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如水-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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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来不及再说了。焦急使我没有说话的功夫了。我灼热的目光在她小腹下的私地燃烧着，那片金红黑黄的私地把我的目光一丝不剩地吸走了。我先朝她跪下去，一只腿在她的两腿间，一只腿在她的双腿外。我的膝盖碰着麦秸时，发出了燃烧的劈啪声，碰着她比麦秸更白的大腿时，她浑身哆嗦一下，把她脸上的鸟雀惊得扑扑棱棱地飞去了，使她的脸立马从苍白蜡黄中转成了热烫红润的兴奋色。她说：“爱军……支书……镇长……书记，我要死了哩，我要死了哩……”她的话使我奔腾的血液愈发地要冲出脉管疯狂了，越过堤岸、飞越肉体了。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手指、脚趾、手上都有血浆、岩浆就要喷出来。我慌慌乱乱、忙忙匆匆，粗暴地将她的腿分开，把我跪在她腿外的膝盖移进她的双腿间。不消说，又一个令人心醉、令人心碎的时候如期而至了；不消说，她殷红柔韧的叫声又将在天空如彩虹一样飞起来，又将照亮大地和山脉，鼓舞起我们革命中疯狂的意志和精神，然就这当儿，（天呀天，地呀地！）我们的身后有了脚步声，且那脚步声走着走着咚地一下立住了，不走了。（乱云飞，松涛吼，群山奔涌 /枪声急，军情紧 /肩上压力重千斤 /风雨如磐天地暗 /团团烈火烧我心……）我把头立马旋过去。程天青突然出现在了场边上。已经开春了，他仍然穿一件黑色制服老棉袄（ 我小时候经常见他穿着这件袄，上兜里别着一根钢笔，笔卡儿在兜外闪闪发光），兜口上挂着一枝草棒儿。他的脸不算太脏，只是白多黑少的目光看着我和红梅，脸上的青色惊奇像树叶一样厚。我知道事情不好了，如革命的道路上遭到了敌人致命的伏击一个样。红梅是在我扭头的同时坐将起来的。又几乎与坐起来的同时，她把她的衣服抓在手里了。就是那一刻，如十里山脉一样漫长的一刻里，程天青盯着我，我也看着他。那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文字和图画。我不知道如何来应付这景况，不知道以后会发生怎样天崩地裂、乾坤翻转的事。寒气从我的脚底生出来，迅速地传到了我的手指和头顶，可热汗又分分明明地挂在我鼻尖上。我以为我就要崩溃了，身上的骨头就酥软了，可程天青那当儿忽然轰地一下朝着我和红梅跪下了，头像捣蒜一样朝我们磕着头说道：“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姑女都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枪毙我……我认罪，我认罪行不行？看在我是老党员、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份上就饶我这一回……”（他真的为党和老一辈革命家丢尽了脸。）我松了一口气，开始不慌不忙地穿着衣服，对红梅说了一句“不要怕”，然后衣服穿好了，扣子系齐了，从从容容走出麦秸垛，到仍然跪在那儿磕头的程天青面前，泰山压顶般立下来：“你看见啥儿了？”他说：“我认罪，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我用毛主席的书纸给孙娃擦屁股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把声音抬高了：“桂枝她爹，我问你看见啥儿啦？”他依旧不抬头，依旧把头压在地上捣蒜说：“饶了我吧，看在我解放前给八路军送过信的份儿上……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说着说着他不再磕头了，而是跪在那儿一下一下朝自己脸上打起了耳光来。我说：“饶了你这回，不管桂枝怎样反革命，不管你怎样反革命，一日夫妻百日恩，好歹你也算做过红生、红花的外爷，你就回家吧。”他不再掴打自己了，怔怔地抬头望着我。我说：“走吧，去把那头麦地的羊给我赶出去。”他呆呆地给我磕了一个头，哆嗦着起身走掉了，朝远处麦地的绵羊那儿走过去。他走了，我回头去看一直站在我身后的红梅时，她脸上的惊恐、蜡黄还如窗帘一样在挂着。“他要说出去你我这辈子就完啦。”她说。我想了一阵，望着顺着田埂走了老远的程天青的后背唤：“程天青，你要啥也没看见，你就活在这世上；你要看见啥儿了，你要说出一句啥儿了，你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怕革命就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啦。”我以为他不会听见我的话，可他听见了，淡下脚，转过身，老远老远地朝我和红梅深深一跪一磕头，又起身走去了。初春的日光里，有几丝冬末的寒味，从那边山坡下、水渠里过来的风，凉凉地从我们身上掠过去。程天青走去了，但留下的余悸使我俩再也没有那事的兴味儿。我们坐在麦场边的石磙上，望着田野，望着被程天青赶着的羊，望着每一块田地上面向东方的口号牌、语录牌，我和红梅的手紧紧地捏在一块儿。她说：“爱军，得想个法儿，既不影响你我的前程，不影响你我的革命形象，又能使你我想到一块了就能到一块，想有那事儿就能如夫妻样随时随地去脱衣裳做事的法儿哩。”我没有接着红梅的话说啥。我把目光从远处的田野上收回来，无意间瞟了一眼我和红梅刚刚钻过的那个麦秸垛的缝。这一瞟，一个惊人、伟大、雄奇的计划在我的头脑产生了。云开日出霞光照，千年铁树开了花。我感到我的脑里先是有“当”的一响，接着就是一声轰隆的巨鸣，就在那一瞬之间，那个庞大的、不可思议的计划在我的头脑里有了轮廓、有了形物、有了开工的日程。3 桐树上的思想我决计要从我家挖个暗道通到红梅家里去，使我两个足不出户就能随时随地如夫妻样见面做事儿。当这个计划如霞光一样闪现时，我心里狂跳了一阵儿，但我没有立马给红梅说。也许，这是我们情爱生活中最为壮美的一页，不到万事俱备我不会轻易说出口。然自这个计划在我头脑中形成以后，每每想起，我就会心热肺烫，热血沸腾。我没有立刻把这个计划付诸行动，我先把县里在我们大队召开的现场会弄得圆圆满满，写了三份经验材料：一份是《“三统一”使群众的思想红起来》，一份是《“一帮一”红一线；“一对红” 红一片》，最后 一 份 是《 关 于 程 寺 究 竟 是 封 建 余 毒 还 是 文 化 遗 产 的 思考》———因为所有的参观者，都对二程寺建筑的雕梁画栋，描龙绘凤，感到美丽而又不适，甚至寺庙上的许多房瓦、青砖上都有明清时期的龙头兽脑，这显然与革命所需要的破旧立新、纯洁环境的要求相距甚远。我非常想砸了二程牌坊和二程寺，让革命的风暴在程岗镇横扫一切。然果真对它进行风暴洗礼，不仅不符合 60 年代初省里对它颁发的省级文物保护规定，更重要的，砸了二程寺，就等于砸了占程岗大队四分之三人口的程姓人的头（这一点王镇长他妈的说得对，我不能在程岗因二程寺失掉了群众基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社会发展中真正的英雄，失掉了群众的支持，就失掉了革命最起码条件。“二程牌坊” 之战不是一个教训吗？） 我希望我在砸掉二程牌坊和二程寺前，能得到上头的一个红头文件，或是一句口头通知，成为我毁掉这一切、砸掉旧世界的有力支持和保护。我在《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 中列举了二程牌坊和二程寺九大罪状：（1）二程牌坊和二程寺的存在，昭示着程颐、程颢的“ 程朱理学”的黑色旗帜在红色革命中公然的飘扬；是和革命形势的公然相抗。（2）二者的存在，吸引了许多朝拜者，毒害了方圆数百里人民群众的思想。（3）增加了迷信活动（ 春节前后偷偷烧香、上供者络绎不绝）。（4）牌坊与程寺庙上每一块砖瓦上都散发着封建余毒的恶臭。…………
（9）砸掉牌坊与寺庙，无异于捣毁了“ 程朱理学” 的司令部和指挥中心，必然会使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耙耧山脉高高飞舞，万代飘扬。将这三份材料各复印几份派人送到县委，又寄往地区日报和省报以后，农田的追肥施过了，能灌溉的一部分水田浇过了水，革命和生产都告一个段落时，我开始落实我雄奇的计划了。我在某一天我娘领着红花出去时，红生上学时，爬到了我家院里的桐树上，以我在工程兵服役间学到的开山凿洞的基本知识，让目光从桐树叶间穿过去，以石大狗家房后的榆树为第一标杆，以程翠粉家的一棵椿树为第二标杆，以程天青家门口的老槐树为第五标杆，我目测到从杂姓街我家到程前街红梅家的直线距离大约 550 米，其间要穿过程寺后节大院的一个角，穿过第 2 生产队队长石二狗和 17 户程姓人的家及程后、程中和程后三条街。若地道的通道以半米宽、一米高来计算，地实土方量是 275 立方，若虚土土方量的增土比例最少按 1∶ 1。 5，那虚土土方量就是 415 立方米。再在 550 米通道的中间———程中街的大街下挖出一小间能放一张床的房子来，大约 3 米宽，3 米长，2 米高，那间如我们洞房一样地下房间的地实土方量 18 立方米，虚土土方量是 27 立方米。这样，即便地道笔直，没有一点误差，地实总土方量 300 立方米，虚土土方量为 450 立方米。若我白天抓革命，晚上搞生产（ 挖洞），按每夜挖出最大地实土方量为 0。 7立方计算，就是说我要打这个爱情的地道需要 420 天。420 天就是将近一年半。那么，这一年半我要出门开会呢？我要晚上在程岗加班工作呢（如三夏大忙或组织党、团员政治学习），我若生病发烧呢？若计算不周，地道挖偏误工呢？就是说，我以最快的速度，每夜挖洞不止，最少需要二年时间。（ 这二年内，我还必须达到另一目的，当上镇党委书记。）二年时间似乎十分漫长，仿佛是不见日光的一个长长黑夜，可那对于一个被爱情膨胀起来的革命者又算什么呢？抗日战争不是打了八年吗？解放战争不是打了四年吗？我自己服役四年，其中在一个工程上不就挖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山洞吗？只有被战胜的意志，没有战不胜的困难。这是谁的话？是我在部队上写的豪言壮语还是我在报章上读到的锦言妙句？人，做为人，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最智慧、最无私，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高峰不能攀登，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到，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上，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去，最艰苦的任务我承担。没有血汗，就没有荣誉；没有牺牲，就没有幸福；没有雄心壮志，就没有远大前程；没有脚踏实地，就没有成功在望。革命从风雨中开始，收获从勤劳中起步；快乐从血汗中积累，幸福从挫折中获得。抬起头，往前走，风雨无阻；越沟壑，历艰险，誓不低头。前进吧，未来在招手！努力吧，号角在吹奏！奋斗吧，曙光照千秋！那么，那 450 立方的虚土挖出来后堆到哪里呢？我在桐树上转了一个身，看见了我家房后，耙耧山脉的程岗山头下那条四季长流的水渠。它能盛下多少万立方米的土方呢？有多少土不可以被水冲往下游呢？几天后，我在我家后院墙上扒了一个口，装上一个单扇门，在门里垒了一个猪圈，买了两只小猪。这条被猪圈掩盖的通往村后水渠的后门和小路就算开通了。破土动工是在四月下旬的一个后半夜，那一夜下弦月到夜晚十二点才不急不慢升上来。不消说，满世界的社员群众都睡了，月光在村里村外如洒了一层奶。我把洞口定在我家后宅空院的红薯窖洞里，把预先准备好的短把铁锨、镢头、新竹箩筐、马灯、朝洞口上拉的绳子和铁钩一并系到红薯窖洞里，然后自己穿着当工程兵挖洞时才穿的白褂子和绿裤衩，顺着窖洞爬下去，把马灯挂在泥壁上，朝两个手心上吐了唾液，相对一搓，跪在地上，抓起镢头，举手用力，第一块如碗大的黄土从我的镢下掉下了。新土潮湿的香味立刻红艳艳地盖住了窖里留下的陈年的红薯味，还有树叶落在窖洞里的霉腐味。因为革命，我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干过重体力劳动了，成了程岗大队的最高领导后，家里连去井上挑水、从田里分粮分菜都有人送回到屋里边，尤其半月前镇党委委员的一纸批文下来后，连院里扫地、往墙上挂物的细小也都由来家串门、说事的村人顺手干去了。似乎能替我家干些活儿是社员的一种荣誉哩，就像我在部队时看见给连长、营长端茶倒水、洗衣服的勤务员脸上总挂着傲慢的笑一样，我看见给我家干活的社员们，脸上一样挂着亲近、热情，还有一些自得的笑。我知道，只消说一声，会有许多社员来帮我把这个地道打到红梅家里去。但是不能。绝对的不能。不仅是革命不允许，而且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把自己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和断头台，使我成为革命的宿敌和冤家。我当然不会让任何人帮我。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这是我和红梅灵魂中永远不向人开启的一条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