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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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消息能让日本人气到吐血。当初日本邀请德国观察团观战的初衷，既不是请他们来做军事顾问，也不是为了给他们看笑话，目的只有一个，博得德国元首希特勒赏识，以便及早促成日德军事同盟的实现。
可是事与愿违，此举起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效果。德国人不来看，还以为日军有两下子，看过之后，才知道日军连半下子都没有。
观察团每次发回国的报告千篇一律，把处于“一战水平”的日军贬得一钱不值，说到精彩处，甚至可编成一部笑话集。
比如，日军以勇猛自诩，指挥官往往身先士卒，报告中对此莫名惊诧：高级指挥官不在后方指挥，竟然和部队一起冲锋，这完全是“缺乏必要军事指挥常识的愚蠢蛮干”。
日军当宝贝一样的坦克部队及其战术，笑得德国人的牙掉了一地：完全失败啊，日本人没几辆坦克，而就为了爱惜这些破坦克，居然使用步兵掩护坦克，并用骑兵向苏军坦克发起“愚蠢的进攻”，大家能想到世上还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战术吗？
德国人眼中的“不可思议”，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他们一直是在垃圾堆里搞装修，制造坦克需要原料、金钱和时间，士兵只要一张明信片就能招来一群，你说哪一个更宝贵？步兵掩护坦克，天经地义，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这是日本的国情，不是德国的，观察团毫不客气地指出，日军的战斗力非常薄弱，德国跟这样的国家结盟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因此在对日外交上应“格外谨慎”，不可与日本过分亲密。
纳粹元首尽是一些势利货色，希特勒在收到报告后马上作出决定，不再带日本这个笨手笨脚的小朋友玩了，日本政府要求军事结盟的请求遭到明确拒绝。
德国对日本的不义气，等于给朱可夫卸下了包袱，一旦他们发动反攻，苏军在欧洲方面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
朱可夫听到的另外一个好消息，则与兴安骑兵师有关。
兴安骑兵师隶属于兴安军，兴安军共有四支警备军，其中就包括在诺门罕弄出事端的兴安北警备军。
各警备军都属于站岗放哨的治安部队，后来便计划从四支警备军中抽调主力，编成具有野战性质的兴安骑兵师（又称兴安师）。
兴安师下辖三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迫击炮团。该师为甲种编制，一般警备团只有四个连，它每团有五个连，其武器配备仅次于正规日军，在当时的伪军中，属于第一流装备师。
从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开始，关东军司令部便下令兴安师参战，并额外配属了兴安军官学校教导团，使这个师由五个团增加到六个团。
参战的兴安师被列入河东兵团，由战车团长安冈正臣统一指挥。在河东战场上，他们主要负责与蒙古军骑兵第8师（骑8师）作战，一度占领了对方所控制的诺尔台高地。
但是好景不长，苏军通过坦克大战，击溃了河东兵团的主力，从而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兴安师。
兴安师起初能从骑8师身上占到点便宜，只是低水平线上的较量，其实这个师内部问题一大堆，最大的问题就是成立时间太短。
兴安师从师长、参谋长，到团连甚至是排的军官，大部分是日本人，也就是说，在指挥上它属于“皇军系统”，“伪军”只分布于士兵和少数下层军官阶层。这样，军官要从不同编制的日军部队中抽调，士兵也来自各警备军，因编组过于仓促，彼此缺乏必要的磨合，直至出征前，官兵之间还是互不相识者居多，有的士兵连本团团长或本连连长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出征的骑兵还没有军马和鞍具，炮兵则缺乏驮马和挽马。到了前线，安冈一看，光着屁股怎么打仗？这才赶紧派人去海拉尔等地方购买马和鞍具。
买来的马尚未到士兵之手，路上就遭到苏军飞机的连续轰炸扫射，损失了一百多匹。剩下来的，有一半以上均为没有调教训练过的生马，与实战的规格和要求相去甚远。
来不及集中训练的还有士兵，因为没有经验，当苏军进行猛烈炮击时，士兵竟然不知道要深藏战壕，老是喜欢探头探脑地出来瞧热闹，结果不少人的脑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热闹掉了。
在苏军第36摩步师和装甲兵团的配合下，骑8师发起反攻，兴安师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差点被全歼。在小松原派第23师团接应后，残部才得以撤了下来。
兴安师至此再无能力投入进攻，只能在侧翼警戒阵地担任掩护。尽管如此，这个倒霉的伪军骑兵师终究没能逃脱厄运，在苏军发动的“八日攻势”中，他们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参战一个月，全师三千余人仅剩下不到三百人，重武器损失率达百分之百。
损失的那两千多人并非全是战死或负伤，其中的一千多人都逃了。苏军摧枯拉朽式的火力攻击，毫无疑问是导致逃跑的主要原因。蒙族兵不像日本兵那样纠结，反正是替人打工，也没有什么“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顾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想逃就逃。
另外一个原因，是日军在诺门罕的物资非常紧缺，僧多粥少，偶尔有那么一点好吃的好喝的，蒙族士兵什么也分不到，日本军官却可一人得双份，他们还为此编了个理由，说是“我们日本人生活水平高，你们蒙古人不习惯吃喝”。
蒙族士兵经常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境地，都是爹妈生父母养的，一想，我们连白菜叶子都吃不着，干吗去替你们操那卖白粉的心，不如遁去。
就像破了洞的容器一样，士兵或单独行动，或集体逃亡，今天走了三五个，明天跑了百八十，最后就连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那不到三百人，转眼间也逃散大半。
当然也没全跑，还剩三十一人，里面除去三十个日本人，只有一个是蒙族人——这个蒙族人从小在日本长大，自己也以为自己是日本人了。
即便不崩盘，以兴安师的那点实力，朱可夫也不用太过在意，他重视的是兴安师原来的设防位置，因为那里藏着他的破敌之道。
第九章 玉碎还是散花
时钟定格在1939年8月20日，这就是苏军大反攻的起始时间，比关东军计划中的“第四次诺门罕战役”整整提前了四天。
日子是朱可夫特地选定的。当天是星期天，按照苏军要过冬，短期内不会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预判，日军前线实行了星期休假，将校级军官有一半轮流去了海拉尔。包括第6军司令官荻洲在内，前沿日军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军官缺员。
凌晨2点45分，朱可夫将准备投入反攻的命令传达到一线连队，这时对面的日军阵地仍然是一片沉寂。
也难怪，白天有大炮和坦克联手攻击，晚上有袭扰机和蚊子作祟，除了在海拉尔休假的那帮特殊阶层，战场的士兵，可以说谁都休息不好，常常是“刚刚迷糊过去，梦做了一半天就亮了”。
趁天还没亮，能迷糊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5点45分，前线日军的迷糊劲还没过去，苏军重炮兵就突然发作，先前迎战中已暴露炮位的日军高射炮阵地首当其冲，成了他们发泄的对象。顷刻之间，阵地内的防空指挥部、高射炮、高射机枪全都遭了殃。
重炮的示威，是要为另一个主角的出场揭幕剪彩。
随着空中马达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云层后现出苏联空军的出场阵容，一共是150架sb轰炸机和100架战斗机。它们对侥幸逃过重炮的防空设施进行了逐层“补课”，在此之前，部分苏军火炮还向射击目标施放了烟幕弹，以增强空袭的准确性。
在重炮和空袭的轮番重击下，三十分钟以后，日军高射炮、观测所、通讯站被全部击毁，防空力量进入了死寂状态。
冰淇淋配川味火锅
灭掉高炮之后，苏军兴趣点转移到日军地面部队身上。各种规格的炮弹像下雨一样呼啸着向日军阵地飞去，在各个阵地上四处开花。
到这个时候为止，日军尚不知道对方要发动大反攻。松本还在2号阵地上瞎琢磨：以往苏军总是采用立体协作的炮击战术，即迫击炮打背面，坦克炮打正面，今天怎么打完迫击炮，不打坦克炮了？
当时山县联队主力已转移至巴尔夏嘎尔高地，左思右想之后，松本推测可能是这个部署被苏军看穿了，觉得2号阵地上没多少兵力，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把坦克部队调到主阵地上去了，以节省坦克炮弹。
可怜松本还以为苏联人和他们一样，也在束紧裤腰带使用弹药呢，殊不知人家炮弹有的是，压根儿就不用省。
苏军炮兵和空军形成默契，地面炮击结束，马上就是空袭。在大批战斗机的掩护下，sb轰炸机每批20架，排着队轮流在日军阵地上空投弹。之后，再换炮兵射击。
冰淇淋配川味火锅，那味道真是够爽够痛快。在苏军连续猛烈的轰炸下，日军的前沿高地几乎变成了一座座火焰山，战壕或被震坍，或被直接炸平，弄得士兵连个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往往因缺乏掩蔽而被炸得支离破碎。
一名日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炮弹遮天盖地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测所用尽一切办法，努力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结果，因为还有轰炸机在轰炸、战斗机在扫射。”
大炮是找不到一点对付的法子，那么飞机呢，航空兵们都死哪里去了？
步兵联队长们这才想到他们自己也有飞机，不禁指着天空大骂起来。
天空早已被苏联空军肃清，飞行集团连能够出战的完整战队都凑不出来，从中国关内紧急征调的第64战队此时尚未到达战场。
轰炸无休无止，没有哪一天的炮击时间有这么长。蜷缩在战壕里躲炮弹的松本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开始怀疑苏军是否要发起反攻了。
答案是肯定的。
8点30分，朱可夫向前线部队发布加密命令，规定15分钟后正式动手。
8点45分，经过新一轮空袭，天空升起红色信号弹，反攻正式开始，日军阵地首先遭到攻击的不是正面，而是两翼。
日军不把情报和后勤当回事，朱可夫却高度重视这两个环节。
要在诺门罕地区搜集情报，本身具有较高难度，一来这里没有常住居民，二来，日军警戒严密，小股侦察兵很难渗入日军防御纵深。
朱可夫的办法，除了凭借绝对制空权，用飞机侦察地形外，另外一个重要手段，是审问日俘。
日本兵平时深受“武士道”教育（也可以说是毒害），同时他们还经常被告知，在战斗中绝不能做俘虏，不然不仅会遭枪毙，而且还要遭到非人的折磨，所以战场上的日本兵很少肯投降或被俘，就连松本这样的非战斗兵，也从未设想过束手就擒的一天。
可是苏军在诺门罕战役中抓到了很多俘虏，这也与前线日军士气低迷有很大关系。
有一名日军侦察兵被派到哈拉哈河边的芦苇丛中监视苏军，可是人派了，东西忘了给——蚊罩和手套。
哈拉哈河边的蚊子那简直是猛如虎，为了不被发现，监视时还不能有动静，这家伙只好坐在岸边，任由蚊子叮咬，一动不动地熬到天亮。
天亮后苏军侦察兵发现了他，被蚊子叮得面目全非的日本兵已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听到喊话，便乖乖地举起了手。
为了从俘虏口中套出情报，朱可夫亲自进行审讯，并让人给这位日本兵端来半杯伏特加酒。
俘虏在接过酒杯后的第一句话，让朱可夫感到无比惊讶：“请您先尝一口，我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而且他还有一家百货店，需要我去继承。”
朱可夫和苏军翻译都觉得十分好笑。翻译说，按照你们日军的士兵守则，成为俘虏是羞耻的，也是难以忍受的，你们在被俘时就应该口喊天皇陛下万岁而英勇自杀啊，怎么还会担心中毒呢。
俘虏苦笑了一下回答：“父亲命我活着回家，而不是死了回家。”
通过审问日俘，朱可夫获得了大量情报，但俘虏兵往往只了解一个局部，或者是自身所在部队的状况，同时这些情报及相关细节是否全部属实，也需要作进一步验证。
反攻发起之前让关东军摸不着头脑的“八日攻势”，实质上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火力试探。通过“八日攻势”，朱可夫从南到北，把日军三十多个阵地的虚实又全都打探了一遍。
“八日攻势”成了促使兴安师溃散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本来在朱可夫预料之外，但它进一步证实了情报中最有含金量的那一部分，即日军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兴安师的驻守区域，也就是日军防御侧翼。
兴安师溃散之后，荻洲无法迅速用其他部队进行接防，则说明日军一个萝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