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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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国际政商领袖的职业生涯，就是从BizChina开始的。节目在海外播出，让我比同龄人更容易出现在一些国际化的“人才探寻雷达”上，获得一些所谓的“荣誉”，原因不外乎此。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所谓“大人物”也是普通人，距离他们越近，越觉得名利不过是光环而已，人生幸福与否，重点不在于此。
　
　　　　2003年，经济频道节目改版，我开始在一个全新节目《全球资讯榜》中兼任主持人，身份是“借调”。刚一去，就有同事善意提醒我：“小芮，你用中文播新闻时，嘴皮子显得不太自然。”这的确是个需要克服的难题。英语和中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咬字吞音、声音位置都不一样，气息控制、重音处理和断句习惯也不尽相同。
　
　　　　很多观众知道芮成钢这个名字，就是从《全球资讯榜》（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没有了）开始的。在这一年中，我的精力和体力透支都到达极限。每天两档直播节目，白天说中文，报道国际资讯，晚上说英文，传播中国声音，在两种状态中来回切换。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实践，而后至今，我将“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说明中国”作为自己一生都要做的事，无论身在何方。
　
　　　　我对新闻的理解如果用一句古诗来概括，应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因如此，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各个媒体因为持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关注对象，才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报道内容。
　
　　　　2008年9月，雷曼兄弟濒临破产，山雨欲来，《经济半小时》和《经济信息联播》准备联手打造一个特别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我们的初衷是做一个负责任的电视财经媒体分内的事情，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资讯、更多的角度。意外的是，这档节目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为央视财经频道增加了40％的观众，给中国人做了一次关于金融和经济的知识普及。
　
　　　　对于我和我的同事，那是一段特别的日子。观众每天在荧屏中看到的是我，背后是同事的默默支持，他们每天很早就开始开策划会，24小时连轴转，很多人干脆住在台里。
　
　　　　我的付出远远不算最多，白天做一些专访，晚上做直播，但我却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一些好处：第一，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名字，以后订机票或酒店，可以省却一些麻烦，以免被念成姓肉、姓丙或者姓内；第二，《直击华尔街风暴》102天的连续直播，对于我的专业素质，是一次强化提高。
　
　　　　节目每天直播135分钟以上，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承担着很重的任务，不断接收和整理信息。在观众看来，似乎和录播没有太大区别，一切都早已安排好。其实就在我的正上方，导播室像厨房一样乱成一团。所有人都在焦急地大喊：“出来没有！”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请他们把门关上。好在，我有过多年直播经验，还算懂得如何自我调节，处变不惊。
　
　　　　直播之“乱”，在于随时调整内容，比如20：45节目正式开播，但5分钟或10分钟以后播出的内容都还是未知数。镜头随时可能切到欧洲或美国，与央视驻欧洲记者站、美洲记者站、日本记者站实时连线。我们还独创了“华尔街观察员制度”。每一场直播都有惊险发生，技术问题也是在所难免。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就是世界上所有新闻媒体的工作常态。

23、幽默赢天下
跟西方社会打交道，得到他们的信任和认同，靠的是各种游说和演讲。奥巴马，五年前的一个“大居委会主任”（munityOrganizer，原意为社区活动家），五年后当上总统，一路上全凭一张嘴说。说服自己党内成员推举他，说服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他，说服别人希拉里不如他，直到今天，还在不断说服美国老百姓相信他。
　
　　　　西方人习惯的语言风格之一是幽默。高级的幽默需要睿智，也需要自信和气量。在华盛顿，政治圈的朋友之间开玩笑会说：“你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据说这话的出处来自中国。在外交场合，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的感情特别容易受伤害。
　
　　　　几年前，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中国外交论坛”与网民交流，一位网友问他：“如果别人说你长相不敢恭维，你怎么想？”他从容回答：“我的母亲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她是一位山东农村的普通女性，曾给八路军做过鞋。她对我的长相感到自豪。”
　
　　　　幽默的李外长，感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个小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设想如果是在国际场合，这样的回答能给中国加多少分？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儿子2008年5月从耶鲁毕业，他应邀出席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我儿子毕业前夕，一个社团邀请他参加裸体聚会（NakedParty）。”观众大笑，布莱尔故意停顿了一下，“在这里，我要感谢耶鲁社团对他发出这样的邀请，也感谢我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去。”
　
　　　　陆克文也很幽默。2008年访华期间，他在北大全程用中文演讲，开场白就是：“女士们，先生们……学生们，你们为什么都在这儿呢？不上课？功课都做完了吗？”台下那些被学校组织来捧场、肩负着“提问任务”的学生哈哈大笑。紧接着他又说：“校长刚才说我能说流利的汉语，这是客气话，我的汉语越来越差。中国有个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外说中国话。”谈到即将到来的北大110周年校庆，他又有几分顽皮：“北京大学的历史真是比澳大利亚联邦的历史还要长三年。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别告诉清华大学。”当一位同学问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他更是回答得十分地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小时候，我父亲每年都订《讽刺与幽默》，我是看着它长大的。边看边笑，笑过后还有回味。于是我知道，除了拉近距离，幽默对于化解尴尬也是最好的方式。
　
　　　　纽约有家著名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国家领导人访美时经常下榻于此，1896年李鸿章访美也是在这里接受了《纽约时报》等媒体的专访，在好莱坞电影里，只要有关于纽约的场景，几乎都会出现这家酒店。
　
　　　　一次，耶鲁CEO峰会在这里召开，云集了全美国的媒体大腕儿，比如时代华纳全球CEO、《华尔街日报》主编等。论坛主持人杰佛瑞·桑尼菲德（JeffreySonnenfeld）是耶鲁商学院副院长，也是我的老师和好朋友。他不经商量就把我也推上了台。好在美国人不讲究长幼尊卑的序列，我这个混入一群大人物的小记者，倒也不算突兀。
　
　　　　那天的话题是媒体与经济。进行到一半时，主持人突然向台下一位美籍华人提问：“你知道芮成钢先生的老板是谁？”
　
　　　　我愣了一下，怎么把话题扯到我头上来了？
　
　　　　那人回答：“CCTV。”
　
　　　　主持人步步紧逼：“CCTV的老板是谁？”
　
　　　　“中国政府。”
　
　　　　“你认为一个在政府掌管的媒体里工作的人，能算是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吗？”
　
　　　　“No！”
　
　　　　“成钢，你的同胞不认为你是新闻工作者，”他突然把矛头转向我，“对此你怎么看？”
　
　　　　美国主持人都是这样，最会挑逗群众斗群众，而且任何夸张离谱的问题，观众也不觉奇怪。当时现场空气变得有些紧张。这时候，我当然也可以愤然离席，说你严重伤害了中国记者的感情，但是没必要。观点不一样很正常，何况他并无恶意，只是一种职业习惯而已。我想不妨先幽默一下。
　
　　　　于是我语重心长地说：“Jeff，我这次到纽约，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美元贬值，我来抄底买点儿便宜货，顺便帮你们拉动内需，没想到来帮忙也会中枪。”
　
　　　　话音刚落，一片笑声。我再有理有据地展开我的阐述。
　
　　　　“你是否认为我是新闻工作者并不重要。我觉得我是，我的同事和喜欢我的观众觉得我是，这就够了。正因为这样，我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过多解释，但我可以谈谈我对新闻的理解。”
　
　　　　我决定要振聋发聩一下，开始依照我那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理论讲我对新闻的理解。我引经据典，从唐诗宋词讲到欧美文学史，从“真相”讲到“事实加角度”……我看到不少观众频频点头，说明传播效果还不错。
　
　　　　但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当我滔滔不绝讲完，台下又有人发问：“中央电视台是不是政府宣传的喉舌？”
　
　　　　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我想了想说：“中央电视台约等于共和党执政情况下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台。”
　
　　　　共和党是前总统布什隶属的党派。布什就任期间，福克斯新闻被部分人认为“偏向共和党”，少数美国精英阶层还会拿它开开玩笑。
　
　　　　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们比他们要好点儿。”
　
　　　　这样一说，台下爆笑，意思也到了。

24、行动克服恐惧
一次我采访“皇家壳牌集团”时任全球CEO范德伟（VanDerVeer），一见面就对他说：“10年前我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过你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司徒慕德（MarkMoodyStuart）先生，他那时刚跟朱镕基总理结束会谈。”这种情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并不少见。要不是当时石油价格剧烈波动，世界经济充满变数，面对范德伟先生我恐怕找不出什么新鲜话题，还是10年前的那点儿事。我估计他也感到意外，这小子，看起来挺嫩，还采访过司徒慕德？
　
　　　　作为财经记者，很多财富500强公司的全球CEO连续几任都接受过我的采访。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采访大人物时，怎么消除自己的紧张感。我说，当他走进演播室，在我对面坐下来，我就请他“向左挪一点”，“向右偏一点”。等他听话地调整好位置，我也就不紧张了。这当然只是开玩笑。
　
　　　　事实上我这人很不容易放松，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一说“上台”我就紧张，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我发现，无论面对的人多资深，多大腕儿，来到演播室，都可能比我更紧张，毕竟这不是他熟悉的环境。而这种事经历越多，经验也越多，行动是克服恐惧最好的办法。更重要的是，时间一长，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领导也是人，今天是总统首相，明天也许就是百姓平民，用不着因为他们的头衔紧张。
　
　　　　在国外，资深记者都是白发苍苍。我最早当记者的时候，曾经担心自己太年轻，别人不屑于接受我的采访。所以我很注意穿着。那时很流行三粒扣西装，但我只穿两粒扣的，里面是白衬衫，打紫红色的领带，把自己打扮得跟美国共和党保守议员似的，并且刻意使用比较传统的英语措辞，借此和他们缩小年龄上的差距。
　
　　　　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单件西装上衣Blazer非常流行，又称运动休闲西装，有很强的可搭配性。为了强调它并非套装中的上衣，它的扣子很讲究，一般是黄铜金属扣。藏蓝色Blazer可以随意搭配卡其色休闲裤或牛仔裤。在西方，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半休闲装扮，我的很多采访对象都是如此穿着。我也时常选择Blazer，倒不是非要和别人穿得一样，而是想让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更像一伙人（其实我是另一伙的），容易接受。如果我在穿着上与他们风格迥异，他们可能会琢磨：这人看上去怎么这么别扭？由此就分散了注意力。对我而言，采访可能只有10分钟时间，实在耽误不起任何1秒。
　
　　　　当然也并不是穿得一样才能和他们套上近乎。我在采访渣打银行全球CEO彼得·桑兹（PeterSands）时，注意到他戴着一块Swatch手表，于是第一句话就问他：“你的表是女儿送的吗？”他很惊讶，又感到亲切，笑着告诉我是的，又问：“你怎么知道？”其实理由很简单，这是一个年轻人喜欢的品牌，造型又比较可爱，一定是女儿买的。他显然尊重孩子的感情，也无须外在的奢侈配饰来证明自己。
　
　　　　我见过的最不讲究穿着的是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和伊郎总统内贾德。据说前者还是世家子弟，衣服好像是从沃尔玛超市里拎来的。后者在出访外国时，居然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就去检阅三军仪仗队。有时候西方政治家并非不懂Dress　Code，似乎是刻意透过不讲究的穿着表示一种和老百姓的亲近。
　
　　　　我们其实也可以不追求品牌，但着装的细节规则必须注重。有些人衬衫领围偏大，恨不能塞进一个拳头。西装不够合身，衣袖和裤腿都偏长，脚面上堆着好几个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