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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江青传-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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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二月十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江青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勾”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藉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
  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注:本书作者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对王力的采访。),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稿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藉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八月五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日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续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三年九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哩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九月四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九月十五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九月二十七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辨》、《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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