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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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只不过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参与政治的权臣也不仅王导一家。准确地说，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　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
　　晋武帝大惊失色：这也太过分了吧？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陛下还不如他们。
　　晋武帝只好解嘲说：他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直臣。
　　刘毅说的是实话。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这样描述说：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中充满奔走之士，朝廷里不见让贤之人。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目标：一是名，二是利。
　　高级士族如此，寒门庶族亦然。
　　比如贾充。
　　贾充就是导致“八王之乱”的那位贾皇后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则是贾逵。贾逵是坚决捍卫曹魏政权的。当时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懿就是因为梦见贾逵变成了厉鬼，才吓得一命呜呼，可见贾逵立场之坚定，之鲜明。
　　然而贾充却成为司马家族的帮凶，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里。当时曹髦因为不满大权旁落，率领亲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并无一人胆敢上前。贾充却大喝一声说：相公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在此时吗？
　　于是曹髦被杀。
　　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无论儒家伦理和帝国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当司马昭召集会议讨论善后时，大臣陈泰就明确表示：只有腰斩贾充，或许还能平息民愤。
　　司马昭问：还有第二方案吗？
　　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第二章　人物
　　英雄与奸贼
　　身败名裂的王敦是东晋第一叛臣，也是东晋第一英雄。他的气焰嚣张，他的飞扬跋扈，他的镇定自若，他的睥睨一切，都让后人极为向往。　沉默良久之后，许劭回答了曹操的问题。
　　这时的曹操还是年轻人，许劭则早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评论家，每个月的初一都会对当时的人物发表评论，叫“月旦评”（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许劭点评过的立即名闻天下，难怪曹操要去见他。
　　然而身为名士的许劭，却看不起这个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则使出浑身解数，用近乎耍无赖的办法逼许劭表态。万般无奈之下，许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据说，曹操竟欢天喜地而去。
　　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籍籍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