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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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二十四史　指清代乾隆时“钦定”为“正史”的从《史记》到《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相斫书”，意思是记载互相杀戮的书，语见《三国志·魏书》卷十三注引鱼豢《魏略》：“豢又常从（隗禧）问《左氏传》，禧答曰：‘……《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独夫的家谱”，意思是记载帝王一姓世系的书，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9）李自成（1606—1645）　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明崇祯二年（1629）起义，后被推为闯王。明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三月攻入北京。后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李兵败退出北京，次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害。张献忠（1606—1646），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明崇祯三年起义，一六四四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1646）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时史书（包括野史和杂记）中都有渲染李、张好杀人的记载。
　　（10）“绳其祖武”　语见《诗经·大雅·下武》。绳，继续；武，步伐。
　　（11）轮回　佛家语。佛教以为生物各依其所作的“业”（修行的深浅、积德的多少、作恶的大小），永远在“六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中生生死死，循环转化不已。
　　　　　　　　　　　　　　　　　　　　　　通讯
　　　　一
　　旭生（2）先生：
　　前天收到《猛进》（3）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来的，或者是玄伯（4）先生寄来的。无论是谁寄的，总之：我谢谢。
　　那一期里有论市政的话，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来。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
　　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
　　（5）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6），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
　　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7）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8）。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
　　　　　　　　　　　　　　　　　　　　　　　鲁迅。三月十二日。
　　鲁迅先生：
　　你所说底“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诚哉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
　　你所说底“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
　　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实在是最痛心的话。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有许多人讲话和写文章，还可以证明人心的没有全死。可是这里需要有分别，必需要是一种不平的呼声，不管是冷嘲或热骂，才是人心未全死的证验。如果不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文章里面，不用很多的“！”，不管他说的写的怎么样好听，那人心已经全死，亡国不亡国，倒是第二个问题。
　　“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我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里面的内容，水平线并无庸过高，破坏者居其六七，介绍新者居其三四。这样一来，大学或中学的学生有一种消闲的良友，与思想的进步上，总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给适之先生略谈几句，他说现在我们办月刊很难，大约每月出八万字，还属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万字，就几乎不可能。我说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万字才出，有七八万就出七八万，即使再少一点，也未尝不可，要之有它总比没有它好的多。这是我第一个希望。第二我希望有一种通俗的小日报。现在的《第一小报》，似乎就是这一类的。
　　这个报我只看见三两期，当然无从批评起，但是我们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小，至少总要再加一半才敷用；第二，这种小报总要记清是为民众和小学校的学生看的。所以思想虽需要极新，话却要写得极浅显。所有专门术语和新名词，能躲避到什么步田地躲到什么步田他。《第一小报》对于这一点，似还不很注意。这样良好的通俗小日报，是我第二种的希望。拉拉杂杂写来，漫无伦叙。你的意思以为何如？
　　　　　　　　　　　　　　　　　　　　　　　徐炳昶。三月十六日。
　　　　二
　　旭生先生：
　　给我的信旱看见了，但因为琐琐的事情太多，所以到现在才能作答。
　　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来，那当然又作别论。
　　通俗的小日报，自然也紧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只要将《第一小报》（9）与《群强报》（10）之类一比，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11）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
　　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12），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13）的讲动物生活，Fabre（14）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15），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16）。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鲁迅。三月二十九日。
　　鲁迅先生：
　　你看出什么“踱进研究室”，什么“搬入艺术之宫”，全是“一种圈套”，真是一件重要的发现。我实在告诉你说：我近来看见自命gentleman的人就怕极了。看见玄同先生挖苦gentleman的话（见《语丝》第二十期），好像大热时候，吃一盘冰激零，不晓得有多么痛快。总之这些字全是一种圈套，大家总要相戒，不要上他们的当才好。
　　我好像觉得通俗的科学杂志并不是那样容易的，但是我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想，所以对于它觉暂且无论什么全不能说。
　　我对于通俗的小日报有许多的话要说，但因为限于篇幅，止好暂且不说。等到下一期，我要作一篇小东西，专论这件事，到那时候，还要请你指教才好。
　　　　　　　　　　　　　　　　　　　　　　　　徐炳昶。三月三十一日。
　　　　　
　　（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四月三日北京《猛进》周刊第三、五期。
　　（2）旭生　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河人，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猛进》周刊的主编。
　　（3）《猛进》　政论性周刊，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
　　（4）玄伯　李宗侗，字玄伯，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猛进》周刊自第二十七期起，由他接编。
　　（5）指徐树丕，字武子，号活埋庵道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明末秀才。明亡后隐居不出。著有《识小录》、《活埋庵集》等。
　　（6）“强聒不舍”　语出《庄子·天下》：“强聒而不舍者也。”
　　意思是说了又说，不肯停止。
　　（7）“戊戌政变”　一八九八年（戊戌）光绪皇帝采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的主张，于六月间开始，任用维新人士参预政事，颁布新法，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强烈反对，于九月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害维新运动领袖谭嗣同等六人，并通缉康有为、梁启超，废除新法，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历史上称为“戊戌政变”。
　　（8）《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关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并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