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炮-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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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都哑口无言，怔怔地看着小媳妇。她上身穿着一件立领偏襟蓝底素花扎染布小褂，下穿一条同样布料的肥腿扫地灯笼裤子，一双蓝面黑底绣花鞋在裤脚下时隐时现。她打扮得三分像一个洋学堂的女学生，七分像一个大地主家的奶妈。她油光光的头发在脑后松松地挽了一个髻，两道漆黑的眉毛，两只水汪汪的眼睛，一个灵巧的蒜头鼻子，一张双唇肥厚的小肉嘴，嫣然一笑，左边嘴角上显出一个肉窝窝。她的奶子很大，哆哆嗦嗦地，仿佛两只活兔子。这个女人，大和尚，我曾经对您说过，她在老兰家当佣人，侍候着老兰的老婆和他的女儿。我去肉联厂当了主任后就不在她家搭伙了，所以我也是好久没有见她了。我突然感到这个女人很浪，我感到她很浪的理由就是看到她我的小鸡鸡在下边长个儿，想不长都不行。其实我很厌恶浪的女人，我既厌恶她又想看她，于是我就感到很罪过，想不看她，但是我的眼珠子自己就转到了她的身上。她看到我在看她，抿嘴一笑，浪得可恨。她对母亲说：
“杨主任啊，兰总找你。”
母亲看一眼父亲，眼神有些怪。
父亲低着头，手持着毛笔，一笔一画地往簿子上写字。
母亲跟随着黄彪媳妇出门。黄彪媳妇的屁股乱扭。这个浪货，乱我心神，使我脸上长粉刺，应该枪毙。
—文—小韩盯着小媳妇的屁股，感慨地说：
—人—“真是好汉无好妻，癞蛤蟆娶花枝。”
—书—蹲在地上，一支接着一支抽着招待烟的马奎说：
—屋—“黄彪不过是个幌子，这个娘儿们，还不知道是谁的妻呢！”
妹妹插嘴道：
“你们说谁呢？”
父亲把笔猛地拍到桌子上，铜盒里的墨汁溅出来。
“爹，你为什么生气？”妹妹问。
“都给我闭嘴！”父亲说。
马奎摇摇头，说：
“罗通兄弟，何必发这样大的火？”
“滚你妈的吧，”小韩说，“得着不花钱的烟了？想把你那一百元钱抽回去是不是？”
马奎又从烟盒里捏出两支烟，一支用手中的烟头点燃，另一支夹在耳朵缝里，站起来，一边朝门外走，一边说：
“说起来我跟兰总还是要紧的亲戚呢，他三舅家的儿媳妇，是我闺女女婿的三姑父的亲侄女。”
父亲对我说：“小通，你带着妹妹回家去，不要在这里添乱。”
“这里热闹，我不走。”妹妹说。
“小通，带她走！”父亲严厉地说。
我看到父亲脸上出现了自他归来后最严厉的表情，心中有些恐惧，就拉着妹妹的手，想带他回家。妹妹不愿走，身体使劲摇晃，嘴巴里还乱嘈嘈。父亲抬起巴掌，正要往妹妹的头上扇时，母亲神情肃穆，走了进来。父亲把抬起的巴掌缩了回去。母亲说：
“老罗，兰总和我们商量，想让小通扮成孝子，和甜瓜一起，为嫂子守灵、摔瓦。”
父亲满面荒凉，点上一支烟，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雾笼罩着他的脸，使他的神色变得更加荒凉。良久，他说：
“你答应了？”
“我想，这也没有什么，”母亲有些羞涩地说，“黄彪媳妇说，小通和娇娇在这里搭伙时，嫂子说过，要认小通做儿子的。老兰说，她这辈子就想有个儿子，这样，也就了她一个心愿。”母亲侧过脸问我，“小通，你大婶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
“我记不清了……”
“娇娇，大婶是不是说过，要认哥哥做儿子？”母亲问妹妹。
“大婶说过。”妹妹肯定地说。
父亲在妹妹头上拍了一巴掌，恼怒地说：
“无论什么事情，你都要插嘴，把你惯的不成样子了。”
娇娇大声哭起来。
妹妹一哭，我心疼痛。于是我坚决地说：
“是的，大婶这样说过，我当时就答应了。不但大婶说过，老兰大叔也说过，而且是当着市里秦部长的面说的。”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何必发这样大的火？”母亲忿忿地说，“给死去的人一个安慰嘛！”
“死去的人知道吗？”父亲冷冷地问。
“你说知道不知道？”母亲阴沉着脸说，“人死了，心不死。”
“你不要胡搅！”父亲嚷着。
“我怎么是胡搅？”母亲说。
“我不跟你吵，”父亲降低了嗓门，说，“儿子是你的，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一直蹲在地上不吭气的小韩站起来，说：
“罗厂长，你就别犟了，既然杨主任已经在兰总面前答应了，小通主任也同意，何不做个人情？再说了，这不是演戏吗？小通扮一万次孝子，还是你的儿子，谁也夺不去。这样的机会，多少人抢都抢不到呢。”
父亲低下头，不吭气了。
“他就是这个熊脾气，”母亲说，“什么事都要跟我拧着来。我这辈子算是逃不出来了。”
“你快要逃出去了。”父亲不阴不阳地说。
“什么屁话，”母亲骂了父亲一句，转头对我说，“小通，去找黄彪媳妇，让她帮你换换衣裳，待会儿记者来录像，你可别嬉皮笑脸的，兰大婶生前对你不薄，你为她尽点孝心也是应该的。”
“我也要去换衣裳……”妹妹哼唧着。
“娇娇！”父亲瞪着眼睛呵斥道。
妹妹撇撇嘴，想哭，但看到父亲那空前严厉的样子，憋住了，没敢哭出声，眼泪却流了出来。
第三十九炮
傍晚时分，高高的戏台子已经搭起，那个重新刷上了油彩的肉神，被四个工匠抬到了戏台一侧。肉神的脸迎着七月的湿漉漉的夕阳，显得格外鲜活。为了防止肉神歪倒，工匠们用两根粗大的钉子，将它的脚钉在了木板上。他们敲击钉子时，我的心脏随着那一声声的巨响而收缩，我的脚也一阵阵地抽搐。后来，我醒来后才知道自己曾经昏厥过去……以我尿湿了的裤子为证，以我咬破了的舌头为证，以我被掐痛的人中为证。一个胸前戴着医学院校徽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直起腰来，对她身后一个胸前佩戴着同样的校徽、头发染成金黄色的男生
说：大概是癫痫发作。那个男生弯下腰，问平躺着的我：有没有家族癫痫病史？我迷惑地摇摇头，脑子里一片空白。你用这样的话问他，他如何能懂？那个女子白了男生一眼，低下头问我，你家中，有发过羊痫风的没有？羊痫风？我努力思想着，感到浑身疲倦无力，胳膊软得抬不起来。羊痫风？想起来了，范朝霞的父亲，经常在大街上昏倒，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听人们说，他就是羊痫风。我的家族中没有羊痫风。我母亲被我父亲和我气成那样子也没发羊痫风。我摇摇头，用软如面条的手，支撑着地面，艰难地坐了起来。可能是继发性癫痫，多半是遭受了重大的精神刺激所致，女生对男生说。这样的人，精神生活很简单，会遭受什么刺激呢？男生疑惑地说。操你的妈，我暗暗地骂着，心中想，你怎么知道我精神生活简单呢？我的精神生活复杂得很呢！女生大声对我说：你要注意呢，不要登高，不要下水，更不要开车、骑摩托，骑马也不行。我听明白了她的话，但我的脸上神情肯定是茫然无知。于是那个男生说：走吧，甜瓜，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甜瓜？我心中一阵疼痛，往事历历涌上心头。难道这个腰肢细软、双腿修长、长发垂肩、眉清目秀、心地善良的女大学生，就是老兰的女儿、那个黄毛丫头甜瓜吗？那个眉眼间有一股妖气的小丫头，竟然出落成这样一个大姑娘，真是女大十八变啊。甜瓜！也许是我喊了一声，也许是那个随时都会破碎的马通神喊叫了一声。我当然是希望我喊叫而不是马通神喊叫，因为我早就听说过，漂亮女子，如果被马通神喊叫而不幸回答，那这个女子就难以逃脱被他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命运。女子答应了一声，然后便转动着脑袋寻找声源。她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她绝对想不到当年是那样不可一世的罗小通，竟然落魄到如此模样，成了一个躺倒在破庙里栖身的继发性癫痫病人兼叫花子……尽管我不是叫花子，但她和她的男友一定会把我当成一个叫花子。她站在大和尚面前，小腹碰到了大和尚的脸，大和尚一动不动，她也似乎毫无感觉，探身向前，伸出只手，抚摸着马通神的脖子，不回头地问身后的男友：你看过《聊斋·五通》吗？没有，她的男友在后边不好意思地说，为了考大学我们除了教科书什么都不看。我们那里分数线特高，竞争非常激烈。知道五通是什么神吗？女子回头问，脸上是狡狯的笑容。男生说：不知道。女子说：谅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神？男生问。女子用调笑的口吻说：怪不得蒲松龄说，“万生用武之后，吴下仅遗半通！”男生迷惑地问：你说了些什么呀？女子莞尔一笑，道：不说了，你看，她把沾满了泥水的手伸到男友面前，说：马通神出汗了。男生拉着女生的手，往庙门外拖着。女生好似恋恋不舍地回着头，眼睛似乎看着马通神，嘴巴里说出的却是叮嘱我的话：你最好去医院看看，虽然这种病要不了你的命，但还是吃点药为好。我鼻子一阵发酸，半是感动，半是为世事沧桑而感慨。院子里已经来了很多人，还有许多人，扶老携幼，扛着板凳，从大道两边，从庙后的庄稼地里往这汇拢。奇怪的是往常交通繁忙的大道上，现在竟然没有车辆。我只能用警察对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来解释这种反常现象。我还纳闷，他们为什么不把戏台子搭在对面的空地上，而非要搭在这容人不多的小庙院子里呢？一切都是这样荒唐，没有道理可讲。我猛然看到，用绷带把一条胳膊吊在胸前的老兰，左眼上蒙着一块纱布，像一个从战场上逃下来的伤兵，在黄豹等人的护卫下，从小庙后边的玉米地里走出来。那个名叫娇娇的小女孩，手中举着一穗新鲜的玉米，在他们前面愉快地跑着。她的母亲范朝霞，不时地提醒着她：宝贝，慢点跑，小心滑倒！一个身穿汗衫、手拿纸折扇的中年男子，见到老兰一干人，小跑着迎上来，满面笑容地说：兰总，您亲自来了。老兰身边一个人说：兰总，这是市柳腔剧团的蒋团长。艺术家嘛！老兰大声说，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没法跟你握手，失敬失敬！蒋团长连声道：兰总您太客气了。有您的支持，我们这个剧团才有饭吃。老兰道：互相帮助嘛，告诉你的演员们，卖点劲儿，好好帮我感谢肉神和五通神，老兰无知，在神庙前胡乱放枪，冒犯了神灵，得到了报应。蒋团长说：兰总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把这两台戏唱好。几个背着工具袋子的电工，踩着梯子，在戏台上设置灯光。看他们那爬上爬下的灵活劲儿，让我联想起多年前屠宰村那两个电工兄弟，时过境迁，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我罗小通，已经沉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多半注定了今生今世不得翻身。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这个破庙里，支撑着也许是继发性癫痫发作之后的疲倦身体，将过去那些陈旧得像多年的老灰尘一样的往事，对着这个如同朽木的大和尚诉说。
一具紫红色的漆光闪烁的高大棺材，横在老兰家的厅堂里。那个豪华的骨灰盒连同骨灰，都被装了进去。我目睹着这个过程，感到真是多此一举。后来，当老兰跪在地上，手拍着棺材放声大哭时，我才悟到：只有手拍棺材，才能发出那样的扑扑通通的震撼人心的声音；只有这样一具雄伟的棺材，高大的老兰跪在前面才显得般配；也只有这样的一具紫红色的棺材，才能烘托出灵堂的庄严气氛。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丧失了去追寻这些小事根底的兴趣。
我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前头；甜瓜披麻戴孝，坐在棺材的后头。在我们两个之间，放着一个烧化纸钱的瓦盆。我和甜瓜，把那些打印上铜钱图案的黄表纸，用放在棺材盖子上的豆油灯盏点燃，放在瓦盆里燃烧。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农历七月的天气，温度本来就高，我穿着肥大的孝服，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子，面前又守着一个火盆子，只一会儿工夫，便捂出来一身汗水。我看看甜瓜，她也是一脸汗水。我们面前各守着一摞纸，我放一张，她就紧跟着放一张。她绷着小脸，神情严肃，但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她脸上看不出一点流过眼泪的痕迹，也许眼泪已经流光了吧。我恍惚听人说，甜瓜不是这个死去的女人亲生，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也有人说是老兰和一个外村的大闺女生的，抱回来让老婆养着。我不时地偷眼看她，把她的脸和棺材后边那个大镜框里的女人脸进行比较，一点也找不到她们俩的共同之处。我又把她的脸和老兰的脸进行比较，似乎也没有多少肖似的地方。也许，她真的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孩子？
母亲拿着一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走过来，给我擦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