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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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兆祥系张佩瑛问志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方兆祥在出事前后，与方兆麟接触往来频繁。又，方兆祥于一九五六年曾在五洲药厂工作过，参加笑气试制工作。我们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为弄清其是否参与谋害张佩瑛同志，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开始对其进行立案审查。
　　最使人惊心怵目的是，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以预谋来分析，方兆祥是掌握笑气的性能的，而且在方兆麟出事前的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连续两次到方兆麟家，又据万廷钰交代，出事后的三月三十一日方兆祥夫妇也来过。他们很有可能在笑气瓶中加进其他药物而促进死亡，需要作进一步调查……
　　如来调查组的这“推理”得到“证实”，非但方兆麟要判处死罪，而且方兆祥也人头难保。
　　调查组又开始“求证”这样欲置人死地的命题……
　　他们详尽调查了方兆祥当年参加试制笑气的过程。
　　笑气其实是俗名，化学学名叫“一氧化二氮”。是无色而微臭的气体。早在一七九九年，英国化学家戴维首光发现，人一日吸入这种气体，就会忍俊不禁，狂笑不已。他曾一边吸入少量关气，一边疯疯癫癫地在实验室里跳舞。
　　很偶然，有一次戴维牙痛，吸了点笑气就不痛了。从此、笑气成了牙科医师常用的麻醉剂。后来，越用越普遍，成为外科手术中常用的气体麻醉剂。
　　这种使人笑、使人醉的奇妙气体，过六一直依赖从国外进口，我国不会生产。
　　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医郭星孙，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的人。除了行医之外，也喜欢骑摩托车、打猎，还爱做点化学实验。他居然把家里一间亭子间作为化学实验室，自己动手，制成了笑气、为此《人民日报》在一九五四年十一件作了报道。
　　这篇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
　　上海第一医学院吴珏教授表示愿意令作，把郭星孙的笑气用于临床；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读报后大惊，因为笑气易燃，会惹出火灾，就发出通知，禁止郭星孙在亭子间里试制；
　　上海制药专业公司来找郭星孙，希望转让技术，由他们投入生产。
　　调查组从上海第五制药厂的技术资料中，花费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到当年试制笑气的技术档案：
　　（科NO。5）
　　试制笑气（N“”“2”“”O，Nitrous　Oxide）
　　日期：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
　　地点：租借上海虹桥路九六一开四号个中化学社之一幢红砖房（经市公安局消防处问意试制三个月）。
　　组织领导：上海市制药专业公司。
　　技术小组名单：
　　组长——高福为（五洲药厂总工程师）。
　　副组长兼顾问——郭星孙医师。
　　组员——
　　朱吟龙（开明化学工业社负责人）。
　　倪关清（企中化学工业社负责人）。
　　方兆祥（五洲药厂生产技术和科长）。
　　傅伍尧（五洲药厂总工程师）。
　　吴珏，章开平。
　　产量——每月七十公斤，总共生产二百公斤
　　……
　　这份历史性技术文件，清楚地天明，万兆祥是我国策一批笑气的试制者之一。
　　这本是方兆祥对中国制药工业的贡献。不料，这种笑、醉兼具的古怪气体。跟方兆祥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十八年后，竟发生如此的巧合：张佩瑛死于国产的笑气，而麻醉师恰恰是方兆祥之弟！
　　于是，他的贡献，反成了罪孽！
　　我国的笑气生产，自“文革”开始，便停止了。方兆麟所用的笑气，是上海天星化工厂生产的，在中山医院的仓库中已沉睡了十几年。“文革”中。麻醉手术几乎不用笑气。只是考虑到张佩瑛是张春桥的妹妹，方兆麟才动用了库存不多的笑气。
　　不料，也正因为多年不用笑气，叶医师把突气瓶装错了，方医师也未能发觉，以致酿成医疗事故：笑气只起麻醉作用，不能帮助呼吸。当面罩中充满了笑气，患者即窒息而亡……
　　笑气，给方氏兄弟带来的不是笑，而是泪水和苦汁。
　　不过，尽管已经查明方兆祥曾试制笑气，也熟知笑气性能，去无法凭这一点给他定罪——调查组并没有查到方兆祥“预谋杀害”张佩瑛的任何证据。
　　调查组空欢喜了一场。最初，他们仿佛吸足了笑气一般狂热而清醒之后却意识到毫无所获！
　　大胆推理之七：大嫂和表姐夫受审
　　调查组在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身上找不到“缝”，把目光转向大嫂孙用余。
　　孙用余的身世，仿佛跟调查组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她身上的“缝”实在太多，弄得调查组无所适从，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倘若有缝“就查”的话，调查组的成员再增加几倍，恐怕也不够用！
　　他们一查阅孙用余的档案，就感到颇为棘手，因为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孙宝琦！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新民晚报》，曾这样介绍过孙宝琦先生：
　　“清朝时他做过大学士，做过驻俄、比、法、德、奥四国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做山东巡抚，曾一度独立。在北洋政府里，他做过总长、国务院总理……”
　　孙用余有着这样的父亲，在调查组看来，当然是一条大“缝”。
　　然而，孙用余有五个母亲，十六个姐妹（她排行十五）和八个兄弟。这二十四个兄弟姐妹，有着各种各样的“缝”。如果再加上数十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话，调查组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调查组对孙用余审查了一阵，实在查不了那么多的“缝”，只得不了了之！
　　致于方兆麟的表姐夫钱宇人受到审查，说来也是一条奇闻：竟是因钱宇人的儿子钱大复的一张照片引起的！
　　那是在钱宇人家中，玻璃板下，压着儿子的一张照片：头戴耳机，手按电键，“桌上有类似发报机般的东西”！
　　顿时，调查组的神经又兴奋起来。因为他们曾查过方兆麟家的“啼、啼、啼”
　　问题，查不出什么名堂，如今钱宇人的儿子居然“啼、啼、啼”，岂能轻易放过！
　　调查组立即作如下“推理”：方兆麟“谋杀”张佩瑛，受命于“帝、修、反”，而他与国外的联系，是通过表姐夫的儿子收报、发报！
　　于是，自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起，对钱宇人立案审查。
　　除了查政史、查海外关系、查钱宇人与方兆麟的关系等六大问题之外，重点放在查他的儿子的收发报机。
　　一查，儿子钱大复真的有收发报机！
　　然而，当调查组追查到钱大复所在的学校里，老师却如实地说明了如下情况：
　　“钱大复同学练习收报、发报，是本校规定的国防训练项目。除了他以外，许多同学也要进行这一训练。钱大复同学的电讯器材，是本校打了证明，让他到旧货商店买的。”
　　调查组跟踪追击，查到旧货商店，果真查到学校为钱大复所开的证明。
　　唉，东奔西查，调查组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其实，倘若让福尔摩斯来查此案，恐怕就省劲得多，根本用不着对钱宇人进行立案审查。福尔摩斯显然会说：“倘若他的儿子是特务，他怎么会把收发报的照片公然压在玻璃板下？！”
　　何等荒诞、可笑的“立案审查，”。调查组的先生们大约忙糊涂了吧！
　　调查组忙哪。
　　调查组忙得很哪。
　　查了不知多少条“缝”，钻了不知多少个“洞”。
　　风尘仆仆，夜以继日，秘密调查组肩负着“中央首长”的重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仅上海一地，调查组审查所及，达四局二区，即化工、仪表、邮电、轻工四局，卢弯、普陀二区。
　　此外，外调还涉及北京、内蒙、新疆、广西、四川、云南、江苏等省市。
　　查了方兆麟，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妻子、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表姐夫及表姐夫之子，查了起重工虞国夫、护士龚雅琴。
　　还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四弟方兆强，弟媳许风珊；还审查了方兆麟和万廷钰的许多亲属、同事、朋友。
　　就连出事的那天清早，一个从苏北来沪的人，偶然在中山医院门口跟方兆麟说了几句话，也“有人反映”。结果，那个人受到审查！
　　更有甚者，长途台的一位接线员，在长途电话中常常听见关于方兆麟的事，偶尔向中山医院总机问了句“你们医院那位麻醉医生怎么样了”，居然也被调查组查到了，受到审查！
　　听说认调查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认真负责”，“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条线索”，王秀珍眉开眼笑，得意了：“这个案子，如果交给公安局去搞，我看就搞不出来！”
　　她对调查组不断鼓气：“你们要继续全力以赴，查清问题，不要难为春桥、洪文同志了！”
　　不过，调查组也非铁板一块。其中有死心塌地替张春桥卖命的，也有不以为然的。
　　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实在着不下去，写信给徐景贤，指出：“至今，我没有发现方兆麟有蓄意谋害的事。现在调查组拼命从这一方面去查，恐怕不妥。”
　　徐景贤把这一意见转告王秀珍。
　　王秀珍哪里听得进。她说，她到张春桥家大过了，张春桥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讲，张佩瑛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牺牲的！
　　Q一听说张春桥发话了，顿时查得更凶、更起劲了，非欲置方兆麟于死地而后快，以求报效于张春桥……
　　大胆推理之八：追查柯庆施之死
　　说实在的，不论是查打字机，还是查送蛋糕，查来查去，查不倒方兆麟，无法把医疗事故“推理”为“政治谋害”。方兆麟是“主犯”，此人不倒，全案难被。
　　调查组把注意力集中到方兆麟身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级情报”，说得有鼻子有眼：柯庆施是方兆麟害死的！柯庆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钠之后死去的！这次，张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纳之后死去的！
　　诬告，也需要某种“才能”——把假的说成比真的还真。“有人反映”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兆麟给何庆施所打的那一针硫苯妥钠，是他从家里带到成都去的，而那一瓶硫苯妥钠是他的哥哥方兆祥厂里生产的！
　　问等耸人听闻！似乎方兆麟以同样的手法害死了柯庆施和张佩瑛，而他的大哥方兆祥一直是“帮凶”！
　　还有人“反映”：在张凤瑛死后，为了查验所用的硫苯妥钠是否混入毒物，曾寻找过那支硫苯妥钠空瓶。可是，查遍手术室，未能找到，最后在洗手间地上找到。
　　一定是方兆麟有意藏匿罪证——他给柯庆施也打硫苯妥钠……
　　这一“特级情报”非同小可。比起张佩瑛来，柯庆施要大得多了。柯庆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在“文革”中，报上提及柯庆施，往往总要冠以如此亲切的称呼——“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调查组一旦能够查明方兆麟是“谋害”何庆施的“凶手”，不用说方兆麟必死无疑，而已调查组会立一大功，震动全国，个个飞黄腾达……
　　然而，这却是一个高难度的命题。
　　关于何庆施之死，本来就云遮雾障，被涂上种种神秘的色彩，猜疑纷起。
　　柯庆施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突然病逝于四川成都宾馆。终年六十三岁。
　　早在“文革”初期，有人幕后操纵，借助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在全国范围内造谣，把污水泼向贺龙元帅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同志，诬陷他们“谋害”了柯庆施。
　　我从红卫兵小报上，查到了当年几乎传遍全国的一份传单，题为《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
　　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之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
　　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从历史上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柯老是恨之入骨的。柯庆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长期以来，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了不调和的斗争。早在抗战以前，柯老就指出了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
　　他对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去成都，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