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如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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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离革命的遥远，至少是要从延安到了海南岛。我有一点莫名的失落感，就像从盛夏一步踏进了冬日里。当然，也有暖暖和和的亲切感。乡下的一切我都熟悉得如一个人熟悉他的衣服和手脚。我指望我能看到一点新鲜和陌生，比如说街上贴了几张大字报，有人戴着袖章在街上慌慌张张走过去。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啥儿都和原先一样儿。流水不腐，腐水不动，这儿正是一潭死水呢。我就是踩着一潭死水回了程岗镇。程岗镇统共四条街，程家前街、程家中街、程家后街和程庙后的杂姓街。不消说，我家自然是在庙后的那条杂街上，杂街西那三间土瓦房，一隅土院落，单门向南开，那也就是普通平常的高家了。我将到门口时，邻居家的一个孩娃见了我，朝我笑一笑，突然对着我家大门唤：“桂枝婶———你男人回来啦———”然后却朝程中街的那头跑去了。桂枝没有出门迎接我。我推开虚掩的大门时，我媳妇桂枝正在院里淘麦子。孩娃红生在她旁边拿着一根柳枝赶着要围啄麦篮的鸡猪和家雀，岁半大的女娃红花瞌睡样趴在她娘的大腿上，这景象和我在街上看见的鸡、鸭、猪、狗一模样。死气沉沉山区天，沉沉死气乡村地，革命气象在哪里？还须爱军你开创根据地。我提着行李立在院落里。桂枝和孩娃们听到门响扭过了头，她没有站起来去我手里接行李。她不知道她面前立的是一个未来的革命家和乡村政治家。她微微怔了怔，朝我笑一笑，说：“回来了？不是说几天前就要到家吗？”我想起城里的革命和城郊铁道边上的一幕戏，说：“在城里耽搁了。”她说：“回屋吧，还立着干啥儿！”又说：“红生，叫你爹———叫呀？叫爹。”已经五岁的红生没有叫。他和红花都怯怯地望着我，像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这一瞬我对复员退伍猛地开始后悔了。我想起在部队时领导常说的两句话：革命还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把行李放回屋里，顺手我把屋中央的几个凳子规正到界墙边，撩开两间屋里溜一眼，出来说：“我娘呢？” 桂枝没扭头，仍旧淘着麦子道：“她想图清静，又回到岗上去住了。”我心里顿时轰一下，像有棵榴弹在胸膛里边炸开来。然我没说话，只用脚在地上狠狠拧一拧，就出门立在屋檐下，朝着镇后的岗上望，却只看见高大的程庙后院的启贤堂大殿和中节院里道学堂大殿的一个角。殿堂四角翘檐下的风铃，铛啷啷、清泠泠地越过一道院墙响过来。看见那程家大庙时，我心里缓缓朝下沉，决计有一天我不仅要砸掉“ 两程故里” 的石牌坊，还要一把火烧了这寺庙，我从程家岗上搬下来就想烧想砸这寺庙，没有缘由我就想烧砸这寺庙和那石牌坊。当兵四年回来我越发想烧了砸了这寺庙。这时候，孩娃红生突然在我身下仰脸叫了一声“ 爹”，我心里暖融融地动一下，摸着他的头。我说：“叫爸。娃，城里的人都是叫爸哩。”红生朝我摇了一下头。我说：“那就还叫爹吧……去，屋里那个黄包里有糖吃。”有了糖，红生和红花就一连声地叫爹了，像世界上只有爹才给儿女糖吃。那几年，包糖的都是红薄的亮油纸，纸上都印有斗私批修之类的话，当孩娃们把那糖纸扔到院里的猪粪、鸡粪边上时，我忙不迭儿把那糖纸捡起来，说别乱扔，上了纲就是反动呢。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桂枝就扭过头来说：“这儿是乡下，可不是你们部队上。” 我想对她说，县城里的革命都铺天盖地了，我退伍回来就是为了革命呢，可我看见她回身看我时，脸上的不屑厚得和程庙的院墙样，我只好又把话给咽下了。再说，她的脸是那种黑红的尘土色，仿佛永远没有洗净样，这使我又一次想起了城郊铁路上的一场戏，冷丁儿使我把要说话的想念都给压回了，忽然连看也不想看她了。我又把目光盯在高举在半空的程庙的屋檐角。这当儿，刚刚朝胡同那头跑去的孩娃又冷丁儿跑进我家唤：“爱军叔———支书爷让你快去呢。”桂枝把从水盆捞出的一罩儿小麦水淋淋地放在盆沿上，仿佛忘了一件天大的事，突然被进门的孩娃提醒了，她脸上泛滥着一层鲜活和生动，大高声地对我说：“快去吧，俺爹让你一回来就去看他的，我一淘麦就给忘了哩。”又问：“你给俺爹捎了啥？他爱吃城里的糕点，罐头呢。”还说：“红生，红花，和你爹一块去看看你外爷，问他吃不吃鸡蛋捞面条，吃了晌午我给端过去。”2 一段革命外的婚姻史我没给你们说过我的岳父也是程岗镇的一个革命家，曾经在某一天替八路军送过信，解放后他就当了村支书。程家岗的十几户人家原是独立的一个生产队，属五里外的赵庄大队管。那时候程村只是一个集，是乡公所的所在地。乡长是程家的第二十几代后裔程天民。可到了 1964 年，政府想把程村改成一个镇，改为镇就要劈哩啪啦将程村扩大些，于是乡长程天民和我岳父程天青开了一个会，就决定把程家岗的十几户杂姓纳进了程村里，程村就符合上边那条乡改镇的政策了。程家岗的人就都从岗上迁下了，在程庙后的野地盖了一排房，多出一条杂姓街，便都成了程村人。成了程村人我就成了村支书家的女婿了。那一天，我娘和我在新盖的瓦房屋里收拾着，老支书慢悠悠地进来了。他没有坐我给他搬的一个凳，也没有喝我娘给他倒的一碗水。他把双手背在身后边，在那新屋子里看看墙，看看地，看看檩和梁，又用手摸了院里原来就有的两棵碗粗的泡桐树，说：“按理这树该是公家的，现在就算是你们高家的吧。”我娘喜出望外地望着老支书：“这行吗？娃他伯。”支书说：“我说行就行了。我是村支书，又是孩娃他爹的老熟人。兄弟不在了，你们母子我不照看谁照看？”娘就忙不迭儿把他没喝的那碗水倒掉，进灶房又烧了一碗荷包蛋，还在蛋碗里放了红砂糖。支书吃完了荷包蛋，把目光落在我身上，上下身看了一遍，说：“18 岁了？在县城读高中？听说还是班里的高材生？”那时候我年幼无知，不知道支书想让我做他的女婿呢，羞红着脸答了他的话，没料到夜里就有一个媒人到了我家里。媒人对我娘说：“大喜哟，老支书看上你家爱军啦。”高中毕业我就结婚了。桂枝是支书家的三闺女，她在她姐妹几个中，长得柳不绿，松不翠，满坡黄土飞，比我小一岁，看上去比我大了三五岁。我不知道她为啥看上去竟会比我长五岁，是因为个子矮？因为皮肤黑？还是因为她爹是支书，所以她就胖，连头发也可以朝朝暮暮都像没梳的模样儿，且还在脸上不稀不密地显摆出许多小黑点。我和她第一次见面那一天，是被媒人牵驴一样牵进了支书家的厢房里。那是她的屋，墙上贴满了旧报纸，花被子叠成长条儿，如一段大堤样靠在墙下边。看见她的模样时，我喉咙如塞了一团棉花想要吐出来，却没敢朝外吐一下。支书跟在他女儿身后进来了，说你们谈谈吧，我是党员、是干部，婚姻自由这道理我开社员大会时不断讲。说爱军你这娃，我是看你爹死得早，也算革命后代哩，在县一高学习成绩又不错，才同意桂枝和你订婚的，结了婚生个娃儿我就把你送到部队上，在部队上入个党，回来我就把你培养成为村干部。她说：“你咋就不说话？”我抬头看了她。她说：“嫌我长得丑？不同意了你直说，我可还嫌你家穷得叮当响呢。”我说：“你咋不上学读书呢？”她说：“我看见书本上的黑字就像一片蚊子在我眼前飞，读几句脑子嗡嗡响。”我说：“你爹真的会培养我当干部吗？”她说：“刚才说的你不是听了嘛，结婚过一年，咱生个娃儿爹就把你送到部队上。”我说：“为啥非生个娃儿才能当兵呢？”她说：“不生娃儿我能栓住你的心？”我说：“啥时结婚哩？”她说：“日子由我订，就今年正月吧。”我说：“正月我家的猪还养不大，养不大就没钱结婚哩。”她说：“嫁妆我家全都备好了，你家缺啥全都由我出，可得有一条，结了婚你得听我的，你娘惹我生气我敢把碗甩在你面前，你惹我生气了我敢吊死在你面前。”那年正月，我就结婚了。3 初入程寺我很快就领着孩娃从岳父家里出来了。岳父坐在日光里的一把摇椅上，抽着烟用脚在逗着他家的狗（ 旧社会地主是不是这样呢），看了看我给他提的几包点心、罐头问：“ 是九都出的还是咱县生产的？”我说：“是在九都百货楼上买的哩，出产地是省会郑州呢。”他从我手里接过那东西，把糕点举到鼻子前如狗一样闻闻说：“不错，味道就是香。”又说，“你把这东西提上去一趟寺庙里，去看一下你天民伯，他从镇长的位置上退下不干了，图清静守在庙里天天看古书。”我从我岳父家里出来了。他没有提要培养我当村干部的事，没有提村里一潭死水的形势和革命，甚至没有让我坐一坐，没有让他的外孙红生吃些啥，更没有问一问我在部队的努力和表现，就让我从他家里出来了，就让我和孩娃们到程家寺庙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请客送礼，不是拉拉扯扯，不是绘画绣花。可我不能不去探望程天民，他是老镇长，是程颢这一支人的头和脸，祖上出过进士，爷那辈人是大清秀才，到了他，解放前就做了县民校的校长了。解放那一年，他被政府作为党外知名民主人士吸纳进去做了第一任的县教育局长。据说政府要他荣当县长时，是他自己感到了革命的艰巨和复杂，反退回一步做了本乡的乡长呢。到今儿，从内蒙古的大草原，到海南岛的小渔村；从大西北的戈壁滩，到鱼米之乡的渤海湾，革命都已风起云涌，红旗飘展，号角吹奏，然这时候他又主动从镇长的位置上面退下了，是害怕革命的风浪呢？还是以退为进，狡兔三窟呢？先前（ 那时候我像蚂蚁一样小），我随母亲到程村赶集时，在街头见了他，母亲拉着我躲到路边去，等他过去了，指着他的后背对我说：“娃儿，那就是乡长呢，长大你要有人家一半学问能当个村干部，娘这辈子就算没有白守寡。” 怎么就知道我当不了村干部？怎么就见得我当不了村长、镇长或者县长、地区专员呢？在部队的革命时事教育和传统教育课上，指导员、教导员和团长不是不断说林彪二十几岁就当了师长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你们不就是落日也该是日过平南的斜阳吗？程庙就在程后街中央的末端上。孩娃红生提着那两盒点心，我提着四瓶罐头，从程中街的二道胡同穿进了程后街。路上见到的人们都是反反复复问着那句话：“ 爱军，退伍了？” 我对所有的人都装模作样笑一笑，点点头，从口袋抠出一支“ 黄金叶”烟扔过去。再问：“去哪儿？” 我就答：“ 老镇长在庙里等我哪，我去看一看。” 又说： “ 爱军，当村干部了可多关照关照你兄弟。”我说：“你看镇上死气沉沉的模样儿，我能当上村干部？”这时候，只要遇上一个识字的心明眼亮人，他就准会对我说：“只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你就准是青年干部哩？”我就想，我执政了一定对这人好一些，只要他家政治上没问题，浇地时可以让他家先用水，买化肥时让他家多买几十斤。一定的。一定会这样，也一定只能这样儿。为啥呢？因为我高爱军是一个富有良知的革命者。这是午饭前，男人们下地大多没回来，女人们都还在家里烧着饭。在程后街上走着时，能看见各家烧火的风箱声像老鼠样溜着门缝窜出来，一股股的炊烟把天上的碧蓝罩成了云白色，像是一张充满忧愁的脸（谁的呢）。我扯着孩娃红生的手，他不断地低头去看手里的两盒点心，点心上的油光纸如在胡同中游动的两团火。我知道他渴念吃那点心哩，没人时我就把那点心盒打开，每盒里取出几块又给包上了。孩娃吃着点心时，脸上闪着幸福的光，黄灿灿一嚼一动，那光就掉在程后街的地面上。一街两岸住房的院墙、后墙和山墙，把程后街挤得有些窄，使那街道如一条干渠样。脱落的墙皮一层一层落在墙根下，听着那不间断的墙皮、泥土的落地声，望着孩娃吃点心时那气吞山河的模样儿，我说：“红生，好吃吗？”
他说：“好吃，比肉好吃哩。”我说：“爹要革命哩，革命成功了，爹叫你天天吃点心。”孩娃就不解地抬头望着我。我就如大人物样拍拍他的头。这时候，程家的夫子寺庙就赫然出现在眼前了。那古砖青瓦盖起的高门楼，门楼下如篮一样大的“程寺”两个涂金字，和字下的红漆大钉门，它们不知道它们日后将要毁在我手里，还依旧毫无收敛地散发着凉气沿街朝我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