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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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四人帮”为了进一步迫害海东，一九六九年一月，将大儿子文伯进行“隔离审查”；又将女儿徐红隔离，不准回家；我的大儿媳黄浦西也被“特殊照顾”送到河南总参“五七干校”。我实在无法，只好将两个孙女由阿姨带回安徽合肥和农村去。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家庭，被拆得四分五散。家里还有一个病残的儿子。我和小儿子文连承担了全部家务。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由于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海东同志被强迫疏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我们到郑州后，什么东西也买不到，连油、米都不供应。我只好叫文伯从北京把家里的油、米、挂面运到郑州。就在送东西到郑州的途中，林彪死党刘丰派人去火车上抓文伯。幸亏文伯在车上及时发现了情况，才免遭逮捕，终于把急需的东西送到了郑州。随同海东到郑州的秘书，实为监视海东的人，他警告我说，如果文伯来郑州就要抓起来。因为这种原因文伯未能见到他日夜想念的父亲。在郑州他们不给药品，就连常服的酵母片也不给。我叫文伯给在江西的王震同志写信报告这一情况，王震同志极为关心海东，马上寄来急用药品，结果被在江西的林彪死党扣了。韩先楚同志得知海东没有药用，以警卫员的名字，寄来了一些药品。文伯未能见到父亲，他到武汉去找张体学、韩东山同志，请他们帮助给海东买药。文伯到武汉后，得知刘丰造谣说，徐海东在郑州要吃进口药、要吃九斤以上的老母鸡等。在郑州，王新不准干休所的老同志与海东来往，并要这些老同志与海东划清界线，说海东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毕占云同志和刘彩霞大姐帮助我们买了点菜，就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
一九七三年，张体学同志告诉我，周总理主持解决河南问题时，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交待说，林彪给了他将“徐海东置于死地”的旨意。他采取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的方法将徐海东置于死地。事实正是这样的。在郑州海东住的房子是多年没有人住过的，一烧暖气灌了满地水，使海东患了重感冒，引起了肺炎。经一五三医院的李士峰大夫积极抢救，病情稍有好转。他们又把李大夫调回，把护士撤走。这样，海东的病就由肺炎发展成肺脓肿。我们要求从北京派医生来会诊，他们拒绝了。我们又要求在郑州请医生会诊，他们采取“拖”的办法，推脱说找不到合适的抗菌素。直到海东临终前才找几个人来会诊，郑州铁路医院一位姓宋的女医生提出了正确的治疗意见，可他们马上把她“轰”走了。海东就这样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了，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冤去世了。海东逝世后，他们还规定：“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写评价、不准送花圈、骨灰盒上不准覆盖党旗。”
三在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时期，海东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国庆二十周年，海东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豁出去的准备，他想在天安门上见到毛主席时，把他对林彪一伙的看法当面揭出来。但是，林彪一伙扣了海东上天安门的请柬，剥夺了海东见毛主席的机会。海东遭受打击迫害时，反复教育全家说：“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野心家、阴谋家们会暴露出来，肯定长不了。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遇到的困难比现在大都战胜了，要相信我们党会战胜他们的。党和人民了解我，毛主席、周总理了解我，知道我徐海东是个什么人。我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我不怕半夜鬼叫门。但是，我身体不好，这一天恐怕看不到了，你们是能看到的。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海东讲的现在已实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彻底为海东平反昭雪，并作了公正的评价；邓小平副主席亲自主持了追悼大会。海东，你可以含笑于九泉了。我和孩子们一定继承你的遗志，学习你的革命精神，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浅谈徐海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徐占权徐海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坚持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次打破了敌军的大规模“清剿”、“围剿”等，体现出了他机智灵活、多谋善断、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一“诱敌深入”，“先疲后打”，是徐海东军事指挥艺术的显著特点。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苏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25军和摧毁鄂豫陕苏区。面对敌军的大举进攻，徐海东根据程子华所介绍的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和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坚决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充分利用苏区内的人民、地理等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调动敌军，分散敌军，疲惫和沮丧敌军，造成和发现其过失，乘机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以粉碎其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中共鄂豫陕省委采纳了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6月初，徐海东等率领红25军由湖北郧西二天门出发，北上商县地区，直插敌东北军第67军侧后雒南庾家河（今属丹凤）一带，迫敌改向北进。6月中旬，徐海东等为了进一步调动、分散和疲惫敌车，率领红25军包围了商县县城，攻占了富水关，占领了青山街，并乘胜于16日袭占荆紫关，夺取了敌第44师的后方补给站，打乱了敌军的“围剿”部署，并使“围剿”之敌疲劳、沮丧，士气低落、逃亡、疾病严重，减员很大，特别是敌第44师多数连队都减员三分之一以上。紧接着，徐海东率领红25军西进，6月25日进到鄂豫陕苏区边缘的黑山街，7月1日进入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待机歼敌。7月2日，当尾追之敌警备第1旅进入红25军的设伏地域后，徐海东指挥红25军突然向其发起进攻，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徐海东在率部参加的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江以北地区的作战，都坚持运用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实行先疲后打，连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二实行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徐海东指挥红军作战的基本战法，也是他军事指挥艺术的又一重要特点。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时，曾明确指出：“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我们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对此，徐海东有深刻的感受。
1932年11月1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由于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忽视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实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他们为了实现中共临时中央制定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他们错误地认为：敌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走入失败的地位”，“农村中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起来”，我们今后的总任务是消灭苏区内的敌人，“夺回中心城市，迅速的与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的苏区的游击战运动战打成一片”，“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造成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又错误地认为：在鄂豫皖苏区的敌军已处于守势，红军进入“反攻时期”，要求红军实行冒险进攻，迅速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并于1933年3月7日发出《鄂东北通讯》，号召苏区广大军民“趁热打铁”，“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回七里坪、红安县、新集、宣化店”，“恢复整个苏区”。徐海东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脱离鄂豫皖苏区实际的决定，坚决反对冒险进攻七里坪等中心城市。他指出：“围剿”鄂豫皖苏区之敌总兵力这时仍有15个师零4个旅，加上地方反动武装，超过红25军近20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无改变；苏区的全部城镇和交通要道及广大农村仍被敌军控制着，敌军仍在加紧构筑堡垒，不断进行“追剿”、“进剿”、“清剿”，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七里坪是鄂东北地区的重要集镇，南有大小悟仙山（亦称大小雾咀山），西、北有倒水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特别是敌军于1932年12月占领七里坪后，即在其周围加紧构筑碉堡、围墙、壕沟，设置鹿砦、铁丝网，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对红军的进攻造成很大威胁，尤其是红军没有重武器，难以攻克。他坚决主张实行运动战，在运动中不断调动敌军，并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趋利避害，创造战机，打击敌人，削弱其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然而，省委拒绝采纳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贸然命令红25军于1933年5月2日向七里坪发起围攻，至6月13日，历时43天的七里坪战役宣告失败，红25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部队却折损过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随后，又在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形势更加严峻。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中共鄂豫皖省委，使其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些严重错误，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确实是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剿’以前省委的‘左’倾错误所形成的”。10月16日，省委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全面检讨了省委的工作，作出了关于党、政权、红军、群众丁作等方面的决议，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并坚决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徐海东按照省委确定的新的斗争方针，会同吴焕先等率领红25军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实行运动战，纵横驰骋于鄂豫皖3省广大地区，先后胜利地进行了长岭岗、太湖等战斗，打破了敌军3个月“围剿”汁划，恢复和开辟了朱堂店、陶家河根据地，显示了运动战的强大威力和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中，打击的目标主要是运动之敌或立足未稳之敌。在七里坪战役之前，他在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土平章的领导下，乘敌第35师孤军冒进、装备较差、情况不熟、立足未稳之机，指挥所部会同友邻部队在河南光山西南的郭家河（今属新县），全歼其第103旅第205团及其第104旅第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