路，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走150里，那是什么滋味？我说你们没有，但我和桑廷良多少有这样的体会。
“文革”期间，国家队从北京拉练到保定，背着背包，每天行走40里路，花一届时间走完。一开始大家还有劲，但到了第四五天，便都腿软了，走不动了，我们还是搞足球的，平时又不缺锻炼，为什么会这样呢？而条件比我们困难得多的红军，为什么能有毅力完成？我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压迫感，一种不得不走的紧迫感。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这种压迫感，而事实上这种压迫感已经存在了，这也是对我们作风的一种考验。我们连续七场平局，我们都感到了这种压力，能否打好后面的比赛，不让上海的球迷、俱乐部和领导们失望，这便是目前给我们的压迫感。这次会开完了，大家的情绪好了一些，但气氛还是沉闷的，还是那七连平让大家心口堵得慌。
我们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来到香港与快译通队进行亚俱杯第一轮第二场比赛。香港的天气又热又潮。由于第一阶段我们以7比1胜出，因此在9月4日的比赛中，只要不净输7球，便可出线。当然，我们队与快译通队比赛，要输7个球一般来说不太可能，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与快译通队本来也不是7比1的实力。就是因为对手在场上情绪受影响，阵脚大乱，军心涣散，结果大比分惨败。如果我们松懈，对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