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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徐海东-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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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吸收我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红军东征,让我带十五军团直逼太原。
  回师以后,红军开始西征。我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率领十五军团的部队,西出三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向红军请求援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派我为红军南路总指挥,率领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以南商州地区,准备抗击国民党军对西安的军事进攻,配合支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才又奉命返回甘肃境内的驿马关地区,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准备迎接抗日斗争。
  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我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7年8月,随军开赴前线。在朱德、彭德怀同志领导下对日寇作战,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我带六八七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此战之后,又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和战斗。对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山地游击战,以及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战术,我是坚决拥护的,并能亲自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1938年春,又发病吐血,直到1938年8月,才奉命回延安。同年10月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入马列学院学习。
  参加革命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入学。虽然身体不好,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到学习的机会难得,还是积极的参加了学习。先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近代史、党史等课程。毛主席和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亲自讲课。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的许多重要谈话,对自己教育更深。
  学校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住的窑洞自己修自己挖,还时常上山开荒生产。我因在战争中九次负伤,左腿是二等残废,上山生产,总是早出晚归。这时毛主席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关怀我的进步,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
  学习十个月,党决定派我去华中新四军工作,我坚决服从了决定。1939年9月15日,我随少奇同志离开延安,一路上少奇同志对我进行了许多教育和帮助,我一直存在着脾气暴躁和工作方法生硬的缺点,少奇同志便跟我谈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使我终身难忘。
  经过两个多月,于1939年11月间到达华中。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同时参加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领导,为分局委员。不幸的是,在周家岗战斗之后,我正做战斗总结报告,突然又大吐血,一下病倒了。这是1940年1月28日。经医生诊断,是旧的肺病复发。开始我还不当回事,认为吐血从在鄂豫皖就开始,养些天就会好的。重要的会议还争取参加,不能下部队,就找一些干部来谈谈话。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给党工作是耻辱。谁知病情一天天严重,吐血量增加,最多时一天吐二号洋磁盆半盆。连床也起不来了。行军躺在担架上,担架员稍走快了我就吐血不止。
  我的个性暴躁,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突然病倒,不能为党工作,十分苦恼。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华中局的同志,怕影响我的病情,只告诉我一胜利的消息,讲些好的情况,不让我看文件。不能参加作战,又不了解国际国内的斗争情况,这种折磨实在不能忍受。我当时要求看文件,要求知道各种情况,心情急躁,病情又加重了。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把我的病情和心情电告给毛主席。1941年5月,毛主席亲自给我发来一份电报,电文的最后是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我看了电报,流出泪来。我当时把毛主席电报的八个字写在一个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我想到只有听主席的话,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才好给党多做些工作。病情稍好些后,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着警卫连打游击,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跳出来。由于敌后环境艰苦,医药条件较差,病情时好时坏,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起床坐坐,读读报纸,看看文件,不能走路,不能工作。抗日战争的后五个年头,就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病情略有好转,但仍不能起床,不能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我又随后方机关,坐担架转移到山东。这时整个的心情仍是这样:大敌当前,不能战斗,终日不安。可是又没有办法。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就用毛主席说的“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那话安慰自己。我总又这么想:有党中央毛主席,天是塌不下来的。1947年8月,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我离开山东去东北。我这才又随同向东北转移的后方人员,从威海乘船,通过敌人海上封锁,于9月间秘密进入苏军占领下的大连。
  在地方党和我驻大连办事处的关怀帮助下,我在大连住了九年。在此期间,病情时好时坏,在情况最好时,每天只能起床二三小时,曾病危一次。经过多方抢救,又一次脱离危险。党中央毛主席对我的身体十分关心。1950年8月20日,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信上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1956年8月来北京后,在党中央和军队许多负责同志关怀下,医疗条件好,病情略有起色。每天能起床三四小时,听读一些中央的重要文件,出席些重要的会议。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中央委员)期间,重要的报告和小组讨论,都能参加。1958年9月,我去了武汉。先后参观了武汉钢铁厂、长江大桥、旭光农业公社,鄂城钢厂,一方面想见识见识,同时想试试自己的身体,如果可以,向中央提出坚持半日工作。但是试验的结果,身体不能支持,每参观一次,要躺倒几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打消要求工作的念头。
  从1960年起,因为要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继续做了点工作。1962年八一前夕,又突然大吐血。经过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体质更差了。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氧气,情况好时每天起来一个小时左右;有时全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比过去更差了。
  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象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1965年1月保卫红色土地这里,我所记述的,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英勇保卫苏区的斗争生活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汇合地方部队和收容起来的大批的伤病员,于1932年底又组织起了一支部队——红二十五军。
  反动派再不吹嘘“大别山区的红军肃清了”,又急忙调兵遣将,向我发动了新的围攻。1933年1月,敌十五军马鸿逵部马腾蛟旅,由新集向郭家河进攻。红二十五军两个师勇猛出击,激战三小时,全歼敌人两个团;2月中旬九龙缠顶一仗,又歼灭万耀煌十三师一个团。群众看到我军接连打保卫红色土地了胜仗,都高兴地说:“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一度被敌人摧毁的鄂东苏区,又逐渐恢复起来。到1933年4月,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但是七里坪一仗,却遭到了严重损失。
  七里坪是黄安北乡的一个重镇,也是敌人安在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的据点。敌十三师长期驻守在此。领导上想用围困的办法,把敌人逼走,或调出据点歼灭之。这个意图没能实现。敌人一方面困守工事,以武力保持着与黄安、汉口的交通运输,一方面派部队前来增援。虽然,我七十四师于古风岭、凤白山一带击溃了敌八十九师的几次增援,但没有将其全歼。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①'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7页。'我们长期围困七里坪,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逼不走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军大部队集结作战,不但没有油盐菜蔬,连饭都吃不饱。粮食,要到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搞。象老鹰打食一样,搞多多吃,搞少少吃,搞不着就不吃。有的部队只得吃野菜,吃树叶,吃草根,使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得不放弃了七里坪的围攻战。
  部队从七里坪撤下来,还没得到休整,敌人便调集了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八师,又向潢川等地发动“围剿”。反动派以为受到创伤的红军已经筋疲力尽,不堪一击了。但他们想错了。受挫,只能使我们得到教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不会因为一次失利的战斗垮下去的。七十四师的主力主动向临牌石敌人一个团展开了攻势。经五次冲锋,全歼敌人一个团,俘掳副团长以下六百余名,缴获迫击炮三门。敌人的团长也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我军转移到莲花沿、李家湾一带后,敌十三师、八十师、四十四师、五十八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七十五师、三十师、三十一师等部近十个师的兵力,又分路向我合击。我军为避免与敌决战,即向皖西转移。八月中旬,敌七师、十二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调集就绪后,向我皖西进攻。我军转战两个多月,虽然打了几仗,终因敌人兵力强大,无法粉碎敌人的进攻。九月初,在桃树岭一带顽强抗击了十三天后,为了不再与敌人拚消耗,省委决定部队又向鄂东转移。
  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军长吴焕先同志领队前行,我因有病躺在担架上,随同后方勤杂人员走在全军最后。天下着大雨,道路十分泥泞。拂晓走到黄土岗公路附近,和敌三十一师碰上了。由于情况突然,我和吴焕先同志失掉了联络。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连,其他全部是非战斗人员。天已经快亮了,行李担子一大串,冲过去已不可能,只好退到旁边的一座山上。
  因为这山上有个“齐天大圣”的庙宇,所以附近的老百姓都叫它“猴子山”。上山后,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我们,约一个旅围攻上来。我下了担架,一面叫特务连连长指挥全连守住一个山头,一面叫号兵吹调动号。估计,这一突然的遭遇,一定还有没过去的部队。
  军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在群山中响着。过了一会,山下答号了。原来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也掉了队,敌人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不敢盲动。我们集合了半天,一共收容了六个连队。当然靠这六个连,也冲不过公路去。唯一的办法是转回皖西去。
  吃的粮食本来就困难,现在又仓促转移,更是无处筹备。每天,部队只能找些秋南瓜充饥。在西河,我们进行了轻装,又把勤杂人员整编了两个多连队。这样,一共有了九个战斗连队。在红旗山、丁家埠会合了皖西道委领导下的八十二师后,为了统一皖西的部队指挥,决定成立红二十八军,将红二十五军的一部分改编为八十四师,原皖西的八十二师仍保留其原番号。于是,红二十八军的番号,再次在皖西恢复起来。
  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然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2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这时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敌人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几千青年妇女,运到河南卖了,许多家庭被灭绝了后代。在吕家大湾,我们发现一个新土堆,开始不知道埋的什么,挖开一看,是一百七十多具被无辜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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