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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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刚到9月，天气还热，陈言的妈妈披着一件橙色羊绒披肩，看上去既光彩照人又虚弱不堪。

她曾经是个真正的美人，80年代的电影演员，美得像从老挂历上走下来的人。我小时候曾经这样赞美她，她笑着说：“我拍过挂历呀。”

她给我看保存了二十年的挂历，纸张上贴着膜，因此丝毫没有泛黄的痕迹，但那烫得高高的刘海和毫不矜持的笑容完全是80年代的。照片上她穿着高叉泳衣，双腿修长，脸颊饱满，和眼前瘦弱的贵妇判若两人。

那时候她还未婚，刚刚从表演系毕业分配到电影制片厂，野心满满，　一心要做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也许是时运不济，也许是演技不如人　——　我没有看过她的作品，所以无法下结论　——总之她昙花一现。年龄过了二十五岁，走红已经没有希望，她嫁人生子，大概过了两年太平日子，　然后轰轰烈烈地闹离婚，一闹就是二十年。

付师傅

小时候我家有一个很棒的厨师，姓付，粤菜和北方菜系都做得很好，　能一手做桂花炒瑶柱一手做宫保鸡丁，长了广东胃的我爸妈和长了北京胃的我对他都很满意。我家搬到广州后，付师傅也要跟去，但我爸爸妈妈一方面决意生活得低调节俭些，另一方面觉得他应该有更好的前途，　于是我爸爸推荐他去了一家高级餐厅。他手艺好，人又聪明，很快有了些名气，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常在电视上看到他担任烹饪比赛的评委。　付师傅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工作，是我妈妈帮她解决的户口，付师傅一家人视我父母如恩人，大学四年里每次我在家里开party，他都亲自来掌勺。

但我对这种报恩的方法并不感激。我希望朋友们在一起开心地聚会，　吃什么并不重要　——点一些外卖比萨，超市里拖两箱啤酒，只要音乐够合心，朋友够知心，就足够了。可是付师傅像一只热情的蛾子，不管不顾地往上扑。如果我拒绝，他就像影帝一样三秒钟之内双目含泪，脸涨得通红，拉着我的手说：“没有先生提携就没有我今天！”

太肉麻了。　我心里想，那你就快点儿去做事业啊，快去上电视点评节目、收徒弟、出养生书，跟我磨叽什么呀。　可是我很害怕和他讲话。他的脸总是刮得很光，有时候还刮破了皮，露出触目惊心的红肉；他的精神总是很亢奋，情绪又容易激动（我怀疑他有甲亢），脸上混合着精于世故和随时准备提名“感动中国”的天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让我想起清代的太监。

我不喜欢过于热心的人，尤其这热心里还带着奴颜婢膝的感觉。我希望人和人之间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而不是像付师傅这样，永远感激涕零，　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报恩，这有意放低的姿态令我心生戒备，好像《鹿鼎记》里的海公公，随时能从老瞎子变成武林高手，冷不丁给你一招什么的。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地诋毁他。我爸爸妈妈远在广州，我年龄又小，　也许他因此觉得我糊涂好蒙骗？反正每次他帮我张罗完聚会，我一定要他把花费都列出来好照数给他；他推辞一番，然后交给我一个单子，从荤素蛋奶到油盐酱醋都一一罗列，看似诚实透明，但每一样都有水分　——　一万元的花胶和三千元的花胶我吃不出区别？可笑。

可我从来不揭穿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买清净。　但他报假账的事使我对他有了提防——虽然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提防　——除了厨房，我不想在任何地方见到他。因此在我的生日聚会上，　他频繁地穿梭在客厅和卧室里，又是倒水，又是捧茶，旁听我们聊天，　有时候还接话茬，这使我很心烦。他那颗光溜睿智的大脑门每在我面前出现一次，都仿佛在提醒我他黑了我多少钱。

我不在乎钱，但不喜欢别人以为我是个傻到家的二世祖。

路雯珊

路雯珊。　我讨厌路雯珊，我的聚会从来没有请过她，一次也没有。但她常常出现在我家。她仿佛长了一副顺风耳，哪里有聚会她都第一个知道，并且不分场合和主题地盛装出席。她的衣服都是大牌当季新款，而且几乎不会穿第二次，它们总让我有一种拿放大镜看走线和面料的冲动，好鉴定是不是真品　——其实无须鉴定，路雯珊家有不止一座煤矿，她几乎是我们中间最富有的女孩，每季都飞到巴黎做高定，但她混乱的搭配总是让那些血统纯正的华服看起来像地摊货。

有一次在梦会所的聚会上，她在我们两米开外的地方给几个女孩展示身上的新衣，陈白露和我低声交谈：“我告诉你一件事——”

陈白露说了一半，抬头看看面前的人群，没有人注意到我们，但路雯珊的眼神是从来都不安分的，永远左顾右盼，一丁点儿风吹草动都能把她吸引过来。

果然，路雯珊的目光和陈白露对接了，她像猫闻到鱼腥一样朝我们走来。　“说什么呢？”路雯珊硬在我和陈白露中间坐下，挤眉弄眼地说［小说网·。。］。她那缀满珍珠碎粒的长裙摩擦着陈白露的小腿，陈白露立刻摆出一个厌恶的表情，起身走开了。

“学校里的事。”我搪塞她。　“什么事？谁和谁好了？”　“没有谁和谁好。”　“谁和谁分手了？”

“没有什么分手。”

“那还能有什么事？”路雯珊惊讶地看着我。　“关于期末考试的事。”我想快点儿让她住嘴。　路雯珊果然立刻失去了兴趣，眼睛紧紧盯着陈白露瘦削的背影，陈白露正在不远处掰开一块小点心，把沾着糖的一半递给杨宽，剩下的丢进嘴里；杨宽伸手替她抹抹嘴唇，似乎上面沾了碎屑。

“你瞧！”路雯珊突然很激动，尽管我紧贴着她坐着，她还是用又长又尖的指甲戳我的腿，我疼得直躲。“她又在勾引杨宽。”

“那不是勾引。”我再好脾气也忍不住了，“她天性比别人活泼。”　“咳——”路雯珊回过头，惊骇地看着我，那表情绝对不是一个教养良好的淑女，更像胡同里热衷打听邻里八卦的大妈：“亏你还是她的好朋友，你不知道吧？她现在连showgirl都做，早就不属于这个圈子了，还硬要往里钻，不就是凭着长得还不错，靠嫁人再投一次胎吗？你也不傻呀，　怎么看不出她这点儿小心思？”

路雯珊朝我眨巴眼睛，好像期待从我嘴里听到热烈的回应。但我把嘴唇闭紧。

“陈白露这个人不简单，在野模圈混了这几年，指不定学了多少你我不知道的本事。”

我深吸一口气：“我觉得做showgirl挺好的。自食其力，劳动所得，　比我强。”我笑，我隐下的后半句是：“也比你强。”

不知道路雯珊是否领会到了这层意思，因为陈白露转身走回我们身边，她从前坐的位子现在被路雯珊占据着。

“走开。”陈白露冷淡地说。

这句话像命令一样，路雯珊几乎是本能地站起来，起身后才意识到自己太听话了，但陈白露已经坐下。　路雯珊撇着嘴走了。　我有些尴尬，她刚才虽然和我们隔了一段距离，但音乐声刚好停了，大厅里也没什么人交谈，我不确定她是否听到了路雯珊刻薄的话。　她坐在我身旁，低头点上雪茄，一只手撑住额头，眼神虚空地一晃。　“你累了？”

她摇摇头不说话。

“这不是老首长给你的烟。”我看了看她手里的雪茄说。换了牌子，　不过也是市面上最好的。

她点头，“抽完了，这是自己买的。”　“习惯吗？”天，我怎么会聊烟。还不是为了让她别去想刚才的对话。　她突然垂下眼睛笑了，浓密的睫毛在脸上一扫，“习惯，只是不如以前舍得抽——自食其力，劳动所得。”　我也笑了，她果然耳朵尖。　“别跟路雯珊计较。”

“你也太小看我的心理素质。这算什么，这几年，这些话我听得多了，骂我‘高级鸡’我都不生气。”

“有这种人？”我吓一跳。

“就是上次做showgirl，有一个人缠着我不放，说只要做他女朋友，　要什么给什么，我不理他，他就一直尾随我，那天正好老首长的司机接我去吃晚饭，他见我上了车，看看车牌号，特别气愤地说‘原来你就是个高级鸡’，哈哈。”

“你怎么说？”

“我说，‘你买不起。’”　太狠毒了，我笑得仪态尽失，杨宽隔着几丛人好笑地看着我。　她不再说话，把后背往下缩了缩，像个婴儿一样蜷在椅子里，嘴角颓丧地垂着。　“陈白露，”我想了想说，“你看上去太操劳了。”　她瞥了我一眼，没说话。　“相由心生，你的眉心有竖纹了。”

“我没办法不操劳。”她烦躁地说：“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我是说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她撇撇嘴“倒是一夜之间。”

“这很重要吗？”我问出了我很久以来的困惑，“也许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不是你如此辛苦地逆流而上，而是干脆忘了你十二岁以前的生活，　重新开始？”

“你倒试试！”她突然大声地反击我：“有过就是有过，记得就是记得，　我怎么能假装从一出生就住在电路都老化了的小房子里？我见过纸醉金迷，就回不到连喝进口牛奶都要从别的地方俭省的生活里。”她悲伤地环顾杨宽的客厅：房间布置得如同凡尔赛宫，奇楠香在她手边不分昼夜地点着，大把的钞票从雕着龙头的香炉里烧掉。

“我的意思是——”我软弱地说：“生活有很多种方式，毕竟大部分人都过着——”

“我不是‘大部分人’，等你变成‘大部分人’的那一天，再来教训我。”她刻薄地说，然后又宽容地笑了，“但我不希望有那一天，因为你一定受不了。‘由奢入俭难’，这句话是谁说的？”她把白腻的手指插进头发里抓着，“想不起来了，但这人一定遭遇过大变故。”

“司马光。”我说，“他才没有大变故，连贬官也是贬到二品，死的时候是宰相。”

“那他就是个在书房里憋人生感悟的书呆子。”　“别这么刻薄。有些道理靠读书也能读明白。”　“书？我宁愿这世界上的人都是文盲，也好过有这些书读多了又没读透、一辈子生活在一条街上、还以为真能在历史书里看到未来的老糊涂蛋。除了骂人没有别的本事，搞政治的骂体制，搞艺术的骂好莱坞，自己有二十年的房贷没还清，还要抽空教别人怎么活得更不痛快。什么时候这帮王八蛋死光了世界才能清净。照他们的道理活着，我还不如回我妈的肚子里再造一回。”

我憋不住笑：“回炉再造，也还要生出来，没准儿这回生得丑了，连靠脸翻盘的机会也没了。”

“本来就没有。”她咧嘴一笑，“你好天真。你看我结交这些人，就当真以为我想嫁给哪一位？只不过是因为认识的年头长，更能谈得来些　——就算再纨绔再混蛋，也比外面那些眼界只有三尺宽的小男孩强。　可是要结婚呢　——图事业的要找门当户对的，图幸福的要找贤妻良母，　我是哪个？我都不是。”

故事篇

2009年秋

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办了一个女生party，邀请了至少二十个女孩。

那天路雯珊戴了一串帝王绿福豆项链，水头好到要溢出来，即使我这个对翡翠只懂皮毛的人也看得出是顶级的货色。路雯珊说这是一个国民党姨太太的东西，1949年初这军官同正房太太连夜逃去台湾，姨太太得到消息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但是这人也不是完全没有良心，给姨太太留下这颗福豆，说是当年孙殿英从慈禧墓里挖出来的，价值连城，　如果姨太太在新中国过得不好，把福豆卖掉，够吃一辈子。

可惜姨太太连新中国成立都没有等到，军官走后没几天，她就戴着福豆项链上吊了。遗书里写明了福豆的来历和价值，姨太太的意思是把她草草收殓就好，福豆留给在乡下务农的老爹老娘。老爹老娘应该是当时中国最普通的农民，文盲，上不懂民族大义，下不懂儿女情长，但他们在祖宗墓上点了一个穴安葬了女儿，项链依旧戴在她的脖子上。

1966年，这位姨太太被掘了坟墓，据说包裹尸体的草席已经烂光，　白骨陷在泥土里，这翡翠就挂在白骨上，被军代表扣下了。

至于这颗福豆是怎么到了路雯珊手里，她似乎也讲了，但我被那黑泥、白骨、翡翠的场景吓到了，那一幕在我心里定格了很久，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路雯珊已经在手舞足蹈地炫耀另一件东西了。

陈白露把脚搭在一只矮凳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用她惯有的轻蔑眼神看着路雯珊。

”你也不怕慈禧半夜来找你，三寸金莲，樱桃小口，就站在你床边——”陈白露笑着说。

“慈禧丢的东西海了去了，且找不到我这儿呢。”路雯珊也笑着朝她翻了个白眼。

在路雯珊讲故事的时候，付师傅至少进出了五次，不是给烟灰缸添咖啡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