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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江青传-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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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
  问:你交代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把这问题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
  美是什么人?
  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张重一硬是被专案组所逼死,专案组居然宣称,从张重一的口中,“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柞、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肖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肖孟回忆道:
  “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的不好,退回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九月八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原来,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蒋”三料特务!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要专案组去求证!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柞,逼问张重一。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一九四六年到军调部任中共方面翻译,是崔月犁介绍的。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柞。专案组拿来杨承柞的照片,背面写着“杨承柞”,叫他“认识”。“认识”之后,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杨承柞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在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监狱。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十一年之久!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顶。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就要“彭真专案组”办公室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于是,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九月十六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于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
  此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过审查,作出“本人不能负责、符合代表资格”的结论。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此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一九二九年曾经被捕。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专案组着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孟用潜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
  “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内中有: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
  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死于狱中;
  丁觉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十二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死于狱中。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江青甚至还发动三百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面对政治高压,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这一决议,举座皆惊。六十六岁的陈少敏,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除了陈少敏公开表示反对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举着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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