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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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张春桥的文章均署真名，所以倒还容易查找。
十七岁的张春桥，四处钻营，已有着相当大的活动能量。难怪他日后成了中国文坛上一匹害群之马，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阴谋家——他早就是个祸根，诚如江青把上海电影界闹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过二十一岁；姚文元在上海成为批胡风的“英雄”，也只二十四岁。
崔万秋其人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的四马路上，出现张春桥瘦削的身影。十八岁的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月薪三十元。
上海杂志公司是上海文坛的窗口，上海各杂志的汇聚之处，校对之余，张春桥投稿于上海各报纸、杂志。
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张春桥来上海还不到一个月，《大晚报》就登出署名“张春桥”的《行之端》一文。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又登出了署名张春桥的《土枪射手》一文，回忆他那“死得很苦”的二舅。
紧接着，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刊出张春桥的《我控诉》，文末署明的写作日期，为“七月二十一日午”……
此后，攻击鲁迅先生的“狄克”公案，也就发生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
欲写清楚“狄克”公案的来龙去脉，不可不写一写这一公案的幕后“导演”——
《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崔万秋。指使“狄克”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向鲁迅射来冷箭的，便是崔万秋其人。
《大晚报》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的。创办人为张竹平。起初，它仰仗国民党政学系的津贴来维持。到了一九三四年，改换门庭，拜倒在国民党政府的“财神爷”孔祥熙脚下。崔万秋坐镇副刊《火炬》，主持笔政。
崔万秋此人，有着明暗双重奏。
明里，他是《火炬》副刊主编，人所皆知。
他也喜欢动动笔头，写写散文，发表小说，算是个作家——而且还算是个左倾作家。
他活跃于上海文坛，广交作家，出入于文学阵营之中。每当上海文艺界的进步作家们发表宣言、声明，在签名者的名单中，往往可以找到“崔万秋”三个字。
至于他暗中的身份，他的不可告人的地下活动，他与张春桥的秘密来往，直到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他才终于“显影”……
崔万秋与姚蓬子同庆——生于一九○三年，比张春桥大十四岁。他与张春桥有着同乡之谊。张春桥在来到上海之前，是否认识崔万秋，不得而知；但是，张春桥一到上海，便与崔万秋结为“知己”，却是确确实实的。
沈醉在他所写的《我这三十年》一书
第二十章《二进深宫》中，有一段关于崔万秋的极为重要的文字：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当年的崔万秋，有着与沈醉相似的秘密身份，所以他们常来常往。沈醉在崔家见到了“四人帮”中的二分之一——蓝苹与狄克，足见崔万秋此人来历不凡。
崔万秋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关于此人的身世，很少见诸于文献。我在一九三四年的《十日谈》杂志上查找《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时，很偶然，“崔万秋”三字跳人我的眼帘！细细一看，竟是一篇署名“蕙若”所写的“作家印象”，篇名便叫《崔万秋》，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三十二期《十日谈》旬刊上。
从这篇“作家印象”中，今日的读者仍可获得对于崔万秋其人的大致印象。文章全文如下：
崔万秋是个山东老乡，家住大明湖畔，数年前在日本留学，和樱花味的日本姑娘，大谈其恋爱，佳话很多。中等身材，看去还算英俊，讲的蓝青官话。头发疏疏的几根，有点秃顶了，脸孔上也有皱纹，可谓“少年老成”（他已三十岁了）。
以前和曾今可很要好，在《新时代》月刊上，也发表过几篇创作，他和曾今可互相标榜。在去年，因为利害冲突，就反了脸，还在报上登过启事，大骂曾今可。（引者注：
曾今可，一九○一——一九七一，江西泰和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北伐。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出版《新时代》月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申报》特派员身份前往台北，道留台湾。任台湾文献委员会主任秘书二十年。并编辑《正气月刊》。一九七一年病逝于台湾。）
他和曾虚白很要好（引者注：曾虚白，原名曾焘，乃曾朴之子。一八九四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父亲曾朴同办真善美书店，主编《真善美》月刊。
一九三二年，上海《大晚报》创刊后，任总经理兼总主笔。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一九四九年赴台湾，翌年任中央通讯社社长）。现在他在《大晚报》上编《火炬》《三六影刊》二副刊，常常拉些名家，替《火炬》撰稿，所以在黎烈交脱离《自由谈》（引者注：《自由谈》为《申报》副刊，黎烈文曾任《自由谈》主编）以后，《火炬》大有“取《自由谈》而代之”之概。
近来，他因为职业关系，常常写点电影方面的稿子，电影明星如阮玲玉、叶秋心等，他也时常去拜访。有些人造他谣言，说他是风流编辑。
他这个人，是很热情的，记得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体去和他接洽，他的话说得很恳挚，没有文人骄傲的习气。关于这，他许有点是沽名钓誉的。
他的作品，大都是恋爱的故事，文笔朴直，格调方面，不无陈腐，内容是很空虚的。
如《新路》那部创作，已经比较有点意义了。近来常和左翼诸公有所来往，鲁迅、茅盾诸氏的文章，也常在《火炬》发表；有人说他最近的思想有点左倾，但是他愿意做一个“尖头鳗”，不愿意冒大险，使得脑袋搬家。至于登左翼诸公的文字，无非是学时髦，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心理，一方面不被人骂作落伍，一方面又可以讨好左翼诸公罢了。
以上可以算是关于崔万秋的特写。虽然只写及崔万秋的公开的一面，但是毕竟为当年的崔万秋，留下了幅剪影。
作为作家的崔万秋
崔万秋混迹于文坛，不光是作为编辑，而且他也算是个作家。
我在发黄的旧杂志中，寻觅着崔万秋的踪迹。除了他的一些言情小说之外，我查到他写的一些散文。特别是他早年所写的散文，往往也反映出他的“自我形象”。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号上海《新文艺》杂志在《编辑的话》中写道：
散文一栏里有穆罗茶先生的《林》和崔万秋先生的《钱》均是隽永蕴藉之作。崔先生还有《忆故居》和翻译日本“普洛”派巨子叶山嘉树的散文三篇，但因来不及编入本期，只好留待下期发表了。
崔万秋的《钱》，篇末注明“十一月二日在广岛”，显然是一九二九年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文章开头，引了一句日本谚语：“一钱使人哭，一钱使人笑。”
下面便是他的散文《钱》，摘录于下，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风格：
钱之可贵，要没有钱的人才痛切地感得出来。我便是痛切地感得钱之可贵的人们中之一个。特别感得钱之可贵的经验，印得满脑子里最深的，有下列几件事。
民国十六年秋天，一位受洋大人、官大人、党大人三重压迫的苦朋友写信来告急，说是初到东京，人地生疏，没有现钱竟不能吃饭，现在每天只吃七个铜板一块的面包，有时有一杯热水吃，有时竟不得不喝凉水。我看了以后心里难过到万分，想到朋友那里借几块钱寄了去，但是结果只赚几个轻视的冷笑。借钱不到，正在没好气，房主人却凑热闹地来催房金。刚忍着气把房主人敷衍着下了楼，有一位官费欠发的朋友来向我借钱搬房子。搬房子好像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位朋友是忍受不住那房主的轻蔑中国人，与之口角，为争一口气，不得不搬家的——那时我想：“钱是真可贵。”
今年暑假以前，足有三个月我手里几乎把一文钱多没有。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到东京去，但没有路费，虽急得心焦如焚，也竟无可奈何。七月二十二日午后我从商业专校领到了我一个月劳苦所得的“月给十五国也”，先到理发馆把长得和南洋土人似的头发剪去，把满脸的黑胡子剃了，对镜一看，我居然也像一个人。到“汤屋”里洗了个澡，浑身轻松舒快。又到牙齿医生那里把消毒消了三个月的龋齿补上一块橡皮，左边的牙齿也居然能嚼东西了。狠了狠又到冰店里花费了十钱吃了一杯冰淇淋，真是凉沁心脾，浑身清爽。到了夜晚八点，提着手提包便坐到东京行的火车上，从车窗望着将行圆满的月光了。托了这十五圆纸币的洪福，我竟那样舒服起来，使我不能不想到：“钱是真可贵。”……
从崔万秋的散文《钱》中，也可以大致觑见他当年留学日本时的生活情景。
在一九三○年第一期《新文艺》上，刊出崔万秋的散文《怀旧居》，同样记述了他在日本的生活。文末注明“十一月十九日于广岛”，当是一九二九年的事。
《怀旧居》分为三段，摘录如下：
其一
一楼一底的一座小房子，位于广岛市的南端之海岸近处，那便是我的旧居了。
房主人姓坂本，夫妇两人。还有一位小女孩，才两岁。他们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
这处小房子，在我住过的十几家中，印象最深，可追忆的往事最多，所以不忍离开它；但圾本君他迁，我一个人住不起便不得不洒泪而别了。
这房子大门正临小巷的通路，对门是町总代向西氏之居。左邻为一军人，其家之大小与我寓相等，右邻为一木屐商人，姓尾前，因是别邸，颇为宽大。
门前的小巷，西通海岸。东通往大街上去的电车道。每朝每夕，有往山中、进德两女学上学下学的女学生通过，市女的学生（引者注：“市女”为校名简称），虽也有经过的，但比较少得多。
在这小巷内，我每天早起行深呼吸，吃过晚饭照例在这近处散步。冬天便站在巷内晒太阳。有时在夕阳将坠的暮时，和儿们游戏，也有时站在门前和左近的女人们闲话。
也有时抱着房主的小女孩子在巷内蹀躞。
因为门前便是路，所以没有树木，不免有些寂寞。
可是房子后面和右边，因为全是别邸，树木花草，都很繁盛，从我那小楼上往下看去，很可以悦目。
小楼太狭了，只有四叠半席，一张高脚写字台，一只椅子，便装得很满，除了“床之间”内堆了几十部书，靠墙放一只书架外，其他两箱书，都不得不堆到壁橱内。
小楼向南，光线很好；南北两面开窗，空气也很流通。我在这小楼上住着很舒适，所以颇做了一些事。尤其是写作方面，这小楼更可纪念。武者小路的《孤独之魂》，系搬来不久译成的。夏目漱石的《草枕》也是在这里完成的。我那本幼稚的创作小说《热情摧毁的姑娘》中之《他的新年》、《邂逅》两篇，也是在这里写的。
这小楼还有一件特别值得纪念的事，便是有一位女性曾于六月一日来过一次。这位女性是我平庸生活中一点点缀，是我的昙花一现之恋爱的对象。六月一日那一天，是我二十几年来平庸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小楼便也成了我所住过的寓庐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处。她那天来时为我带来的花儿；由她亲手插在我书架上那花瓶里；为纪念她，我一直到搬家那天为止，没有忍得动它一动，虽然花儿早已于枯了。
我于十七年（引者注：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搬进来，十八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搬出去。中间除了借友人彦超住了两个月外，我差不多都是住在这里。
在《怀旧居》的其二、其三中，崔万秋分别回忆了在广岛M·K家和大手町八丁目藤田家的生活。他曾和湖北的夏卓人同住。“我的留学生活之最苦的时期，便是这两年。
我在这两年中，因穷苦回国两次，但因国内局面乱似鹅毛，失学青年如鲫，欲谋一饱而不可得，且备受向来以我为有望者之冷嘲与白眼，所以我仍不得不回到这凄凉的异国，继续我那人世所难堪的苦日子。我那时写的几本《穷留学之日》，现在我自己不忍重读呢。所以在藤田蛎田氏家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