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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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几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汽车型号拿到中国生产，例如在上海生产的有帕萨特和波罗，在长春生产的有捷达和奥迪A6。2002年有望销售43。5万辆，预计这一年整个汽车市场会销售85万辆轿车。其他亚洲国家的汽车是丰田的王国，而中国却是德国汽车大众品牌的王国。

戴姆勒－克莱斯勒和宝马是引进生产豪华轿车的著名品牌。这两个企业最初为在中国建厂生产还费了不少周折。现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建立了一个合资企业，生产公共汽车，并准备把北京吉普车联合企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此外他们好像还准备建立一个合资企业，生产大型载重汽车。重要的还有，它要同中国一起发展航天航空工业。宝马最终在2002年允许建立合资企业，生产3～5排座的中型汽车。

大众汽车公司引来了200多个汽车配件厂到中国生产，其中包括世界第二大汽车配件生产厂家、德国的博世公司，该公司在中国建立了不少合资企业和子公司，员工总计有8500人，预计在2002年销售额将达到7亿欧元。博世公司在中国不仅生产汽车配件，还有其他产品。博世数控机床比模拟机床还便宜。

德国的化工企业也显示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主要的投资厂家是巴斯夫公司，公司董事于尔根。哈姆布来西特（贺斌杰）将投资战略定位在了中国和亚洲。到1999年底，巴斯夫公司共投资10亿马克，建立了合资企业和独资的分公司。它今后的投资会更大，已经决定与中国石化公司合作共同投资26亿马克在南京建立一个化工联合企业，其中巴斯夫公司的投资额占一半。另外该公司将投资5亿欧元在上海建设相关的工程项目。几乎所有新建的合资企业以及分公司都是赢利的，迄今为止所有的投资都获得了利润。巴斯夫公司驻北京代表对他们的发展这样评论说：“我们在中国获得利润所用的时间是在美国的一半。”

巴斯夫公司，这个世界化工领域排行第一位的大企业，在中国化工行业的投资也是最大的。新建的生产基地是该公司除了在欧洲和美国之外的第三大基地。如果这里的工作进展顺利的话，于尔根。哈姆布来西特可能会从2003年5月起接替于尔根。施特鲁伯的职务，任公司董事长。

与巴斯夫公司走着同一条路的还有拜耳公司，它到1999年共投资4亿马克，只建设了一些小型的合资企业和独资的分公司。据说它将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要在上海的曹江化学工业园区投资31亿欧元，建设一个大型化工联合企业，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聚碳酸酯生产基地。像汉高和赫斯特这类大型化工企业也在中国投资，赫斯特公司分为安万特制药企业和原来的化工企业两大部分。

在中国市场上最著名的德国公司是西门子。它有50多个合资厂和独资的分公司，生产范围很广，从通讯交互系统、移动电话、发电设备、自动化设备一直到医疗技术和家用电器。1993至1998年，西门子的销售额每年平均增长45％，达35亿马克，其中一半的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销售最兴旺的2000年达到了48亿马克。对于西门子公司来说，中国是它继德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市场。

蒂森－克鲁伯公司在浦东与宝山钢铁公司合作，于2001年中旬开始第一期扩建工程，总投资计划为14亿欧元，其中60％的资金来自蒂森－克鲁伯公司。它最大的赌注是磁悬浮列车，与西门子公司联合建造一条从浦东国际机场到浦东市区的30公里长的铁路。如果磁悬浮列车运行顺利，它们希望能够得到建设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速列车线路合同。

除了大型企业外，德国有1600家中型企业与中国建立了联系，大部分还限于设立办事机构，但也有几百家在这里建了合资企业和越来越多的独资企业。对于许多中型企业来说，中国已经成了它们最重要的市场。一些企业通过当地生产再出口的方式使其销售量提高了20％以上。共同的看法是：在中国建立的大部分合资企业或独资分公司虽然刚刚起步，但已经获利，甚至有部分企业赢利很大。

尽管德国的投资迄今为止主要是在工业生产上，但有1/7的投资用于服务性行业。德国的银行设立了分支机构；德国联盟保险公司于1997年成功地获准为上海合资企业办理人身保险这一十分难得的许可，2001年又允许办理财产保险业务。贝塔斯曼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图书俱乐部，它的成员迅速扩大。欧倍德公司于2000年6月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园艺市场，2002年中旬已经扩展到3家市场，计划到2003年再增加12个园艺市场。到2001年底，仅用一年半的时间欧倍德就成了在中国该行业中的第二大公司，并向第一大公司挺进。上海市场是欧倍德公司在世界范围内450个市场中销售排名第五的市场。

还有汉莎航空公司在中国的地位也值得一提。法兰克福－北京、法兰克福－上海航线属于该公司赢利最好的线路之一，它是欧洲唯一一个每天都有班机飞往北京和上海的航空公司。2002年，该公司又开通了每周三班从慕尼黑到上海的航线。公司总裁于尔根。韦伯预计，到2010年底每天将有4个航班飞往北京和上海。除此之外，汉莎航空公司与中国航空公司合作要建立亚洲最大的大型客机维修中心。

汉堡瑞克莫斯远洋公司有“老朋友”之称的特殊地位，通往中国的远洋航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线路之一，许多物品靠这条航线运往或运自中国。该公司与中国的联系在19世纪有所减弱，今天它在中国设有6个办事处，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海运公司在上海港拥有继续装运货物的国际性自由贸易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其有义务为外国投资者更多地开放服务性行业，就像过去的情形一样。这必将加速德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投资。　　　　简而言之，德国的企业于21世纪初在中国找到了大有发展的希望之路，这条路是由于中国人对德国投资者们的特殊信任关系而开辟出来的。朱镕基有一次对我说：“德国的投资从数量上看不是第一位，但质量上是绝对的第一。”

一些德国投资者自然会问，中国，这个传统上一直封闭的国家是否会持续不断地允许外国企业在她的经济领域中存在。这种担忧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把外国企业引入中国，同时引进了先进的技术，也使中国人学会了现代化的管理。合资企业所签定的合同是有时间保障的。

世界经济一体化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前景。中国已经在向国外投资，就像日本和韩国一样，建立自己的跨国大公司。从这种发展战略来看，中国是能够长期接受外国企业在自己本土生产的，并且能够像对待自己的企业那样对待外国企业。国家主席江泽民2002年4月访问德国时，将大众汽车公司与上海合作伙伴的合同延长到了2030年。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对此有了一个新的、长期的考虑。

第38章　21世纪的中国：合作伙伴还是霸权者？

2001年4月1日，中国的截击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创伤了美国的侦察机。美国的飞机在海南迫降，中国的飞机坠入大海。该事件就像无声的闪电一样表明了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如果说20世纪后半叶从冷战开始的全球政治是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美国和中国争夺霸权地位的世纪。

中国“富强”后会怎样呢？是否还会回到中央帝国几千年的传统上，要求亚洲各国承认万能的皇帝所拥有的最高统治地位？还是建设一个与东亚邻国平等相处的新中国呢？这个对东亚未来政治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新加坡国家强人李光耀在1996年北京关于21世纪的会议上就已经提出来了。

美国把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东亚地区的威胁。而中国却要求该地区平安无事。她批评美国的军事霸权，称其所扮演的维护地区秩序角色，是“过时了的做法”。美国国会两党中间形成了一个反华联盟，战略家们想阻止中国发展，人权主义者们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工会组织者们要求保护美国的工作岗位，反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涌入。报刊与书籍不住地描述将与中国发生的冲突。

在中国，大学生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虽然竖起了模仿美国自由女神的雕像，但反美的情绪已经产生。尽管他们个人梦想的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与此相连的是，许多人表现出了对美国的仇视，因为他们阻拦中国的再次崛起。【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要看一下对2001年9月11日所发生事件的态度：伊斯兰极端分子对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后，中国马上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美国。中国还承认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打击，在塔利班训练营地里还有要求新疆独立的穆斯林恐怖分子。因此，推翻塔利班政权符合中国的利益。

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中国的崛起不只是对手之间的竞争，同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双方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没有恐怖分子的世界。双方都认为处于一个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中国1/3的产品出口美国，并且依靠美国巨大的工业投资实现她经济的现代化。出口崩溃和投资停滞会使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反过来对美国也会产生严重影响。尽管工会指责同中国出现的巨大贸易赤字，这个赤字按美国的统计2000年为840亿美元，但是美国不同于日本，并没有因进口中国的产品而失去工作岗位。进口的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从中国进口，也得要从其他低工资国家进口。相反美国的农民和波音公司期望向中国出口产品；美国的微机生产厂家依赖于中国提供的零配件；美国的企业对在中国投资充满信心，在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了它们自己全球竞争的能力。

美中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他们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保持这种关系的平衡，要求双方要有冷静的理智和均衡的利益。美国不仅要把中国“纳入”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现存体系中，而且要赋予她领导地位。中国也要承认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区域的大国地位，并且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冲突。

就像塞缪尔。亨廷顿在墙上所画的一样，美中之间没有文化冲突，没有思想冲突，有的只是利益冲突和对利益的不同看法。这是外交政策的基础。中国经济发展了，这个新的强国就会进入世界多极体制中。这项任务能否实现，取决于美中关系的发展。欧洲本身对亚洲没有政治野心，可以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当然先决条件是，欧洲人首先要明白，亚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世界强国已经崛起。

注释

第一部

1　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论》第一卷，伦敦1620年版，第129警句。

2　安格斯。麦迪松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1998年巴黎版　第31页。

3　参见前书第24页。

4　参见卡尔。亚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慕尼黑1949年。

5　莱比锡1994年版的韩非的《战国策》，第545～546页。该书是维勒马。米格陵选译自古汉语的《韩非子》。

6　参见《论语》卷六颜渊第十二（《论语》的外文版有不同的翻译，首推D。C。劳的《孔子文选》，1983年香港版）。

7　同上书卷九，阳货第十七。

8　同上书卷八，卫灵公第十五。

9　参见《论语》卷六B，第二章。

10　参阅《书经》V，1。（出处：詹姆斯？雷戈的《中国经典名著》第三卷，上海1935年版，台北1985年再版）

11　同上书，参阅12（“召诰”）。

12　《论语》卷一，为政第二。

13　《论语》四A，9。

14　《论语》七B，14。

15　《论语》一B，8。

16　参阅乔纳森。斯潘塞的《中国皇帝——康熙的遗诏》，纽约1974年版，第143页。

17　参阅沃尔夫岗。鲍尔的《中国——一个理想国家的实现》柏林1965年版第159页。

18　参阅韩非《王道》，同上书第五章。

19　不同于英国绅士的是，中国绅士的地位和收入不是取决于占地面积，而是考试的成绩。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绅士收入的48％来自于俸禄、当地的名流和教员。只有34％的收入来自于农业，其余的17％来自于贸易（此时，一些富商以钱买此名）。参阅苏赞讷。贝泊尔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改革与激进主义》，剑桥大学1996年出版，第50页。

20　同上书。

21　通过二十世纪的考古学发现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南部地区也有过高度文明，而中国文化正是为数众多的文化流域的集合。

22　参阅阿若德。托因比的《历史研究》，纽约1948年版第143页，注2。

23　琉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