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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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英国人根本没有这个打算，也没有实力去履行承诺。然而从1915年初，当局势向着不好的一面发展时，英国人决定欺骗侯赛因。这部分是因为在欧洲战场上无法速战速决，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奥斯曼帝国终于开始摆出与英国在波斯湾的对峙姿态。同样令英国担心的是，土耳其人还对埃及虎视眈眈，并且威胁到了苏伊士运河。东方来的船只如果不能够经由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那就不得不多耗费几个星期的时间绕非洲航行一圈。为了转移土耳其人的物力和注意力，英国人决定在地中海东部登陆并开辟新的战场。因此，只要能够减轻协约国军队的压力，英国便愿意与该地区的任何势力做交易，况且许下一个要很久以后才会履行的、不切实际的承诺并不是什么难事。
针对俄罗斯，伦敦也在打着类似的盘算。尽管对战争的恐惧很快四处蔓延，但是英国的一些核心人物却在思考是否要让战争尽快结束。前任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担心，迅速击败德国会让俄罗斯变得更加危险，促使后者野心膨胀，从而危及到印度。此外贝尔福还听说，一个关系过硬的游说团体正在圣彼得堡试图劝说俄国人与德国人妥协——在贝尔福看来，游说成功等同于英国战败。
英国人的担心意味着他们必须确保俄罗斯对联盟的忠诚。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就是两个相当合适的诱饵，不仅可以维系协约国的团结，还能够将沙俄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来。尽管俄国很强大，但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它缺少黑海之外的不冻港。俄罗斯想要进入地中海，必须先后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两个位于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两端的狭长水道将欧洲与亚洲分开，是连接俄罗斯南部粮食产地与其出口市场的生命线。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闭使得大量小麦烂在仓库里，给俄国的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并且引发了是否要对控制着这两个海峡的奥斯曼帝国宣战的讨论。
因此，当英国在1914年底提出关于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未来归属的问题时，俄罗斯人十分高兴。英国大使对沙皇的官员们说，这是“整个战争中最丰厚的战利品”。一旦战争结束，君士坦丁堡将转交给俄罗斯，但是要保留一个“非俄罗斯领土的、供货物往来的”自由港，并承诺“货船能够在这两个海峡间进行自由的商业通航”。
尽管西部前线还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参战双方都在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而且流血和厮杀预计还会持续几年，但是协约国已经开始坐下来讨论怎样瓜分敌人的土地和利益，以及停战后如何指控德国及其同伙的帝国主义行径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战争爆发后仅仅几个月，协约国居然就在设想如何饱餐敌人战败后留下的尸体了。
用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诱惑俄国还不是最夸张的事。1915年初，一个以英国莫里斯？德邦森爵士（Sir Maurice de Bunsen）为主席的委员会被组建起来，负责对胜利之后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提出建议。其中一部分涉及到对奥斯曼的瓜分方案，并且要让目前的盟友（过去的敌人和未来潜在的对手）感到满意。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决不能让英国被人怀疑对叙利亚有任何企图：“如果我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提出任何要求的话，这将意味着和法国关系的破裂。”因为法国企业曾于18世纪和19世纪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于是，为了展现与俄罗斯的团结，并避免在叙利亚与法国人产生冲突，英国决定像最初计划的那样，从不列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建一支部队，不在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而是在达达尼尔海峡咽喉处、守卫着君士坦丁堡的加利波利（Gallipoli）半岛登陆。这是一个奇怪的登陆点，非常不适合发起大规模攻势，而且对许多登陆士兵而言也是一个死亡陷阱，他们不得强攻一个位于高处的、极其牢固的土耳其阵地。这一损失惨重的军事行动的初衷，是为了控制连接欧洲、近东和亚洲的交流及贸易网络。
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未来已经安排好，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中东问题。在1915年下半年及1916年初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自大且听命于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的议员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与傲慢的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ois Georges…Picot）瓜分了这一地区。两个人划定了一条分界线，从阿卡（位于今天以色列的北端）向东北方一直延伸到波斯的边境：法国可以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自由行事；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苏伊士运河则由英国支配。
这种瓜分战利品的做法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关该地区命运的、相互矛盾的消息传开之后。侯赛因仍然收到承诺，在阿拉伯独立和哈里发国重建之后由他出任领导人；英国首相一直公开宣称，“人们应该承认阿拉伯、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自不同的民族情况”，这似乎是对主权和独立的承诺；还有美国，英法两国不断向其保证，他们“不是为了自私的利益而战，而是把捍卫民族、人权和人性的独立放在第一位”。按照伦敦《泰晤士报》的话说就是，英国和法国满怀热情地宣称，他们心中有着崇高的目标，要为了解放土耳其血腥暴政下的人民而奋斗。威尔逊（Wilson）总统的外交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在从英国外务大臣处得知了这一秘密协定后写道：“一切都糟糕透了”，法国和英国“正在使中东变成未来战争的滋生地”。他说对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波斯发现的自然资源让英国人很清楚这里的利益有多大，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很可能埋藏着同样可观的资源。事实上，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遇刺当天，一项在该平原地区勘探石油的特许权就得到了批准。一个由土耳其石油公司领头的财团得到了这一授权，英波石油公司是其大股东，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以及促成这桩协议达成的出色交易人卡洛斯特？古本江（Calouste Gulbenkian）也获得了少数股权。无论中东地区的人们和国家得到了什么样的承诺或保证，事实真相是，在幕后设计该地区未来的官员、政客和商人的脑袋里只有一件事：确保对石油，以及将石油输送到港口并装船的输油管的控制。
德国人很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份落入英国人手中的简报文件判断称，英国有两个高于一切的战略目标：第一个是保持对有着独一无二的战略和商业价值的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第二个是守住波斯和中东的油田。这是一个敏锐的判断。大英帝国在各大陆的领土几乎覆盖了地球的四分之一，尽管这些地方有着丰富多样的气候环境、生态系统和资源储备，但仍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短板：石油。
英国的辖区内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石油储备，因此战争给了英国人一个弥补这一不足的机会。充满书生气的战时内阁大臣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写道：“唯一可能的大规模供应来自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因此，“控制这些石油供应地是战争的首要目标”。同一天，汉基在给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信中强调，从军事角度看，这一地区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英国如果要“保护美索不达米亚宝贵的油井”的话，就应该积极采取行动。
战争结束前，英国外务大臣在谈及他心中的未来时语气强硬。肢解敌人的帝国是确定无疑的，他对一些高级官员说：“我不关心我们在何种体系下占有石油，无论是永久租借权还是其他任何形式，我只知道，得到这里的石油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
这一决定及其背后的担心有着充分的理由：1915年初，海军部每月消耗8万吨石油；两年后，随着大量军舰开始服役以及燃油发动机的普及，这一数字翻了一倍多，达到了19万吨；而随着1914年机动车辆的数量从100增加到数万，陆军对石油需求的增长更为夸张；到了1916年，这一负担耗尽了英国的石油储备——汽油库存从1月1日 3600万加仑骤降至6个月后的1900万加仑，又过了4周后只剩下了1250万加仑。当一个政府委员会开始调查未来12个月的需求时，它发现，现有的库存仅能勉强支撑半年。
尽管石油配给制度的施行取得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供给问题的持续担忧还是让海军大臣在1917年春下令：皇家海军的军舰要尽可能地待在港口里，在海上的巡航速度不得超过20节。1917年6月的一次需求预估显示出事态的紧迫性：到该年年底，海军的石油储备最多还够用六个星期。
德国人发展出的高效潜艇战让事情变得更糟。英国一直从美国大量进口石油（而且价格越来越高），但是很多油轮都未能突破德国潜艇的封锁。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佩奇（Walter Page）在1917年写道，德国人击沉了“如此多的运油船，这个国家（英国）的危机可能就在眼前”。
一次使发动机转速更快、效率更高的技术革命导致了1914年后战争的迅速机械化。但是石油消耗的猛增反过来意味着，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令人不安的石油问题，成了英国外交政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一些英国决策者对未来的期望很高。在波斯东部工作而且非常了解这个国家的珀西？考克斯在1917年就提出，英国有机会牢牢掌控波斯湾，并且将俄罗斯、法国、日本、德国和土耳其永远排斥在外。因此，尽管就欧洲的战事而言，俄罗斯因1917年革命而崩溃，并且在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上台后迅速地与德国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是其他一些地区仍看到了不少希望。贝尔福勋爵在1918年夏天告诉首相，独裁统治下的俄罗斯曾经“对于它的邻国来说是一个危险；而在它的非邻国之中，我们受到的威胁是最大的”。俄罗斯的内部破裂对于英国在东方的地位无疑是个好消息。英国人终于得到了一个真正的机会，可以强化他们对从苏伊士运河到印度这片地区的控制和保护。
第十八章
妥协之路
英国人决定在波斯扶持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可靠的铁腕人物。一位波斯王室成员很快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法尔曼？法尔玛亲王（Prince Farman…Farma）。众所周知，他在伦敦股市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因此他的巨额财富也与大不列颠帝国的命运密切相关。英国人极力游说，争取把他扶上波斯首相的位置。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在1915年的圣诞夜前夕觐见波斯国王，明确地表示伦敦对法尔曼？法尔玛十分支持。他告诉国王：“在不远的将来，更换首相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考虑到德黑兰政府里存在着不少的“敌对分子”。国王被轻易地说服了：“他完全同意，并且主张立即进行任命。他承诺将敦促法尔曼？法尔玛尽快履职。”几天后，法尔曼？法尔玛准时上任。
不过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没那么顺利了，当地缺乏可供扶植的傀儡。于是英国人决定自己动手，他们从巴士拉派出了军队，并于1917年春天占领了巴格达。正如哈丁勋爵（即之前的查尔斯爵士）从伦敦写给杰出的学者和旅行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她对这一地区知之甚详——的信中说的那样，没人关心会发生什么。他表示：“我们可以从巴格达选出三个最胖的人，或者三个胡子最长的人，推举他们作为阿拉伯的统治者，这都无关紧要。”英国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牢记与占领军合作的好处的领导人。当然，这免不了大量的行贿。
然而，英国还面临着另外一些比梳理该地区未来政治架构更重要、更严峻的问题。不少英国人甚至在《赛克斯—皮科协定》墨迹未干时就已经提出对该协定进行修订。这并非出于对帝国主义秘密交易的良心不安，而是因为前海军情报机构负责人、海军上将斯雷德的一份报告，他曾经于1913年负责波斯的石油勘探项目，并且在不久之后被任命为英波石油公司的理事。斯雷德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波斯油田的使用权都不能被干扰”，而且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应如此。他补充道，有证据表明，“美索不达米亚、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半岛”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他强烈建议重新划定《赛克斯…皮科协定》中的分界线，尽最大可能将这些地方纳入英国的控制下：“必须确保对这些地区石油的所有权利，这样其他国家就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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