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如水-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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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发动起来了，那些犯有错误并想蒙混过关的就水落石出了。就图穷匕首见，大白于天下了。“现在，应该说程岗的群众已基本觉悟了，既将被我们完全彻底发动起来了。剩下的工作，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团员，每一位革命青年，必须真正地肩负起先锋队的作用，肩负起战斗队的作用；应该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真真正正地站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顶风雨、战恶浪，与天斗、与地斗、与程岗的阶级敌人斗；应该大公无私，破私立公，敢字当头，把你们所知道的以程天青为首的党支部中每一个成员的错误言行毫不保留地揭发出来，使他们成为过街老鼠，昭然于天下，大白于群众面前；使群众们认识到，能够领导他们既抓革命、又促生产的不是现在的程天青，而是由我们每一个人所共同组成的新的机构、班子和支部。“眼下，程天青已经生病了，说明他们不仅发抖了，而且已经心惊胆战、魂不守舍了。说明革命的成功就在不久的将来。为了在革命成功之前，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前，避免我们内部发生矛盾，避免我们中间出现不应有的争功夺利现象，有一点我向各位说清楚：那就是革命虽然是为了夺取政权，但不是旧权力的一次分配；夺权以后，大家中间有职务高低的差别，谁的职务高？谁的职务低？谁的权力大？谁的权力小？这取决于大家在揭发中的表现和努力，取决于革命觉悟的高与低，取决于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的大与小。我们不论功行赏，但不会不考虑各位在座的表现。这一点我必须讲清楚，取得政权以后，哪怕是生产队的副队长、记工员、放牛的、看守庄稼的———这些好事决不会落到在运动中坐视一切的人，对革命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人头上。”我说：“现在，本子在大家的手里，笔也在大家的手里，请大家静心地回忆几分钟，对程天青这个村支书和副支书、村长、副村长，包括大队的一切干部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和子女，有啥儿意见，要揭发啥儿，就请都写到那个本子上，按上自己的手印吧。”我讲完了话，不知道我的话在程岗的革命骨干中起了何样的鼓动和作用。但有一点我十分清楚地看了出来，那就是他们还不敢真正地站到程天青的对立面，不敢在那本子上写啥儿。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相互观察，似乎这当儿只要有人率先在本子上写上揭发的材料，别人就会跟着刷刷地写起来。我说：“ 还有一点请放心，无论谁揭发了谁，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把这些揭发人的姓名公布出来的。”这当儿情况有些不妙了，有人把握在手里笔索性放在了脚地上，长叹一声说：“ 我真是想揭发，可真他妈的一点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副支书的侄儿程庆贤。他的话如同传染一样，又有几个把笔放在了脚地上，泄气地说着类似的话。经验告诉我，这时候必须阻止这漫不经心的逆风吹去刚被唤醒的革命者的热情。我望了望那些搁笔说话的人，把目光落在了红梅的脸上。红梅立刻心领神会。她从人群边走到了人群前，说：“我揭发我公公程天民和程天青，他们时常在程庙的第二节院里坐着议论国家大事，对革命形势长吁短叹。有一次说县城的革命青年让一位老红军游街了，程天青说他认识那红军，他要碰见那些让老红军游街的青年，他就一铁锹把青年的头给砍下来。”（我爱红梅）我说：“写下来，这就是罪证。”红梅就在众人面前沙沙地往本子上写起来。事情就这么简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过，更多的时候是东风压倒西风。看红梅那样说了，那样写了，程庆林就跟着说：“ 我揭发以程天青为首的党支部三条罪状，全部都写在本子上，有一天革命需要我公开说出这三条罪状来，把我程庆林的头砍掉我也敢站出来公开当证人。” 说完后程庆林就往前挪一步，蹲在红梅边上，将本儿放在膝盖上，也跟着沙沙沙地写起来。（旭日出东方，禾儿都茁壮；甘露洒下来，鲜花都怒放；大河涨水浪滔滔，鲤鱼迎着浪头跃。阶级风浪阵阵起，风吹浪打不动摇。）随着红梅和庆林的公然揭发，大家竟全都开始往手里的本子上写起来，有的把本子放在膝头上，有的把本子放在石头上，有的索性把本子放在脚地，人就爬在沙地上写。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远处，秋庄稼都已成熟，飘着深红色的玉蜀黍的香味；近处，白亮亮的十三里河水上，有桃儿的嬉耍，有鱼鹰穿过云彩斜刺下来的身影。身旁河滩上的柳林里，浅浅的风平缓而又凉爽。往程岗镇后边流过的水渠里，不断有青蛙的叫声和跳入水中的扑通声越过渠堤响过来。日头已至头顶，日光在大家身前身后照晒着，把每一个人写着的影儿都窝成一个淡浅色的团。我看见手快的人已经写了一页，还标出了！〃#的顺序儿，手慢的已经写了大半页，字迹歪歪扭扭，在那本儿上，如在一张白纸上堆了一片粪便。我在那些写着揭发材料的人中间走来走去，决定待这些人把揭发材料上交之后，就连夜写成大字报，让明晨村人一觉醒来，看到程岗一夜之后如白雪飞舞，大街小巷的墙上都是程天青和程天民脸上的脏臭和粪便，罪恶和屎尿。我决定革命成功以后，就是在纸上摊了一片粪便的人，如果他没能力当大队干部或生产队长，也要让他当山坡上的护林员，生产队的记工员，或大队电磨坊的管磨者。总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不仅是革命时的首要问题，也是革命成功后的首要问题。革命不能论功行赏，但革命决不能让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同志吃亏在前，又黄连在后，这是革命的利益问题，也是农村发动群众时首先要考虑的前提问题。我在大伙儿的揭发中计划着写大字报的笔、纸、浆糊这笔开支从哪出；想着革命的风暴即将如暴风骤雨般降落在死水一潭的程岗村，想着死水微澜将成为大江东去，一碗冷水也将翻江倒海。我知道在河滩上的这次会议，将载入程岗革命的史册，将因为这次会议上的揭发，使程岗革命进入一个真正的转折时期。我知道我在程岗发动革命的一些行为，还不能和县城、和九都、和省会那些革命者的行为相提并论，他们会嘲笑我的这种作法像乡村小儿科，就像共产党革命的初期，有人嘲笑毛泽东在韶山冲发动的农民起义是土包子造反一样。这种嘲笑，是他们对农民的不够了解，对农村和土地的陌生所致，是对程岗镇和二程故里特有的封建文化的不够熟悉，缺少洞察。恩格斯说过：“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实现了恩格斯的这个伟大预言，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明天，当我在程岗大队革命成功以后，当我在程岗镇成功以后，当我在县成功以后，在地区、甚至省里革命成功以后，谁能不把河滩上这次秘会载入史册？在后人为我书写传记或回忆录时，谁能不把这次极具个性的揭发方式重重地写上一笔？当后人研究我的生平史和革命的奋斗史时，谁能不说这是一次我革命生涯的伟大而深刻的急转弯呢？我在大家沙沙的笔声中走来走去，我清晰地意识到了这次发下去的 17 支土制圆珠笔和 17 个最便宜的笔记本，将成为一种历史的纪念物时，我却没有意识到，更为唐突和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发生了，更为令人惊讶的一个时刻来到了。我没有意识到，我在沙滩的这次如运动战、麻雀战一般的集会所结果出的更直接、更迅速的意义已经显露出来了，突现出来了。没想到这次集会带来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收获，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次集会的伟大意义和作为程岗革命转折点的复杂及深刻。这当儿，在程庆林率先把写好的三页揭发材料按上手印，正往我的手上递着时，从水渠那头传来晴天霹雳般的狂唤乱叫声：“高爱军———高爱军在那河滩上没有？———高爱军，你疯到哪里了？”我沿着那唤声望过去。“喂———你们那儿是一堆死人吗———高爱军在那不在那？快让他跑步回家吧！他媳妇桂枝上吊啦———”我轰隆一声呆住了。所有的人都轰隆一下呆住了。“高爱军———你媳妇桂枝上吊啦，人都死啦你犯魔症到哪去啦———”
我、红梅、程庆林和所有的人的脸都苍白了。红梅苍白的脸上还僵了很厚一层米黄色，望着我，她的额门上立刻出了一层汗。“红梅，”我镇定自若说，“你把大家写的揭发材料收起来，千万不能丢一本。”（我多么伟大哟，有将军风范哟） 说完我就迎着从水渠上逆流而上的狂唤乱叫朝着村里跑。那叫我的村人看见我，就对准我把他的叫声砖头瓦块一般朝我砸过来。“爱军，你快些，你媳妇脸都变青啦！舌头都耷拉出来啦！慢一步你和她话都说不上一句啦！”2 转折桂枝死了。桂枝淅沥哗啦就死了。在我往家里跑着时，“桂枝上吊啦” 那句话冰凌条样冷冷地横在我的脑子里，及至跑到家里，那冰凌条就在我脑子里炸开了，使我浑身又冷又热，打摆子样站立不住了。她大概是在我到河滩不久上吊的，是邻居来家里借水桶挑水时发现的，待唤人来把她从梁上卸下来，她人已经没有气儿了，体温像风吹云散一样不见了。那时候村人们把她抬到屋门口的迎风处，让她的头对着院落里，指望风能把她从死里吹回来，可那指望很快就灯熄光灭了。她的脸已经青起来。我拨开人群时看见她的双眼直愣愣地朝上翻，眼白上灰蒙蒙布下一层云。那时候我想她可能已经没救了，想不就是我没有答应去给你爹做寿，这有啥儿想不开？过不过生日有那么重要吗？能比你的命还重要吗？我弯下腰把手放在她的鼻子前，企图从那儿抓住让她生还的一根线，可她的鼻前寒寒凉凉，像我的手放在了一块冰儿上。我知道她已经没救了。我预感到一场鱼死网破的复杂局面已经摆在了我面前，摆在革命面前了。我缓缓地从地上立起来。来给桂枝卸吊的左邻右舍都正用异样的目光望着我。女娃红花和孩娃红生立在桂枝的身边，他们似乎明白家里发生了啥儿事，又似乎不明白家里到底发生了啥儿事，半是惊恐、半是痴傻地看着我。过一会，他们默默到我身边求救似的每人拉着我的一只手。不消说，一个危险的时刻到来了，从村人的目光中我看见了那危险的不仅是我高爱军，还有程岗的革命和前程，方向和路线。在河滩上集会的人也都跑来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我脸上。屋里屋外静得能听到空气的流动和拉锯一样响。我有些心慌，像无数条虫儿在身上、心上蠕动着。红梅走来了。她脸色黄白，过来把红生、红花拦在她怀里，像一个伟大的母亲样把孩娃们揽在她怀里。（伟大的红梅，我死了都爱你！） 当红梅把孩娃从我手里接过去时，我看见围在门口的人群外，靠屋里的桌子下，有样东西被人摔碎了。我从桂枝身边走过去，围在桂枝脚头的几个邻人给我让开了路。所有的目光都随着我的脚步朝着屋里看，就都一下看见，那原来放在桌子里边的毛主席的石膏像被摔碎在了屋子里，贴在正墙上的毛主席像也被揭下来撕得粉碎，揉成了一团一团，扔到界墙边、桌子下，粮缸缝儿里和门后的角落里。还有摆在桌上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有两本在桌子上，有一本翻着书页，将掉未掉地悬在桌子角，还有一本米黄色的书皮被撕成一条一条扔在柜子下。我朝东边里屋走去，掀开门帘，看见桌里墙上的主席像也被撕掉了，又快步到西屋去，撩开门帘，看见原来摆在窗台上的几十个毛主席像章被弄得满地星辉，四处尘埃了。（她一定是 一 边 撕 着、毁 着 这 神 圣 的 东 西，一 边 骂 着 我：“高爱军，我让你去革命！高爱军，我让你去革命！” 桂枝，你咋能这样呢？这是捅天的大罪哟……我想到那 200 张传单，在程岗哪都发到了，就是没发到桂枝的手里去———灯下黑呀。）我从西边屋里退将出来了。扫了一遍那些望我的人，我对大家说：“谁都别动，要保护现场。”我在人群中用目光找到了程庆林，“你快去通知镇上的派出所，让他们带着照相机立马赶过来。”程庆林有些莫名地望着我。我吼：“还愣着干啥？”程庆林说：“爱军哥……”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红梅走过来，毅然地说：“我去吧。”（伟大、可爱的红梅呀！）程庆林没有再说啥，看看红梅，明白了啥儿，转身就往门外跑去了。我望着人群中的任齐柱和田壮壮：“你俩去站到大门口，任何闲人不要让进到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