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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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过是下岗早的人！”
庄红薇和她丈夫的情况基本上与此相当。她也是1994年从上海一家走下坡路的国有企业下岗的。她的第一个挣钱的尝试失败了。随后，她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那就是开公司，生产并供应家用速成食品。他们发现，在上海的双职工家庭中，夫妇二人下班后没有时间去采购、没有时间去准备做饭，这就是他们的客户。今天，在她们公司上班的有100余人，他们都是当年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92
1998年中期，上海已经有8。3万家注册的私人企业，其中10％的企业是由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开设的。像这两对夫妇这样的私人企业在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体上受到赞扬，在今天的中国，他们是学习的榜样。与毛把雷锋作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相比，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呀！〖TXT小说下载：。。〗
自90年代中期新的工作位置只是形成于私人所有制以来，即产生于个体户、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份公司。按照统计，私人所有制企业在1996到2000年期间，在城市创造了1900万个工作位置，而外国企业和港、台企业还创造了90万个工作位置。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相反裁减了4600万个工作位置。并非所有私人所有制企业中的劳动位置都是新创造的，其中一部分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交过来的，而且常常是在大量裁员的基础上运行下来了。但是，主要的部分是通过新建的私人企业或者扩大原有的私人企业所创造的。
【1996～2000年就业人员发展（单位：百万）
*国家所有制包括国有企业以及政府和管理机构、社会服务性和医疗保健性设施、新闻媒体、研究所、高校。在国家所有制中1996年的1。12亿就业人员中，有0。77亿在国有企业工作，其中的0。32亿工作在老工业企业。算在这个国家企业名下的还有那些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公司的国有企业。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0页和第364页 】
在农村，私人企业的工作人员从1996年起，由600万增长到1100万。而村镇企业相反却在1997到1998年间，就业人数在减少。尽管它们今天大部分都私有化了，尤其在沿海省份是如此，但是它们都是把部分市场经济时期的过剩生产量和超标人员接受了过来，而现在都由此解脱了出来。在统计中没有说明的是，农村个体户的就业人数何以严重减少，估计一些家庭企业被划归到私营企业中去了，但是这所能说明的也不过是就业人数减少的一小部分。
最先明白这种新形势的是地方干部。卖方市场向买方的转换就已经彻底改变了竞争的条件。只有真正以私营方式运作的企业在这种形势下才能形成新的竞争力。在部分市场经济方式建立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中，许多都在亏损而且经济运作陷入危机。一些城、乡的政府便当机立断，开始采取措施。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和山东省的诸城早从1992年就已经开始，尽可能地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分解出去。而其他城市的管理部门也紧随其后。当江泽民在十五大上宣布，国家放开小型国有企业，并把此作为党的新政策时，这个新进程早已经开始了。
官方的正式认可加速了这个变化的进程。观察家们估计，到1999年底，城市内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中、小企业的80％已经被卖掉，而乡镇企业已经出售的比例还要高。今天，甚至有些地区几乎就没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了。最有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720万人口的城市温州，在这座城市里，只有送变电站、邮政和电讯是国家所有；在温州市下属的县城里，有许多企业链条联盟，它们常常是由同一生产行业的数百家企业组成，以便共同占领市场。譬如：桥头镇链条联盟式生产的钮扣销往全国；虹桥镇电子元器件产业链；柳市镇的开关、插座以及其他低压电子附件等的产业链等。温州市几乎没有失业人员，甚至130万来自市外的人口，也在此有工可干。
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珠江三角洲的古镇，它有一个由大约千家注册的和600家尚未注册的灯具生产厂家形成的产业链。其中的第一家企业在1986年建立。现在的古镇产品占有中国灯具市场的46％，故此自豪的称之为“灯具城”。几乎每40个居民就有一家拥有自己的生产厂。这些厂家不仅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工作位置，而且还安排了四万多的外地工人。
此类私营企业也在深圳、上海、北京、以及其他现代化城市迅猛发展。在“新经济”领域，它们并非是等闲之辈，而是涉足软件、信息技术的咨询、生物技术等领域，在把新技术以及信息服务推向前进。
2000年底，全国有170万私营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但是也不乏35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处在最前面的当属新希望集团，四川省的一家生产饲料的私人综合企业，营业额超过50个亿；电冰箱规模生产厂家之一的科龙集团；世界上最大的电风扇生产厂家美的，以及中国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厂家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私人企业如深圳的华为已经是中国电讯设施领域的主导企业。
1998年时，整个私营企业（其中包括外国企业）所创造价值在国民总产值占33％，以此它与国有企业几乎相当，而2001年底，它就远远的超过了国有企业。如果把农业经济计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2/3来自于私有成分，或者按照官方的说法是来自于“非国家所有”成分。
■对私营企业的希望
一个完整的回旋。1956年毛把最后的那些私营企业公有化了；经济增长、工作位置增加通过国家重工业的建设形成了。在邓时代，家庭企业以及农村那些乡镇企业创造了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工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奇迹。现在，党把希望寄托在私营企业家身上，把他们看作为创造经济增长的就业机会的第一力量。
就业情况发展表格上的数字却显示，私营企业目前还不具备如此的能力，无法创造足以安置所有被下岗职工以及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工作位置。要想让私营企业大规模的创造工作位置，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党要给他们打开所有的通道，以便使他们能够充分发展。台湾有120万家中、小型企业，它们把台湾经济建设成世界上富有活力的经济之一。台湾的经验说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只要获得了发展的自由，他们就有能力强大起来。
在不久的过去，中国的私人企业依然为诸多的绳索所束缚，1988年才第一次真正的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可是随后马上又给晾在那里了。它们没有资格向银行申请贷款，更不要提投放到股票市场去了。在城市里，它们进而被局限在零售和餐饮业上，以便使它们不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为了免受敲诈，它们不得不花一部分精力、拿出有限赢利中的一部分，去建立关系网，去寻求保护伞。私营企业在这样条件下、以这样短缺的资金所获得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叹不己。
面对国有企业的危机前景，党和政府从90年代中期以来，首先把对私营企业搁置起来的政策转换成鼓励、支持。党的十五大把它们定义为整个经济的“重要部分”，在1999年3月份的人大会上又从法律角度对这个定义作了确认。政府宣布，过去所有歧视、非难私营企业的都将被废止。在2000年初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除了国家安全方面以外，其他所有领域都必须对非国有制企业开放。在企业的审批、征地、收税、进出口诸方面，所有的限制和歧视性条例都要废除。非国有企业在上市方面要享有等同于国有企业的机会。”93中央银行行长戴项龙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如果说国家银行至今以来是尽可能的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发放贷款的话，戴项龙说，那么也将这样的给私营企业以贷款。现在，国家银行已经设立了新的特别部门，它们将从事这些新的业务。
事实上，私营企业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已经改观了许多。数千家私营企业获得了直接出口的权力，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开通了上市的渠道。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而言，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法律系统，它使企业的私有财产真正的得到保护，使合同规定得以继续下去。北京的领导人知道这一点。政府和人大在1999年就通过了一部专利法，以便保护知识产权。1999年12月，人大通过了党的十五大所呼吁的保护所有形式的企业的利益和权利的法律。政府一再表示，要严惩、制止地方干部乱摊派、乱收费的非法行为。政府还努力提高法官的质量；因为过去不时有离退休的军官没有经过法学教育就被任命为法官的事情，而今，法学学习毕业是进入法院的必要前提条件。
正像在实际生活中总会有看不到的地方一样，这里有一个例子：北京郊区一家私人企业家以45万元注册资金建立了一个有15名职工的汽车修配厂。他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就土地的使用签署了一个10年的合同。可是在他修建好修配厂、正式开业后，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地方政府管理部门通知他，必须10天内把这块儿地方清出来，因为这儿要修一条路。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赔偿，尽管有合同、法律在那里。一家年轻的企业和15个工作位置就这样的给毁了。这事情就发生在1998年底，不仅是在北京的大门口，而且十五大已经决定，“保护所有形式的企业的利益和权利”。
国家现在保护企业家对自己企业所有财产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需要通过一个法律体系来保护，而不是通过那宣布有效的法律或者传统习惯来保护。数千年来，那些政治强权者凭借个人兴趣对企业家和商人的财产发号施令。党的干部在此也不过是按照传统行事。今天也有一点儿像在过去的中国，私人企业家因此不免求助于政治保护伞，以便保护自己不受“肆意巧取豪夺”之扰。但是保护伞是要付费的。他们将参与企业分红，提出费用要求，以便强化他们自己在党内或者官场的地位。如果今天的干部资本者要求用私人企业取代集体企业，那么绝对不意味着，他们要退出企业。在北京的政府是一片好意，要把权、益在经济中落实到底，但是面对数千年传统的地方霸权习惯，也就是面对今天依然借机参与私人企业分红的现实，也只能是在激烈的斗争中逐渐的教育、扭转。
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政府对股票市场发展的计划问题。此举原本出于吸引大量的闲置资金投资于工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浦东，江泽民为那家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股票市场大楼剪了彩。这座27层高的、由玻璃和钢材构成的摩天大楼矗立在金融区的中心。在交易大厅有5700台计算机荧光屏和3万条电话线。多么先进的硬件！可是组织机构软件却是那样的落后。没有强制上市股票公司定期通报自己财政状况的有效法律；对于财务报表缺乏严格的会计规则，也缺乏对这种规则进行监督的独立的经济考核人员；缺乏监委会，没有人对经理层进行监督，缺乏防止把赢利作为少数私人股份的措施；缺少禁止知情购买的法律，而这也就难免发生了；缺少能够给经营管理层以压力的强大的资本储存基金。只要所有这些机构、设施还不健全，那么这座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装备最好的股票市场就无法为中国的建设吸引来数十亿的资金。
在这些刚刚超过1000家的在上海和深圳股市于2000年底上市的企业中，大约有950家国有企业，政府在其中持多数股。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股票通常是如何购买的。股市在叫喊；5000万中国人已经为股市开设了账号。这些叫喊并非像美国和欧洲那样，基于投资银行对企业的分析，而是根据传闻，即便是道听途说。
是的，政府在这几年为股市颁发了许多法律、法规，而且建立了必要的监督机构。但是，到所有这一切完全进入状态，还得需要几年时间。
■私营企业家作为党的发展对象
1989年8月28日，天安门事件过后两个月，中央委员会在江泽民的主持下，决定修改党章，要发展私人企业家入党，也就是发展这个新生社会基层入党。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宣布，私人企业家有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党员。
当江泽民把对共产党所作的新定义，即“三个代表”的理论，交给新闻媒体的时候，他早就从2000年初为这种转变作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由此，党作为三个利益者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此之前，就有私人企业家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