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如水-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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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完全正确的。为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行弯路，这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是革命，是革命中的军事行动呢。（我操他奶奶，要我和县长或书记有程天民和县委书记那样的关系就好了。）望着村干部和那些黑鸦鸦的我的百姓们，我仍然振振有词：“我们目前的任务是打倒掌权的走资派，不是揪那些退下的走资派。我们不能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既然程天民知道把经卷藏起来，他就不会藏到让我们一下能找到的地方里。”我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把镇政府的政权夺过来。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程天民和程寺这些都是次要矛盾和支流，会随着主要矛盾的解决而解决。‘纲举目张’ 是啥意思？先推翻 镇 政 府，再 收 拾 程 寺 和 那 些 虾 兵 蟹 将，这 就 是‘纲举目张’的活学和活用。”那一天，就在往日早饭已经吃过时，我们从中节大院取下了德宗帝亲笔御书的“ 伊洛渊源” 匾，慈禧太后亲笔御书的“ 希踪颜孟”匾，还有朱熹或杨时亲笔书写的“ 藏经楼” 及前院中历代各朝为程颢、程颐或程寺写下的一堆匾额和招牌，在程寺门前焚香祭祖的那儿点火烧掉了，同时还砸了门前宋朝、明朝为程寺立下的两块建寺碑和清末时期哪位达官贵人送卧在寺前的两个石狮子，让这次革命的进攻以象征性的胜利宣告结束了。3 胜利取得烧毁程寺的一批御匾和砸掉几块御碑的胜利后，听说王振海气得把饭碗摔在了镇政府的食堂里，这就让我们（ 我） 达到预期目的了。我已经把他摔碗和破口大骂的时间、地点、证人全都记在了我一个本儿上（引蛇出洞）。我们破除迷信、惩治封建活动，改造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觉悟，他为啥儿气得摔碗呢？他为啥儿敢骂不抓紧浇地饿死他们这些龟孙子！谁是龟孙？是我们这些革命者？我们是龟孙子，他不就成了封建老爷吗？如果说革命青年是龟孙的话，那我们甘愿就做这个龟孙子，就让他去当反革命的封建老爷吧！就让他充当以程寺和“ 二程理学”为代表的程岗封建阶级的最优秀、最权威的保护伞吧。鲁迅说，沉默也是一种反抗，也许是最好的反抗。对于王镇长和有些问题，我们不是不报，是时辰不到。时辰一到，自然会报。时辰一到，不报自报。因为我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程岗镇党委委员，我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列席程岗镇的党委会，已经有条件在每一次会议上把王镇长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我那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上了。到了初冬，种植小麦的时候，我已经在我的那个本上记了他 72 条反动言论。他说过“抓革命、促生产，不促生产如何革命呀”！（ 革命是首位，生产是属从，他这不是颠倒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啥儿？不是唯生产力论是啥儿？） 还说过：“女人是个宝，革命是个 。”（这是最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可惜这话是镇上管宣传的李干事给我说的，这鸟人坚决不肯写证明、做证人。还为给我透了这些而后悔。有一天我当了镇长会给这李干事一点颜色看，让他后悔莫及哩。）王镇长还在一次三夏大忙动员会上对各大队的支书讲话时，把毛主席语录“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改为“ 没有一堆糊口的粮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那次会上，他喝了几口酒，就在一个叫赵秀玉的女支书面前（40 余岁，长相极丑，简直不能和红梅同日而语），拉着人家的手说：“赵支书，你长得特别像我在部队当营长时我们二连长的老婆哩，你和她一样，敢作敢为，守口如瓶，在所有的大队干部中，我最信任你。”（ 他们是不是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呢？要有就好了！）依照乡村革命的规律，种上小麦之后，冬闲便来了，革命和爱情都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了。在这一年里，我以沉默和忍耐的态度坚持在王镇长的领导之下工作着。之所以我能坚持沉默着，是因为这一年我和红梅那重大的情爱工程不像我想的那么顺。我总是在开掘挖凿中碰到树根而误工。当挖到一百余米时，我还碰到了一层红僵土，好在那似土似石的地方只有几米长，我用二十七八个通宵把它打通了，若它有十米二十米的厚度咋办呢？我还能如期打通我们的爱情通道吗？更糟糕的，是我在计划工程时，没有计划地道的通风和排气功能，当挖至几十米深时，空气稀薄了，人就感到呼吸困难了。为此，我想了许多办法，买了一个小型鼓风机，可鼓风机需要交流电，村里又时常停电；想在哪挖一个通风口，可挖通风口虽然可行，但又失安全。最后我决定每隔十米左右，就用工程勘探的半月铲儿，由下向上挖一小碗或胳膊粗细一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上端必须都在哪家住户的院墙、屋墙的地基下。你们知道，豫西人的院墙、屋墙的地基都是由石头生砌而成，都高出地面一尺或几寸，把通风口挖在地基下，既不会被任何人有丝毫的觉察，又能从那些生砌的石头缝中把地面的空气输送到地道里。通过这一卓然有效的设计和实施，我坚信我不仅是天才的革命家，还是一个天才的地下工程师。我用我所学过的数学和物理，加上地面观测和在工程兵服役时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在我由下至上挖的 17 个四五米深的通风口中，有一个是挖在街上的碾盘下，一个挖在程寺门前的一棵枯柏的树洞里，另外 15 个，全在墙基下，有 14 个不偏不倚，只有一个稍有偏差，挖在了程桂芬家的院墙外，幸好那院墙外是一个柴禾垛。我把那个通风口用一块石头塞死废弃了，我相信那堆柴禾烧完时，主人发现那个黑洞会以为那是一个黄鼠狼窝或别的野兽洞，也许那些柴禾的枝枝叶叶会自然地把那洞口堵塞着。总而言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的庞大繁重的地下爱情工程已经挖了 250 多米了，再有十几米，到程天青家那半亩地的空闲后院下，我就该挖地下房屋了（ 真正的洞房哟），人身肉体急不可耐时，就可以和红梅到那洞房夫妻了，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那云山雾雨了，可以彼此赤裸裸，不带一丝针线地在那洞房行着事儿说笑和商议革命和工作的事宜了。我还没有告诉红梅说我对她情爱的重大行动和方案。有几次我们在野外快活着那样的事儿时，她吃惊地摸着我手上的茧子说：“爱军，你的手咋了？” 那时候我差一点把这个秘密开天窗样泄给她，可我一犹豫，却又对她说：“ 我生就是劳动人民的命，随便干点活儿手就起茧子。” 我想把地道挖到她家时才突然告诉她。我要让她那当儿望着我惊奇地瞪着眼，在某一天革命又有了巨大的成功之后，比如我当上了党委书记或镇长或县委委员时，让她万分惊奇地跟在我身后，一步一步走进地道里，摸着泥土，感叹我对她伟大的爱情和占有。我要她往地道深处走去时，边走边解衣扣儿，每走五步就如天女散花般把她的衣裳往地道丢一件，到了中间洞房处，正好脱得一件也不剩，赤裸条条地立在那。然后，我们就在那洞房的床上饿了吃，渴了饮，不饥不渴时就疯疯狂狂、云云雾雾那事儿。我们要一天疯狂八次那事儿，一次事儿云雨三个小时整。我要把一生对她肉身的饥渴都在她第一次走进洞里的三昼夜里吃喝掉，然后再在那里搂着她一口气睡上三天又三夜，七十二小时，睡醒了，精力充沛了，再和她一起走出地道投入火热的斗争、火热的革命、火热的人生里。（也许我在我们第一次走出洞时的路上还会若有所失地和她疯狂一次那事儿，会在洞口的光亮里再完成一次我的高潮和她的高潮儿。）可这一切都取决于我必须立刻把地道挖出来，把真正的洞房挖出来。我已经把洞房重新设计了。我要在洞房靠程天青的住屋地下四米的深处留下几方土，用那留下的长方形如坑样的地形做床儿，再把洞房内挖出二至三个通气口，一个在程天青的院墙地基下，另一个在他睡的后墙下或是床铺下。也许通过那床或后墙下的通风口我能听到程天青和他媳妇在床上有没有做事儿，还能听见疯了的程天青说些有关大队和镇上的情报和秘密（ 喂———喂———村之为战，人之为战———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能放空枪，不能放空枪）。可是，在我正准备挖设洞房时，有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发生了。种上小麦后，我在镇上召开的一个基层干部会上碰到了镇党委管文件和会议记录的田秘书。田秘书把我拉到会场一角神神秘秘说：“高支书，你哪儿得罪了王镇长？” 我知道我哪儿都得罪了王镇长，可我说：“我哪敢得罪王镇长，我是王镇长路线的坚决拥护者。” 田却说：“你再想一想，不得罪王镇长，上个月县委组织部要选拔一个县团委书记，你是三个人选中的第一个，可组织部派人到镇上一考查，王镇长咋会对人家说你华而不实，爱出风头，是地地道道的假革命。”我一下惊住了，立马把田从会场角拉到了会场外的男厕所。“王镇长还说我啥儿了？”田又到厕所外边看一眼，“说你和夏红梅是一对革命小丑，如果有一天你们得志，才叫老百姓们哭天抹泪，才叫革命暗无天日哩。”我问：“组织部的同志说了啥？”田说：“组织部来的是一个副部长，他好像对你很失望。”我问：“现在团委书记谁当了？”田说：“听说最后由第二人选顶上了，是县丝绸厂的一个副厂长。”事实证明，革命不能对王振海心慈手软了，他已经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和发展，已经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成为革命的敌人和绊脚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中国革命的国际原则，这也是高爱军参加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则。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整了王镇长一份题为《撕破程岗镇书记兼镇长王振海的丑恶嘴脸》 的揭发材料，统共28 页，一万三千字，所以那材料的副题是———关于控诉王振海的万言书。大致摘要如下：一、关于王振海的反动言论二、关于王振海的男女关系问题三、关于王振海支持封建活动问题四、关于王振海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五、关于王振海“唯生产力论”的问题这份落款是程岗镇革命群众的揭发材料，我有意写了不少错字，又用左手复写三份，一份寄给县委，一份寄给县政府，第三份寄给了县委组织部。之后的日子里，我并不打听那材料寄到县上的回音和反映，而开始在程岗大队开展了农闲积肥运动，要求各家各户，在冬闲的日子里，每家都必须在门前屋后，用树叶、杂草积下三至五方农家肥，然后把肥料用泥糊起来，顶上留着灌水的槽，每十天半月都必须挑几担水灌入那槽，使那些草发酵腐烂，为来年春天小麦施肥作准备。我说过我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一次又证明了我果真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当那份万言材料如炮弹样从镇上的邮筒射往县里的第十六天，我又让红梅重新抄一遍，以“程岗镇革命干部” 的名义又一式三份寄往县上的不同部门。又十天之后，我再让红梅用左手抄一遍，仍是一式三份的寄出去，这样一个冬闲下来，以不同的落款把那份材料（ 有时也改一改，换换大、小标题） 统共寄出了 9 次 27 份，使县上的各部门和主要领导手里，都有了关于揭发王振海的万言书。终于，到来年春天时，县里派来了革命工作调查小组，组长居然是部队对地方实行军管（又名“三支两军”） 留在县上工作的一个老团长。团长在镇公所工作了三天三夜，和每一个干部都谈了一次话（这是军队干部工作的老传统），从镇公所领着他的调查小组在程岗街上转了转，看着满街的积肥整整齐齐，一行一排。他用脚便把积肥上糊的盖泥踢开了，立马的，在那盖泥中发酵了一冬的草粪热暖暖、白淋淋、香喷喷的腐味便一下冲进了他和调查小组的每个人的鼻子里。当天，老团长走进了程岗大队部。“你叫高爱军？”“哎。”“你当过兵？”“首长是从我的名字里看出来的吧？”“我从来不以貌取人，不以名猜人。我看你们大队的积肥整齐划一，不当过兵的人不会这样要求老百姓。”我笑笑。他问：“你得过县里的‘革命急先锋’的称号是不是？”我又笑笑，很害羞的模样儿。“你对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怎样看？”我说：“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生产上不去，革命就容易让人看成是空话。生产上去了，革命的旗帜插在哪儿都飘扬。”老团长的眼睛亮起来，又一眨不眨地看着我。“高爱军，你实话说，关于你们镇王振海的万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