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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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束，美国不得不在伊朗孤注一掷，按照自己的规划改造这个国家。“这一冒险收到了巨大的回报，可能超过其他任何接受美国类似赞助的发展中国家”。该报告充满信心地预测：伊朗已经上了正轨，马上将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还会超过许多欧洲国家。
　　　　只有极少数人对此表示怀疑，其中就包括年轻的学者威廉？波尔克（William　Polk），他被肯尼迪政府找来为外交政策提供建议。他警告说，如果伊朗国王不进行政治改革，伊朗将会出现暴动甚至革命；而一旦爆发动乱，警察早晚会向抗议人群开火。反对国王的人现在正团结在“伊朗强有力的伊斯兰组织”之下。
　　　　波尔克的看法完全正确。然而在当时，更重要的似乎是继续支持这一反共盟友，而不是强迫他放下权力。随着伊朗国王推出越来越多劳民伤财的计划，事态变得愈加严重。巨额资金被投入到军备上：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伊朗的军备开支从1963年的2。93亿美元增加到73亿美元，结果使得伊朗跻身世界上空军和陆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列。伊朗军力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提升，部分要归功于美国的军事援助和低息贷款（这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大部分装备都购自美国的军火承包商）。此外，石油收入也是伊朗发展军备的主要资金来源：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商形成了垄断联盟，以此确保收益最大化。
　　　　为了统一协调石油生产国在公开市场上的供应量，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成立。该组织允许创始成员国——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内瑞拉——通过控制产量进而操纵价格，达到整合各国利益、提高石油收入的目的。这是诸石油国十分明智的一步棋，它们一方面试图夺取西方公司的权力，一方面又能迫使西方政府向它们提供更多的政治和资金支援。
　　　　OPEC通过深思熟虑的策略有效地削弱了西方的影响力。后者希望为国内市场提供廉价充足的能源供应，这与那些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渴望获得最大收入的国家完全不同。然而，OPEC的背后似乎可能是桀骜不驯的领袖摩萨台、民粹主义煽动家纳赛尔和卡塞姆的拥护者，以及在伊朗以霍梅尼为代表的逐渐增多的反西方人士。这些人共同的目标是使他们的国家摆脱强大的外部干涉。OPEC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但它却联合了众多国家，使它们行动一致，这是将政治权力从欧洲和美国手中夺回来的关键步骤。
　　　　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庞大的石油储量，加上不断增长的全球需求，使得该地区的东西方力量在20世纪中叶又一次恢复了平衡。这种改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当纳赛尔在1967年把军队开进至边境并准备发动进攻时，以色列人着实吃了一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两国的支持下，停止了向英国和美国的石油运输，因为英美两国与以色列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随着精炼厂和输油管的关闭，噩梦开始笼罩在西方人头上：能源紧缺、油价飞涨，全球经济受到威胁——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不过，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糟糕，因为以色列的空袭让纳赛尔的进攻计划胎死腹中。阿拉伯军队在这场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　“六天战争”中遭遇了一场迅速而彻底的惨败，将纳赛尔从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美梦中拉回到现实。有着西方技术和政治支持的以色列，被证明是一个强大的敌手。看来，无论是西方国家本身，还是他们在中东地区安插的傀儡国，都没有到束手就擒的地步。
　　　　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列强一直在争夺控制这片位于地中海和中国印度之间的地区。到了20世纪，西欧丧失了它们的地位，并把接力棒交到了美国人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促成了美国的独立，如今这个国家将担负起继续控制这一世界中心的任务。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挑战，一场新的大博弈即将展开。
　　　　
　　　　第二十三章
　　　　
　　　　霸权之路
　　　　1967年的战争是一次示警，是一次力量的展示。对西方来说这是一个信号，标示着今后继续在这一世界心脏地区保持地位和影响力将会越来越难。而对英国来说，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1968年，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宣布，大不列颠将全面放弃苏伊士以东地区的防务，包括波斯湾。如今该轮到美国——这个欧洲帝国时代的幸存者和继承者——担负起保持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任务了。
　　　　然而，面对这个各方势力交织、局势复杂多变的地区，美国人遇到的阻碍可想而知。例如，伊拉克在1961年以未被开发为由收回了大面积的油田，而这些油田曾在三十年前租借给了由西方生产商组成的财团。当总理卡塞姆被罢黜并且在摄像机前被处决后（目的是“让全世界都看到”），巴格达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了。新政权非但不愿妥协，还宣称它正领导着“一场将阿拉伯国家从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和石油巨头的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并且在一夜之间提高了巴尼亚斯（Banias）输油管的使用费。
　　　　苏联很高兴见到这一切。在中东地区的转变和反西方情绪高涨的背后，都有着苏联人小心翼翼的身影。一份中情局的报告指出，自1967年的阿以战争以来，苏联人“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将其军事影响扩张到这一俄罗斯人素来关注的地区”。苏联非常渴望填补（西方）留下的空白，并着手建立从地中海到兴都库什山脉、从里海到波斯湾的关系网络。
　　　　为了赢得这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一些微小的进展也被宣传成重大胜利。例如在苏联向伊拉克鲁迈拉（Rumaila）油田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之后，俄罗斯《消息报》（Izvestiya）大力宣扬“阿拉伯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并针对性地强调苏联是多么希望促进“阿拉伯地区国有石油工业”的发展。相反，该报接着说道，西方“控制阿拉伯石油的计划正在破产”。
　　　　在20世纪60年代，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开始明显扩张，超出了亚洲中部。60年代初，苏联对古巴革命的支持以及在该国部署核弹头的计划险些酿成战争。经过双方在海上的摊牌后，苏联最终没有选择强行突破美国海军舰队的包围圈，而是撤回了潜艇。在远东地区，二战结束后的朝鲜半岛爆发了南北对抗，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入侵又引发了越南战争，这让美国陷入了代价巨大的战争泥潭。美国政府宣称这是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极权势力的对决。但是大量地面部队官兵的英勇献身没能赢得民众的认可，对越南不断加深的幻灭感在美国引发了反主流文化的运动。
　　　　在东南亚事态恶化的同时，莫斯科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试图利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人的敌意。这种敌意非常强烈，霍梅尼在1964年宣告：“我们要让美国总统知道，在伊朗人民眼中，他是最令人厌恶的人类。”与美国决裂的不仅有敌对派领袖、宗教人士和民粹主义煽动者，连邻国伊拉克的总统也开始称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商为吸血鬼。巴格达的主流媒体将西方形容为帝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干脆就是“犹太帝国复国主义者”。
　　　　尽管存在这些敌意的表述，但是该地区对西方的态度并不都是消极的。事实上，人们对美国和英国的憎恨，并不是因为它们插足了地中海以东国家的事务，也不是因为它们纵容了腐败统治者中饱私囊的行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全新局面的必然结果：一个被边缘化了若干个世纪的地区，正在因其地下蕴藏的自然资源以及居高不下的需求而再次兴起，于是，摆脱外部利益和势力约束的愿望和野心变得愈发强烈。然而讽刺的是，这也导致该地区成了一座新的战场，超级大国们在这里相互较量、寻找对方的弱点，从而展开了一场新的“大博弈”。
　　　　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很高兴能够获得优惠贷款以购买苏联的武器。莫斯科还派出高级顾问和技术人员协助它们建造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包括位于波斯湾的伊拉克乌姆卡斯尔（Umm　Qasr）深水港，以及六个军用机场。美国情报人员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基地将使得“苏联海军能够出现在印度洋”。
　　　　打造自身的联盟和关系网，这是莫斯科对抗美国计划的一部分。二战后，美国人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众多据点，以保障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安全，同时监视苏联的活动，甚至建造先发制人的进攻基地。现在，苏联人也在复制这一策略。60年代末，苏联在印度洋重新部署了军舰，以支援苏丹、也门和索马里，它们的革命党派在莫斯科的耐心扶植下已经取得了政权。苏联令人羡慕地获得了亚丁（Aden）、摩加迪沙（Mogadishu）和柏培拉（Berbera）等一系列据点，并因此拥有了封锁苏伊士运河入口的能力。这对美国政策制订者来说无疑是个噩梦。
　　　　中情局密切关注着苏联在整个印度洋（包括东非和波斯湾）的动向。后者正系统性地援助这一地区的渔业、农业和其他产业，包括训练渔民、更新港口设备，以及以极优惠的价格出售或出租渔船。作为回报，苏联被允许随意进出伊拉克、毛里求斯和索马里，并获得了亚丁和萨那（Sana？a）等港口的使用权。苏联在伊拉克和印度身上也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苏联在60年代向新德里提供了超过后者海外军事采购量四分之三的武器装备，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继续增加。这些出售的装备里有莫斯科最精密的武器，包括环礁（Atoll）导弹、冥河（Styx）导弹、米格…27和米格…29战斗机，以及最先进的驱逐舰。印度还得到了特别照顾，获准生产苏式军用飞机，而来自中国的同样的请求则遭到了拒绝。
　　　　该地区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如何左右逢源，这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在阿富汗，一个新造的词被用来形容让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来支援自己的策略：bi…tarafi，字面上的意思是“不选边”，这成为了阿富汗外交政策的一个原则，试图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取得平衡。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在1973年出版的经典报告中所指出的，苏联和美国都为阿富汗军官提供了留学接受正规训练的机会，以便美苏可以与这些未来领导人联系和纽带，但当他们回国之后，就会交换各自所学的内容。这些被选中的军官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美国和苏联都不是各自宣传工具中所描绘的天堂。”被送到国外的军官们没有被改造成新人，相反，他们的普遍选择是回国，并坚信阿富汗应当保持独立。
　　　　在伊朗也有类似的情况。只要有听众，伊朗国王便会吹嘘说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救星。“我靠着非凡的洞察力拯救了伊朗，”他对采访者说道，“我的统治挽救了这个国家，这是因为真主站在我这一边。”当被问到为什么没有人敢在德黑兰的大街上提及国王的名字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现象可能与维持其极权统治的暴力机构有关。“我猜”，他说道，他们不谈论国王也许“是出于尊敬”。
　　　　这种典型的自欺欺人的心态还蔓延到了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上。“共产主义者图谋不轨，”伊朗国王轻蔑地表示，“共产主义者不是政治犯就是刑事犯……他们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然而，几乎就在下一秒，他又大声宣称伊朗乐于“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这正反映出冷战时期，这些位于亚洲屋脊的国家都试图在美苏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伊朗国王凭借经验知道，激怒北方强大的邻国会招致严厉的反击。因此，最好的策略就是在与莫斯科如胶似漆的同时，接受美国和西方的支持。他很高兴与苏联达成一系列购买榴弹发射器、高射炮和火炮的协议，并允许苏联的技术人员协助建设伊斯法罕的钢铁厂。
　　　　虽然这种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反映出这一地区国家的艰难处境。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都会立即引起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反应；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疏远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容易给反对势力可乘之机。1968年伊拉克的一场政变，使得苏联人有机会加强他们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努力维系的纽带。现在，这些努力收获了成果：1972年，双方签署了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在伦敦看来，这完全等同于正式的“与苏联结盟”。
　　　　此后，苏联的政治触手不断延伸，这让华盛顿非常焦虑。1971年，莫斯科与印度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和平、友好及合作协议，苏联将向印度提供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